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正在全面提速。能源主管部門密集頒布的改革文件、輸配電價改革背景下持續釋放的電價紅利、各省相繼成立的電力交易中心都印證了這一點。電價降了，成為業內對電改最直觀的感受。但多位資深電力人士提出，“以降電價論改革成敗”的觀點值得警惕。目前社會上普遍認為只要電力改革就要降電價，個別地方政府將降電價和救企業捆綁，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干預電力市場，這顯然偏離了電力體制改革的初衷。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復雜的電價體系，長期以來，發輸配售各個電力環節的行政色彩濃厚，各類交叉補貼嚴重。電改的目的是理順電力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形成多買多賣的市場格局，充分發揮電價信號和杠桿作用。市場化，意味著價格有漲有落，該降價的時候降價，該漲價的時候漲價。在電力裝機過剩、用電需求疲軟、煤價低迷情況下，降電價確實有其空間。但從長期來看，電價并不排除整體上行的趨勢。

“一個理想的電力市場，或者理想的行業，我經常說的，既要、又要、還要，我們既要有電用，又要電便宜，還要電干凈，其實有時候挺好的，有的國家完全可以實現，有電供應、電不貴、電還干凈，但是我們國家可能不一定能同時實現這個目標。”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中國電力體制改革國際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國發院能源與資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稱，中國能源革命某種程度上存在上述“不可能三角”。改革不是真空中的，大量的約束條件制約了改革目標的設定和決策空間。政府和民眾總是擔心價格沖擊，但經濟下行情況下也不宜以降低電價來刺激高耗能產業的發展。

隨著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輸配電價的降低和大用戶電力直接交易使得電價明顯下降。據人民日報8月16日消息，新一輪電力市場化改革啟動以來，降低實體經濟用電成本取得了明顯成效。2015年以來，企業用電年成本下降幅度已超過1500億元。其中，通過構建電力直接交易市場，促成用電大戶與發電企業直接交易，去年全國電力直接交易量已達4300億千瓦時，平均每千瓦時降價5分錢，一舉減輕國內企業電費支出215億元。今年直接交易量要擴大至萬億千瓦時規模（相當于去年全國總用電的約1/6），如能實現又可為用電大戶減輕電費支出285億元。

與2002年的電力體制改革相比，新一輪電改之所以推進更為順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降電價紅利令各地方，尤其是資源大省對電改熱情高漲。梳理各省已發布的政策文件可以發現，通過降低電價提振地方經濟，幾乎已經成為各地對電改的一致訴求。比如，《云南省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的實施細則（試行）》征求意見稿明確提出，2016年企業平均用電價格比目錄電價每千瓦時降低0.13元左右，其中220千伏大工業用電價格每千瓦時降低0.16元左右。

“但你會發現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目標也不一致，中央政府希望有電用、清潔發展，九號文（本輪電改的綱領性文件）中非常清晰地提出不鼓勵高耗能的污染型產業，但是地方政府可不管，有毒的GDP也是GDP。鼓勵高耗能產業發展，這是現實中存在的。”除了央地對改革目標的認識存在分歧外，鄭新業還提出，眼下各個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也很大，省級壁壘明顯。為了保護本省的火電，明明鄰省有很便宜的電就是不用。一方面想要降電價，另一方面又為了保本省的火電和就業，不愿意用鄰省的便宜電源，這確實是部分省份面臨的尷尬現狀。

不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省份之間甚至打起了價格戰，令部分電解鋁等高耗能企業爭取到了更低的電價。

鄭新業認為，市場需求下來后，靠電價來解決企業的問題，是本末倒置。把降電價和救工業連在一起本身是錯誤的，相當于頭痛醫腳。電價應回到其本質。

“總體來講，降電價是有成效的，但這種降價是否就是一個成功標志呢？如果以此為標志，你很快會發現這個標志可能不是那么可靠。”國網能源研究院財會與審計研究所所長李成仁在研討會上分析稱，當前這輪降電價有兩方面基礎，第一是電力供需寬松，第二是煤炭價格此前處于低位。但與年初相比，如今煤炭價格的累積漲幅近50%。如果煤炭價格繼續上漲，下一步發電企業是否還有降價空間？如果沒有降價空間，改革是不是就失敗了？

除去煤炭價格回升的可能性外，李成仁認為，考慮到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比燃煤更高、電力服務質量提高等因素，未來電價甚至有可能上漲。

這并非一家之言。中國能源研究會理事、中國華電企法部主任陳宗法曾提出，電價改革不是一味要求降低電價，未來依然存在助推電價上漲的現實可能因素。比如，清潔能源占比不斷上升將會結構性推動電價總體水平上升；火電“超低排放”的強制要求與全國蔓延的改造之風，也會助推電價上漲；電改后一旦放開“競爭性環節電價”，預計價格長期偏低的水電會有“補漲找齊”的要求。隨著后期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到位，電力需求恢復增加，長遠看，電價不排除整體上行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