被忽視的日本版“文明的進程”

不同于一般的書籍，名著有著獨特的生命。如果說名著本質上是一種過去創造出的精神事物，那么讀者每一次閱讀可以說都構成了一次“復活”事件——這正是我重新閱讀日本民俗學奠基人柳田國男（1910-1977）《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中譯本為《明治維新生活史》，以下簡稱《世相篇》）的體驗。在閱讀過程中，一種全新的印象時刻盤旋于頭腦當中：這是一部被忽視的日本版“文明的進程”。一方面，與同時代出版的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1897-1990）的著作《文明的進程》廣為人知相比，《世相篇》的聲譽似乎僅限于日本國內；另一方面，《世相篇》在探討、確認日本“文明的進程”自身的得失上的價值，尚未得到恰如其分的揭示。

最初閱讀這本書的契機，源于還是學生時代的十年前，即2007年課堂上的任務。當時我的導師佐藤建二先生正參與新版柳田國男全集的編輯，那一年的研討課也就選定了柳田的一些作品。我自告奮勇，選擇《世相篇》做課堂主題報告。據說，這部作品在1931年出版當初就被視為名著；然而當時究竟聞名在何處，現在的人們并不清楚。此間的重讀，讓我約略明白了其中的緣故：與本書敘述語調異乎尋常的悠長與平靜相對，敘述的內容則時刻會在特定的方向上引發人們心靈的震動。它迫使人們停下每日匆匆的腳步而去思索：如果不依賴近代以來人們于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一些說法——諸如“自由”、“平等”、“解放”、“現代化”、“文明”、“進步”等，那么，最近一個多世紀急速的社會變遷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又該怎樣看待這種變遷？

或因擔心自己的意圖不被理解，在本書自序中，柳田特別強調了自己的觀點：“這本書是作為對長期以來傳記式歷史不滿的產物，故意不對任何名詞加以頌揚，《明治大正史》絕不是描寫英雄心胸的作品。只有遍布于國土上的普通蕓蕓眾生，其日常生活中必然會聽到見到的東西，以及普通人稍稍在心靈中探尋一下，便必然會浮現出來的思想，才會在本書中加以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文字中，柳田在表明自己的歷史觀的同時，宣告了本書歷史敘述的對象，即“普通蕓蕓眾生”（柳田多用“常民”這一說法）心靈中的事物。這種心靈事物，到底與那些因含義繁雜而讓多數普通人對其含義不明所以的大詞無關。這種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設定，顯然源于并構成了柳田獨自的文明論。

經歷了明治大正時期的社會巨變后，昭和初期的日本人對日本社會變遷中的得失，有著敏銳的感受和特定的使命感。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以來，以學習、引進、吸收并最終超越近代西方文明為主旨的“文明開化”事業一路高歌猛進，近代日本一直被視為文明的先進。這種急劇壓縮的文明化進程，為日本心靈敏銳的人士提供了豐富的反觀自身及西方的素材。正因如此，朝日新聞社以“新聞人”而非“歷史學家”的角色，主動擔當起組織編撰《明治大正史》的工作。本書為該系列的第四卷，其他卷次依次為《言論篇》《外交篇》《經濟篇》《藝術篇》和《政治篇》。如果按照一般的分類原則來看，這個《世相篇》大致相當于“社會篇”，即記錄社會生活變遷的歷史類書籍。然而這卻是典型的誤讀——本書如果僅僅停留在生活史記錄的層面，那么它除了能激發人們的懷古趣味之外，恐怕無法引發人們在心靈深處的共鳴。如前所述，只有從日本版“文明的進程”角度來看，才能再次感受這本著作獨有的生命律動。當然，柳田并未將這種“世相”書寫，即對世間普通人“生”（生活與生命）之狀態的記錄以任何意義上的“文明”命名——因為“文明”自身才是問題。

茲舉一例。柳田在書中記載了1901年的一種映入尋常人眼簾的世相：“明治三十四年的六月開始，在東京禁止跣足。主要的理由是不衛生，但實際上的動機是為了有對等條約國的體面，而暗地里做了很多的努力，在那之前稍微早些時候對裸體與袒露肌膚的取締，那是非常嚴厲的。這件事與當時繪畫與雕刻的展覽會上，必須要對最為裸露的美進行贊賞的情況，竟然是并肩發生的，實在不可思議。”（24、25頁）無需說，我們的生活經驗會告訴我們，普通人對這種世相并不會特別在意。不過，當柳田記錄并明示了其中的矛盾，并進一步指出“條約國的體面”這一文明意識與視線之后，問題就發生了轉化：這種意義上的“文明化”究竟意味著什么？

