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閱《民國日報》，看到作者署名為“無射”的時評一則，名為《段氏下臺》，茲摘錄如下：

老徐當選后，段氏曾一度表示辭職，而實無下臺之意，此可就其近來種種陰謀而知者也。今段忽又要下臺，其驟然變計必有何種黑幕在也。

以吾觀之，如段真肯下臺，亦不足為時局之樂觀，尤不能達吾人之“倒段”之期望。蓋西南所爭者為法，段去而護法不滿足，即時局不能解決也。段雖辭非法總理，而借據參戰(zhàn)督辦、招兵購械，野心勃勃，其把持兵權操縱政局如故，則與不下臺又何異哉？

早期的《民國日報》一度被視為中華革命黨（國民黨）之喉舌，后又轉化為國民黨機關報，所刊時評、社論多屬國民黨人一派主張。盡管如此，在忽略掉政治傾向之后，此類文字中所談的時勢風潮亦多能反映時人之心態(tài)，以此為窗口或可進一步了解民國初年紛繁復雜的政治情勢。

此篇時評刊登的時間為1918年9月29日，彼時徐世昌作為北方直皖各派均能接受的人選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tǒng)，皖系領袖段祺瑞又堅辭國務院總理一職，時評作者認為段祺瑞的下臺并未能起到“倒段”的效果：一則西南護法之事難平，南北依舊分裂，二則段氏仍占據參戰(zhàn)督辦一職，尾大不掉，掣肘政局。欲探知段氏倉促下臺的原因及其背后“黑幕”，須了解之前直皖政爭中的一些關鍵性因素。筆者擬爬梳史料、鉤沉掘隱，試以徐樹錚、吳佩孚等關鍵人物為主線略述此前直皖兩派政爭的關鍵走向。

直皖相爭，曹錕得利

1916年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民國總統(tǒng)，皖系首領段祺瑞擔任國務院總理，直系首領馮國璋為副總統(tǒng)坐鎮(zhèn)南京。而段祺瑞依仗“倒袁乃己之力，故對于徐世昌、王士珍等尚有不可一世之概，遑論黎、馮（國璋）”，馮國璋“在此時已滋不悅，遂聯(lián)絡長江各督，擴充其勢力”。

1917年“府院之爭”激化，張勛率“辮子軍”入京復辟，黎元洪于倉皇之際分別電請段祺瑞、馮國璋兩人，請前者依舊擔任國務院總理，后者以副總統(tǒng)之職代理總統(tǒng)。馮國璋認為“黃陂（黎元洪）既受制于段派，段派之必不與己也”，所以他在北上之前，“先舉李純督蘇自代，以陳光遠代李督贛，遂聯(lián)合鄂督王占元為長江三督之聯(lián)盟，以為外援”，北京總統(tǒng)府的護衛(wèi)也由他從南京帶來的十五、十六兩師擔任，“馮、段之斗爭，乃于焉開始”。

馮國璋就任總統(tǒng)之后，先在南北和戰(zhàn)問題上與段祺瑞產生分歧，馮氏主戰(zhàn)，段氏主和。湖南省地處南北之要沖，馮國璋長時間在江蘇交和南北雙方，所以他力主國民黨人譚延闿留任湘督，但是段祺瑞卻堅持傅良佐擔任湖南督軍。因為之前段祺瑞已經同意馮國璋麾下的李純、陳光遠兩人分別擔任江蘇督軍和江西督軍，所以此次再不讓步，最后皖系的傅良佐和吳光新?lián)瘟撕隙杰姾退拇ú檗k使。段祺瑞打算以北洋派的優(yōu)勢兵力壓制西南，傅和吳的任命是其提前所布之局，但是“馮國璋卻企圖維持西南軍閥現有地位來交換他們對北洋派中央政權的承認”。

1917年10月，桂系不滿北方政府在湖南督軍一職上的安排，于是南北雙方戰(zhàn)火又起，皖系的傅良佐兵敗長沙，到了11月14日，北軍的前線將領王汝賢、范國璋不經北京政府允許就擅自宣布停戰(zhàn)撤兵，段祺瑞“武力統(tǒng)一南北政策”破產，段氏內閣也隨即遭到各界人士譴責，為緩解輿論壓力，段祺瑞引咎辭職，直皖雙方第一次因南北和戰(zhàn)而產生的對抗，皖系暫輸一籌。

