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于2016年10月14日至16日舉辦“寫歷史：實踐中的反思”系列的第二次會議，去年關注“空間”，今年討論“差異”。這次會議議程緊湊，午餐時間的“期刊發表論壇”也成了學者的交流平臺。這次會議圍繞“差異”這個主題，設了兩個會場，以不同專題的形式進行，比如“全球/地方視野下的東亞史”，比如“信仰、性別與空間：比較宗教史的視野”，比如“邊緣與中心：近代中國文化的重構”等。

幾場討論聽下來，澎湃新聞記者個人感覺10月15日下午舉行的“類型之外：差異的考古學解讀”是最精彩的一場。這場討論由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劉未主持，他并沒有像別的場次那樣很嚴格地控制發表人和評議人的時間，這雖然不太符合當今學術會議的“規范”，但有了相對充足的時間，發表人和評議人的介紹和發揮都比較自由，闡述更加充分，評議也更到位。

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韓巍在本場第一個做主題報告，題為《“延滯”與“超前”——西周銅器演變中的特殊現象及其對斷代研究的影響》。我們知道，經過長期的研究驗證，類型學在考古研究中是十分有效的，不過“考古類型學是管大道理的，符合自然界萬事萬物發展的原理；但自然界總有少數不按常理出牌的現象”。韓巍這次要處理的就是這類“不按常理出牌的現象”，也就是標題中所說的西周銅器演變中的三種特殊現象，即“復古”、“延滯”和“超前”。所謂“復古”，是指晚期晚期器物有意模仿早期器類、形制和紋飾風格，大多制作粗陋，失去了“祖本”的實際功能，只具有文化象征意義。不同于“復古”這個概念——學界已有相當的關注和研究——“延滯”是韓巍發明的一個概念，包涵“延續”和“滯后”兩個層面，是指某一器類、形制或紋飾在極盛期之后還會存在相當長時間，仍有實際功能，同時吸收晚期新因素形成“混合風格”。所謂“超前”，是指某些被認為晚期才出現的器類、形制和紋飾，其實在早期就已存在，只不過很長時段沒有流行和發展。韓巍用豐富的考古材料對這些特殊現象做了辨析和說明，正確理解這種現象有助于重新判斷某些器物、形制和紋飾的年代，進而解決一些考古學和歷史學上的疑難問題。

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曹斌做點評，他說這是“小學生評大學生”，當然是一種謙虛的表示。

廈門大學歷史系張聞捷報告的題目是《葬鐘制度與周代樂懸制度》。他開門見山，介紹自己想討論的幾個問題：周代的樂懸制度究竟如何實施？典籍記述與考古資料所見折曲鐘磬存在何種異同？葬鐘陳列（葬制）與宗廟禮樂（廟制）是否一致？這三個問題是相互關聯，而又層層遞進的。

古人尚禮，《周禮》對樂懸制度是這么說的：“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凡懸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與中國古代其他禮儀一樣，也是講究等級差別的。不過，《周禮》的說法很籠統，比如各種等級的樂懸到底應該擺放多少鐘磬，以及在什么地方擺放，并沒有具體的說明。這樣一來，學界就出現了各種解釋，其中鄭玄的觀點很有影響：“鐘磬者，編懸之，二八一十六枚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不過鄭玄的這種說法應該只能代表某個時段的制度，考古發掘的一系列成套編鐘材料就是明證。早年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編鐘是支持鄭玄“二八之說”的，但隨著更多考古材料的出土，學者對周代編鐘數量和音律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再偏信鄭玄的觀點。