富有意味的是，埃利亞斯在其歐洲版《文明的進程》中，對身體裸露這一世相也有特別的關注。他特別轉引了一則時人的觀察：“有多少回我看到脫得光光的、只剩下一塊遮羞布的父親帶著赤身裸體的妻子和孩子穿過小巷去浴室……有多少回我看到十歲、十二歲、十四歲、十六歲和十八歲的姑娘光著身子，只系著一小塊布……從他們的家里穿過長長的巷子去澡堂……”（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75頁）顯然，這一類世相表明，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身體裸露的拘束不多，因裸露而產生的羞恥感保持在很低的水準上。然而，這種無拘無束的感覺在十六世紀，尤其是此后的三個世紀逐漸消失了。埃利亞斯在此揭示了“文明”的具體進程：身體裸露的現象在上流社會首先消失，其他階層則通過效仿的心理機制和行為，最終將自己的身體遮蔽起來。與身體的“裸露”相比，“遮蔽”成為社會主流，隨后成為“文明”自身。

由此看來，明治日本在文明化進程中大量模仿歐洲的衣冠行止，可以說完全忠實地再現了歐洲“文明”的進程和實質。區別之處在于，在歐洲長達數個世紀完成的生活樣式的轉換，在近代的世界體系中被明確賦予了作為價值的“文明”含義，而近代日本則在至多半個世紀內，以迅疾的方式完成了這一過程。問題亦由此而出現——在生活樣式的急劇轉變中，人們遵從于社會壓力的同時，也體驗著從既定秩序與意義體系失落的空虛感。對這一復雜過程，埃利亞斯對此議論道：“很難判斷是不是由于‘文明’與‘自然’的截然對立而導致了‘文明人’的心理壓抑，也就是說導致了西方國家文明新階段中所出現的情感失調的特殊情況……無論是在‘未開化’的社會還是在文明社會里，到處都有由社會所造成的禁忌與約束以及它們的心理基礎，即由社會所造成的恐懼、喜悅、厭惡、難堪與興奮。”（171頁）埃利亞斯在此揭示的問題是：從社會-個體關系的角度來看，文明進程僅僅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變遷，而不具有不證自明的價值。

進一步說，作為大詞的“文明”被賦予的意義越多，由此而來的壓力就越大。這種壓力一方面上是一種心理起動力，可以促使人們奮起努力，參與世界的“文明”進程；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可能破壞人們既存的心靈秩序，讓人們被迫生活在一種不安與焦躁的社會氛圍當中。這種“文明”的話語效果與“文明開化”的結果，體現在近代日本的起起落落當中。因此，柳田在《世相篇》中引導人們去面對并思考：文明究竟意味著什么。不同于埃利亞斯基于文獻的文明史描繪，作為近代日本社會巨變的親歷者，柳田的問題意識有著更深一層的維度。

思考文明進程：作為方法的鄉愁

對一本書如何閱讀與判斷，歸根結蒂是讀者個體的事。在重讀本書過程中，除了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細節外，我更注意到了本書作為時代舞臺的渾厚底色。這個舞臺不是作者最初就否定的、描寫“英雄心胸”的傳統歷史敘述的背景，而是表面上給人以歲月悠長靜好、實際上卻是在聲色光影的急劇變化中普通人的人生自身。或者說，“世相”就是普通蕓蕓眾生日常生活的舞臺。歷史敘述在這里發生了倒置：人們熟悉的帝王將相的生平與事功、戰爭與和平等歷史敘述的主題，僅僅作為說明日常生活自身變遷的因素而存在。

在十年前撰寫的課堂讀書報告的開篇處，我曾寫道：“單從《世相篇》全體的章節目錄來看，本書是對明治大正時代日本社會生活全景式的描繪。不過，如果詳細閱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將本書僅僅視為明治大正時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態的記錄，顯得非常不充分……本書事實上描繪的是近代日本的社會變遷。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柳田獨特的民俗學視角和方法，這本著作在探討社會變遷上形成了獨特的價值。”現在看來，道理誠然如此；但“獨特的價值”究竟為何物，因彼時閱歷與見識的不足，當時的報告并沒有恰切地揭示。