11月18日，直隸督軍曹錕與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聯(lián)名發(fā)表巧電，力主南北停戰(zhàn)，并愿意居中作調人，電文中稱“請雙方先罷川、湘之兵，錕等愿負完全排解之責……先以停戰(zhàn)舒和其求，徐作條件之磋商”。

作為日后直系的領導者，此時的曹錕卻派系色彩不甚分明，陶菊隱認為：“曹錕本來屬于直系，但未加入長江三督的主和集團，又與皖系保持良好關系，所以當時被稱為直皖兩系的雙棲者……發(fā)巧電時李純曾征求曹錕意見，曹錕作了無可無不可的回答，李純卻將曹列為領銜人。但是曹本身不愿因附和李純而與段結下深仇……（徐樹錚）竭力挑撥曹錕與各方面的關系，許曹錕以副總統(tǒng)，暗示李純是主和派領袖，執(zhí)長江三督之牛耳，如果南北和平實現，將來他的政治地位必然更高，而曹錕是洪憲舊將，必然遭到排斥。”

徐樹錚向曹錕明言利害，使曹錕又投向皖系陣營。在以后的兩派政爭中，直隸督軍曹錕成為最具關鍵性的人物，幾乎達到了“在皖皖勝，擁直直贏”的地步。而曹錕也借助自身的軍事實力和地緣優(yōu)勢，游離于長江三督和段祺瑞、徐樹錚之間，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12月2日，在段祺瑞、徐樹錚的策劃下，經曹錕、張懷芝邀集，晉、奉、閩、皖、浙、陜、黑、滬、察、綏、熱等七省三區(qū)的督軍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會議制定了兩路南下出兵湖南的方針，分別以曹錕、張懷芝為主帥。6日，曹錕等十名督軍又聯(lián)名要求中央政府下令南征，督軍團先斬后奏，是對主和的繼任王士珍內閣乃至總統(tǒng)馮國璋的挑戰(zhàn)，迫于壓力，北京政府最終任命曹錕為“攻湘援鄂”第一路司令，張懷芝為二路司令，各率所部“應援鄂贛，以定大局”。直皖這一輪的較量中，在曹錕等武人的助力下，皖系扳回一局。這再次證明，民國時期的政治邏輯，淺而言之就是以武力為主導的權衡與較量。

徐樹錚的野心

1917年12月7日，徐樹錚向各省督軍接連發(fā)電，稱日本人仍認定“段雖暫時去職，北系實力并無墮落，此后對支方針，仍以東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為政局之中心”，明言外有日本結援，是為穩(wěn)固督軍團人心，減少南征的后顧之憂。

8日，徐樹錚又向督軍團說：“欲求國事進步，非先更易閣王（士珍）、蘇李（純）……李去則贛之陳（光遠）無能為，王去則河間（馮國璋）亦難為害……王去極以東海出任為策之至長，但國會未成，無從選舉……及時組織國會，正式選舉。”此封電文可謂是徐樹錚心跡的流露與次年的規(guī)劃，他不再遮掩，直接將矛頭對準總統(tǒng)馮國璋，也是他自身一貫狂傲性格的表現。首先，他聲明要換掉總理王士珍，這樣馮國璋就無力“禍害”時局，江蘇督軍李純也要撤掉，他是長江三督的核心，那么江西督軍陳光遠就失去支援，江蘇、江西便可成為北方軍隊南下的另一條路。徐樹錚希望徐世昌出山，將北洋元老徐世昌預設到自己的規(guī)劃之中，還要重新組織國會，操控總統(tǒng)選舉權。

至此，徐樹錚的全盤謀劃已呼之欲出，外部軍事上依仗曹錕、張懷芝等督軍，南下侵湘，擴展地盤，武力統(tǒng)一；內政上顛覆王士珍內閣，打擊直系領袖馮國璋，扶上徐世昌，組織國會進而操控日后的總統(tǒng)選舉。后來1918年北方時勢的演變確實有一些在徐樹錚的預演之中，他一手操辦了安福國會，馮國璋辭職，國會又選舉了徐世昌當上大總統(tǒng)。然而徐世昌卻并未成為皖系的牽線木偶，靠賄選聞名的安福國會又廣為世人詬病，埋下了皖系傾覆的禍根。但民國九年徐樹錚最大的直接失誤，卻不在這里，而是在曹錕和曹錕下屬師長吳佩孚身上。