通過梳理考古發現中的編鐘編磬數量和擺放情況，張聞捷指出，曾侯乙編鐘的擺放形式其實是一種特例，并不具有禮制上的普遍意義，既不能作為葬鐘制度的代表，也不能成為復原樂懸制度的統一標準和依據。隨葬樂鐘是根據具體情況擺放的，比如墓地的大小，比如葬鐘的保存情況，比如墓主的喜好，與實際演奏的樂器組合、位置和音律原則并不一致。張聞捷還討論了折曲鐘磬現象，他認為這種現象是有意模仿形式化的樂懸制度的結果，目的是標榜身份，顯示禮樂教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樂懸制度確曾流行過，而且對貴族階級頗有影響。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常懷穎做了簡明切要的點評。在他看來，這篇文章對待材料是非常謹慎的，所討論的問題也非常重要。不過，他也指出張文有幾個值得進一步檢討的“小問題”：文章主要是基于楚地的考古發掘，北方的考古材料用得比較少，而葬制的區域差異和族性差異特別大，所以這里面有很多具體情況有待深入挖掘；其次，文章也注意到器物“生用”和“祀用”的差別——銅器有生前的實用器，也有專門用于墓葬的明器——但對引用的一些材料沒有仔細區分，比如有的鐘磬明顯是沒有演奏意義的，只是明器，它和實用器都進入墓葬，這就是兩個概念了，需進行詳細討論。

與會學者在交流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煜報告的題目是《被凸顯或忽視的差異：考古學文化、類型與早期歷史、民族研究的反思——以戰國秦漢時期的西南地區青銅文化為例》。王煜首先簡單梳理了早期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的學術史。據介紹，西南邊疆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與族群的對應研究，大體肇始于馮漢驥、童恩正等先生，他們都曾撰有相關論文，如《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屬問題試探》《石寨山青銅器人物活動場面》（馮漢驥），如《遺存與民族類型、分布》《器物類型與民族類型、分布》（童恩正），此后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與民族類型、分布的研究與討論愈演愈烈，后來還涉及考古學文化命名的爭論，比如到底是叫“滇文化”還是叫“石寨山文化”，比如“八塔臺文化”與“滇文化”之間的關系。

王煜的報告將近半個小時，不過他說自己是提出問題，主要是“破”，幾乎沒有涉及“立”的層面。國家博物館單月英點評時也指出這篇文章“光提出問題，但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關于西南夷，文獻記載簡單零散，這無疑增加了研究的難度。由于邊疆地區族群復雜、文化多樣，又增加了研究的難度。單月英指出，面對這種研究困境，或許可以借用王明珂“華夏邊緣”的概念再做梳理。

王煜作報告

中央美術學院耿朔提交的論文題為《大同與小異：南朝墓葬所出“竹林七賢與榮啟期”拼鑲磚畫再思》。關于“竹林七賢”畫像磚的研究已經很多，耿朔根據近年出土的新材料，著重從技術角度再做討論，比如墓磚的生產和使用情況等。2016年初出版的《南朝真跡——南京新出土南朝磚印壁畫墓與磚文精選》，公布了包括石子岡M5在內的四座墓葬所出部分畫像的五面拓片，這成為作者討論“基礎”問題的材料基礎。作者花費好幾個月整理、還原了隨意堆砌的墓磚畫像，讓人一目了然，進而提出一些推測，邏輯上似乎嚴絲合縫，相當嚴密。

“竹林七賢”畫像

吉林大學趙俊杰點評時指出，這篇文章相當精彩，“如果說是錦上添花的話，那也是一朵大紅花”。不過他對作者的推測提出了不少疑問，認為整個“推測太完美”，總體上是一種理想化的邏輯鏈條串起來的。比如文章對墓磚的生產、使用和陳放都做了推測，文章說是存放在王室府庫中的，那么為什么會出現散佚的情況，不同模子又是怎么一回事；文章說“竹林七賢”磚畫是供帝王使用的，那么該怎么解釋圖片亂拼的問題；另外，文章沒有討論模具與粉本的關系；文章說南朝人相信圖像的力量，但如何理解修墓的時候，紋樣朝里而不是朝外的現象，這就涉及圖像的神圣性、經典性與現實情境等一系列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