今年暑假期間的一次還鄉經歷，使我一再注意到《世相篇》中的通奏低音：故鄉及故鄉喪失體驗。那是一次計劃了數年的旅行。時隔三十年，我再次踏上了位于吉林省梅河口市義民鄉的老家土地。經歷了一番詢問之后，我終于努力辨認出了兒時記憶中道路山川、左鄰右舍以及最重要的“老窩兒”（舊宅的位置）。整個過程充滿了驚訝和迷惑：村落除了最大的格局和地標外，微觀的地貌與記憶已相去過遠。眼前凋敝的景象尤其顯得突兀：究竟是自己的記憶錯覺，還是曾經就是如此？當然，硬化的水泥路面和不時在鄉路上駛過的汽車，還是將一種現代感賦予了村落。駐足期間，莫名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在柳田的記述中，類似的個體經歷構成了一種全新的世相。在《故鄉異鄉》一章的開篇處，我們看到如下說法：“那些曾經見過世面的人的故鄉觀念，排在前面的首先是對鄉村生活情景安詳有趣的贊嘆，其后便是對于那些不得不留下來、寂寞無聊之人的同情……那些在城市中寂寞過活的人們，毫不猶豫地向農村進發了。就算這并不是所謂的東京化，至少也是讓心靈中的故鄉遭受了破壞。人們卻還一無所知，口頭吹噓著過來回去的辭令。即使是故鄉的山河明顯變得更美更好了，但也絕不能說是和以前一樣。很多的回憶遭到背叛，一般是讓人感到零落寂寞……對于那些消逝而去無法歸來的東西進行美麗的想象是很自然的。有時候過去并沒有存在過，也不曾被人們期待過的東西都令人意外地被懷念起來了。農村衰微的呼喊在如此感覺寂寞的人們中特別能產生反響。”（119、120頁）

顯然，這種對“故鄉異鄉”世相的描畫，源于柳田自身的觀察、洞察與省察。這里要說的是，正是這種復合的歷史敘述技法，將社會變遷中人們生活的境遇展現了出來——那是一種深深的故鄉喪失體驗。在急劇的現代化進程中，所有人都無可奈何地失去了故鄉。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柳田是一位保守主義者、現代化的批評者。由于這種喪失感以及與此相反的鄉愁貫穿本書始終，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柳田展開文明論的方法——這種圍繞故鄉的世相指向了蕓蕓眾生的心靈秩序，而只有這種秩序，才關乎人們真正的心靈的安寧與幸福。正是作為心靈事物，故鄉才與近代社會的“文明”產生實質關系；在近代社會中源源不斷涌現出的新事物面前，故鄉意味著心靈秩序最后的根據地與堡壘。

在《風光推移》一章中，柳田記載了交通手段的變化引發的新世相。交通的發達是近現代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的重要特征。在人們賦予現代化眾多的意義中，“自由”是其中犖犖大者，因自由就其本意而言，就是可以自由走動，可以信步而行。近現代交通手段的發達，讓人們享受了這種字面意義上的自由。這誠然是文明的進步；不過，這一“進步”對蕓蕓眾生的意義何在卻無人問津。在這種多數文明論的停止之處，柳田邁出了一步：“在旅行變得容易且有趣的同時，同樣的地方去兩次的人卻減少了，只要靜靜站著觀賞的心情也降低了。以游覽為目的的出門走路的人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只是那些忙忙碌碌煩事不斷的樣子，從東到西穿梭的人們是越來越多。可以說對于風景的體會是變得非常淡薄了。好不容易變得美麗的風景，卻并沒有用于養成我們的旅途之情。在相隔多年之后，踏上故鄉土地的人們，只能感嘆連那光禿禿的山上貧瘠的紅光也消失了，再也看不到了。如同小時候在河川邊看著大小的石頭四處滾動一般，令人懷念的記憶。”（93頁）我們看到，這一世相折射出的真實是：一種全新的個體因交通手段的發達而出現。然而，這種個體的自我意識使得他們不是將自身，而是將自然景物的變化投射到他們的“故鄉”觀念當中。

故鄉作為心靈事物的本質顯現了出來：故鄉的喪失意味著生命從既存秩序上的失落，意味著生命的一種裸露，而人們傾向于讓外在事物負責。那么，外部事物究竟怎樣影響著人們的心靈空間？柳田記載的下述世相，促使人們思考這一問題：“白頭翁是最為放肆的一種鳥。城市中還存在若干的喬木，家家戶戶的屋脊還很低的時候，這些白頭翁便無論何處都群聚在一起，看見一塊空地就撲下來。后來城市中開始建筑高樓，玻璃和水泥的反光、電線的繁雜、四濺的火花、汽車碾過的道路的轟鳴聲，即使是在那樣天性無所謂的鳥類也不得不斷了靠近城市的念想。燕子不再歸來的那時候，到今天為止大約也只有二十年吧。這是因為家家戶戶都做了玻璃窗，將通往房梁的道路給切斷了，等于是明確拒絕燕子的回歸。”（110頁）