隨著北軍的勝利，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主戰(zhàn)派“聲威”大振，1918年3月19日，以曹錕為首的19省督軍、省長聯(lián)電段祺瑞，敦勸他出組內閣，馮國璋于3月23日任命段祺瑞為內閣總理。

段氏三度上臺，徐樹錚以首席智囊居功自傲，他想做“直隸督軍以便控制北京政府，升任曹錕為兩湖巡閱使”，但是曹錕“很氣忿地電辭兩湖巡閱使，在未獲批準前請假一個月，去雞公山養(yǎng)病”。自此曹錕與徐樹錚埋下嫌隙。

吳佩孚的電報戰(zhàn)

吳佩孚是北軍南征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最有能力的將領，徐樹錚便想將其拉攏過來架空曹錕，親赴衡陽前線會見吳佩孚。畫虎不成反類犬，一個多月之后吳佩孚未經中央政府允許便在衡陽撤兵媾和。8月7日，他發(fā)表了一份致江蘇督軍李純的陽電，態(tài)度和之前判若兩人，由主戰(zhàn)轉向主和。

吳佩孚在陽電中說：“兵連禍結，大戰(zhàn)經年，耗款數千萬，糜爛十數省，有用之軍隊破碎無余，精良之器械損失殆盡，至若同種殘殺，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來，明知鬩墻之爭非國福，然為維持中央威信起見，勢不得不借武力促進和平……詎中央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為敵國，竟以和議為逆謀……國亡于外敵，固 軍人之罪，國亡于內亂亦軍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粵，實亡國之政策也……用人取德與才，不論黨派，乃與此層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禍湘，徐以違法而殺陸，政府賞罰倒置，而猶以叛逆責人，大張撻伐，豈得謂平！”

吳佩孚是民國時期電報戰(zhàn)的高手，文筆犀利，他首先痛陳內戰(zhàn)的危害，又說自己受命國家是為了維護統(tǒng)一，但是中央聽信“小人奸謀”，筆鋒直指總理段祺瑞和徐樹錚，政府“平川援粵”是禍國的政策，最后又以“傅良佐禍湘”和“徐樹錚殺陸建章”二事痛責政府。

皖系尚未及回應，8月12日，深感無力的總統(tǒng)馮國璋再次發(fā)表辭職通電，他在電文中稱：“今距就職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謂統(tǒng)一平和，乃如夢幻泡影之杳無把握。推原其故，則國璋一人，實尸其咎……”

吳佩孚隨即借馮國璋辭職的契機又公開發(fā)表馬電：“我經略使前于在漢時迭頒電示，諄諄以和平授意，曾經本此宗旨，質之于蘇、贛、鄂三督帥，亦俱表同情……至選舉問題，雖非師長等所敢問……當此兵戈未息之時，驟行選舉典禮，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國分裂。”吳此時一力主和，在電文中先將頂頭上司曹錕拉上，然后言及長江三督，最后又勸馮國璋繼續(xù)留任，總統(tǒng)選舉不可進行，與皖系的內政方針悖然相離。

面對吳佩孚咄咄逼人的氣勢，曹錕終于表態(tài)，通電呵斥吳：“吳師長佩孚竟欲聯(lián)電元首罷戰(zhàn)解決，殊屬不明事理。元首文日通電，吳師長竟至誤會……元首既因和平無效，決然以武裝致討，現當軍事進行，焉能自相矛盾？……吳師長欲聯(lián)銜電請元首罷兵和議，豈非大謬。錕病雖新愈，不敢稍息，茲已擬定于本月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集合所部，即行南下，區(qū)區(qū)愚衷，惟知始終服從中央之命令。”

這則電文名為訓斥吳佩孚主和，但實際上皮里陽秋，意蘊不止于此。最為蹊蹺的是曹錕要親自率軍南下，此時皖系參戰(zhàn)軍尚未編練成形，張作霖又取消了徐樹錚奉軍副司令的頭銜，張懷芝所部戰(zhàn)斗力較差，皖系真正可以依仗的唯有曹錕所部。曹錕南下，既可與吳佩孚北上會師，共同應對時局變化，又遠離了徐樹錚，免遭暗算的風險（陸建章前車可鑒）。

相較于曹錕，段祺瑞發(fā)給吳佩孚的斥電則要嚴厲得多，更是擺出老師的姿態(tài)，直接令吳佩孚以后不要再妄談政治：“該師長軍人也，當恪遵軍人應盡服從之天職，不然爾將何以馭下……爾從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當自責，嗣后勿再妄談政治也。”

吳佩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師生之義回敬段祺瑞，聲明自己只服從曹錕與馮國璋，主和是曹、馮兩位之取向，又自述自己通電是效法段當年通電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舊例：“學生不忍見中國淪亡，用敢執(zhí)諍友之義，為我?guī)熆嗫陉愔ｂx電云：軍人應盡服從天職以馭下等語。學生直接服從者曹經略使，間接服從者陸海軍大元帥。大元帥希望和平，通國皆知。經略使在漢表示和平，學生即根據實行，謹守服從，無以過之……學生此舉，乃令效我?guī)熢谛⒏袝r通電共和之宣布也，實系由我?guī)熃逃鴣恚⒎枪?jié)外生枝。”

此時不止有段祺瑞、徐樹錚等皖系骨干均聲言要處罰吳佩孚，然而一則南北休戰(zhàn)是人心所向，二則皖系手中軍事力量不足，空言不足懲戒，吳佩孚仍然是第三師的師長，其余主戰(zhàn)派的督軍均駐兵觀望，皖系的外強中干也暴露無遺。

引咎辭職是段祺瑞擺脫困境、以退為進的慣用方式，8月31日，他繼1916年“府院之爭”、1917年兵敗湖南之后第三次發(fā)表通電辭職聲明：“今幸國會告成，已議決組織大總統(tǒng)選舉聯(lián)合會，實為我國第一次改選大典。元首改任時，既政局重新之會，祺瑞自應及時引退，遂我初服”，即前文時評中所說的“一度表示辭職”。

這個由段祺瑞為主軸、徐樹錚構建的皖系主戰(zhàn)派體系，看似體量龐大，鼎盛時期幾有主宰中國政局之勢，竟然在前線一個師長幾封電文的質疑下土崩瓦解，實是北京政府異態(tài)政治下的咄咄怪事。

段祺瑞黯然下野

9月15日，曹錕再次表態(tài)，似已與吳佩孚“合流”，發(fā)表寒電：“民國七稔，禍變侵尋，政潮之湍急未平，地域之爭衡愈烈……今日睨墻之禍，殆如狹路之逢，一言以蔽之，曰權力競爭而已。內哄方殷，外侮將至，循此以往，立召危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切望當世明達，急起共挽之。地方之于中央，腹心所托，干城所寄，既擔擁護之誠，為大局策完全，非為一方徇私意；為億兆謀幸福，非為一人謀祿位。”電文看似僅批評國內各方權爭內耗，實則將矛頭對準段祺瑞。《晨鐘報》在電文后面的評論寫道：“措辭沉痛，似不以繼續(xù)主戰(zhàn)為然者，聞昨日段總理閱電后，即召集各要人在府學胡同本宅特開一緊急會議，結果決議下野。”

9月15日當天，段祺瑞連夜召集親信與在京的皖系要人在私宅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曹錕“寒電”，靳云鵬同徐樹錚展開激烈討論，認為“非速退無以自全”。段祺瑞最終決定下野，10月9日正式發(fā)表退職通電，表示以后專任參戰(zhàn)督辦，再不過問國內政局。

段祺瑞的第三次下臺，其實并無什么自身謀劃的“黑幕”，最初辭職或許意在以退為進，而到了真正下臺時遽然失措是受曹錕寒電之影響，向前追溯此次危機又發(fā)軔于吳佩孚的陽電。縱觀過去直皖歷次較量，勝敗關鍵往往在于自身軍事力量的直接或間接的比對之上。經此一役，段祺瑞與徐樹錚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徐樹錚北上擔任西北籌邊使，編練西北邊防軍。這支軍隊最終在1920年直皖兩派的兵戎相見中接受了檢驗，結果卻導致了皖系勢力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