人們可能會豁達地認為，這種狀況于我們的生活并無損失可言。問題正出現在這里：燕子不再歸來，這種狀況不僅僅意味著燕子失去了故鄉，更意味著曾經深深卷入人們生活的其他事物的喪失。也就是說，人們失去的不僅僅是自然生活的一種象征和實際的生命伴侶，還包括由這些消失事物所構成的各種故事和傳說——它們曾經填充并滋潤了此前人們的生活，讓人們的生活不是顯得古老、悠長、寧靜與自足，而是這些品性自身。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生命體驗。這種文明化與喪失體驗，正是讓柳田感嘆日本這個國家“變成了如此冷冷清清”的原因。

另一方面，喪失必然伴隨著替代與補償。問題在于，作為“文明”而出現的替代事物又引發了人們怎樣的生命體驗？柳田繼續描述其所見的世相：“我們住在這美麗又龐大的都市之中，過去喜愛之物消逝的遺憾心情也消失了，其原因與其說在于眼，不如說在于耳。也就是說在那些新的痛苦噪音出現之前，不知由何人創造的某些聲音已有很多了，比如夏天太陽底下摩肩接踵叫賣青苗的，在圓朝的落語中出現的近江賣蚊帳的，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雜貨叫賣聲。這些毫無用處的聲音卻被人們所眷戀，和我們對于鳥類的喜愛是非常相似的。”（112、113頁）當鳥類叫聲不再在耳邊響起時，一種全新的聲音隨之出現。時間久了，這些新的聲音，諸如叫賣聲、機器的轟鳴聲、機動車的噪音等成為人們熟識甚至是思念的對象。這是一種令人驚異的“文明的進程”的真相。

因此，柳田文明論呈現的是，文明的進程并不僅僅意味著人們生活方式與狀況的變遷，它更意味著生命自身的某種轉變。由于人們往往關注前者而忽視后者，《世相篇》對后者的揭示，使得本書獲得了作為文明論的特殊價值。

世相、歷史與啟蒙

如前所述，《世相篇》主旨既不是記錄社會現象，也不是展示“生活史”，而是揭示人自身，即作為生物和社會意義上的個體的人在特定時期的歷史變遷。柳田通過將客觀敘述與個人體驗雜糅于一體的歷史敘述，意圖從根本上促使人們去思考：人們每日所過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就此而言，《世相篇》是我們反思當下生活的指南。

在探討柳田的專著《歷史社會學的作法》中，著者佐藤健二有如下說法：“明治大正的歷史是創造近代的實驗室。由于引入了多數的技術、政策、制度，以及理念，人們對那些變革或實驗的結果根本來不及思考，只能在無意識中被迫接受。于是，在仿佛是每日重復的日常生活當中，其實稍加注意就會發現，與過去相比，已經出現了顯著的距離——過去習以為常的生活，如今回想起來只能認為是充滿了艱辛……《世相篇》所要提示的，正是人們眼前生活當中的歷史性，以及通過重新審視近代日本，揭示其所得與所失而達成的‘史心’的培育。”（巖波書店，2001年，93頁）現在看來，正是對這種“人們眼前生活的歷史性”的出色揭示，讓我們獲得了觀察與評價現代化與社會變遷的一種新視角：不是各種以國家、民族名義被敘述與記載的大事件，而是舍棄（或曰“懸置”）了特定身份后作為普通人自身生活的得失，構成了我們判斷“文明化”真偽的試金石。這也正是柳田歷史學的意義所在。

一般而言，利用各種被稱為“史料”的文字材料，客觀再現某一事件的發生過程，同時重點揭示某些人物和相關因素在事件當中的作用，這構成了近代以來歷史學研究的主流方法。然而，倘若考慮到歷史研究在本質上是當下人視為有意義的活動，那么歷史書寫的意義就無法簡化為為主流歷史研究所追求的“客觀性”，因為這并沒有直面問題：意義的本質在于賦予。在這個意義上，“史心”即對日常生活中看似恒常不變的客觀事物的生成過程的理解，將有助于人們看清楚自己的人生境遇。柳田《世相篇》通所展示被標識為“文明化”進程中赤裸的生命的歷史變遷，揭露了形形色色的“大詞”在確定價值與意義上的霸權。人們近乎日用而不知的“文明”話語，正是這種霸權的一種呈現。

本文載2016年10月2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柳田國男的世相史：日本版“文明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