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并非一介深奧的專業分支領域，而是歷史變化發展的“大圖景”的重要一面”，著名的歐洲社會醫學與歷史學者弗蘭克·斯諾登（Frank M. Snowden）如是說。換言之，流行病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影響不亞于經濟危機、戰爭、革命和人口變化所帶來的地覆天翻。對于這一論斷，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歷史學教授米切爾·哈蒙德（Mitchell L. Hammond）2020年的新作無疑做出了振聾發聵的力證——《流行病與現代世界》（Epidemics and the Modern World）一書橫空出世，從人類學視角重新探討了流行病對于現代性的批判作用。作者重新審視十一種流行病（鼠疫、梅毒、天花、黃熱病、霍亂、肺結核、牛瘟、流感、瘧疾、脊髓灰質炎和艾滋?。?，通過闡述疾病在歷史上的獨立作用和現代社會的塑造能力，將疾病與全球現代化交織在一起，不斷拓展人文和社會科學對疾病的理解視域。

米切爾·哈蒙德曾就讀于耶魯大學，在那里獲得了政治學學士學位和宗教史碩士學位，之后又在弗吉尼亞大學獲得了歐洲歷史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他用歷史學、政治學與宗教學的視角觀察16-17世紀德國的宗教和醫學，探索醫學與宗教改革的關系、醫療扶貧的發展以及醫療從業者在城市生活中角色的演變，并進一步將探討主題從文藝復興一直延伸到現代醫學史、疾病史的研究。人類發展史、社會醫學史與近現代文化專題的緊密結合，為這部突破傳統框架、多視角跨學科的問世鋪平了道路。

一、“從黑死病到艾滋病”的歷史關懷

自2005年起，哈蒙德博士在維多利亞大學任職歷史系助理教授，期間開設了多達六門專門針對疾病史研究的相關課程，《流行病與現代世界》一書的結構框架正來自于他“從黑死病到艾滋病”的課程教之中。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探索現代歷史的關鍵和解讀歷史的實踐策略，哈蒙德利用科學的進步與社會的發展重新審視流行病，并深入挖掘了其起源與社會影響。

對疾病的研究實際上是對環境、社會和科學變化的長期探索。近40年前，羅伯特·哈德森（Robert P. Hudson）提出，疾病不是不可改變的實體，而是有自身傳記的動態社會結構。疾病既是一種病理現實，又是一種社會構建。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科學在疾病研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醫學史上，大量文獻表明疾病是一種客觀的生物學現象，與疾病斗爭最為激烈的是近代科學體系下訓練的醫生，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是現代西方生物學模式的體現，這些文獻通常很少提及疾病對社會結構或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20世紀60-80年代，受?？吕碚摰膯⒌?，許多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進一步發現這種實證主義背后的復雜因素，開始認為疾病首先是一種文化結構，根植于精神習慣和社會關系，而不僅僅是客觀生物學的病理現象。他們用社會構建的方式表示疾病和醫學的核心是由偶然的社會因素所塑造的，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公共衛生、邊境控制和社會政治的演變。醫學知識在社會層面的拓展，伴隨著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之間的互動影響，病原體和疾病不僅影響著個人健康，而且還影響著社會對疾病的集體認知。從1960年代至今，現代醫學生物學的進展和政治進程的轉變更是將問題復雜化，以致流行病未來變化的不確定性一直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隨著科技和思想意識的發展，疾病的宗教象征被去除，疾病越來越成為能夠被理解和治愈的自然實體。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一種社會組織模式，現代性能夠包容一切，哈蒙德在《流行病與現代世界》中平衡了疾病病因學和疾病周期的科學與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作者深知自然科學的進步推動了醫學史的發展，尤其是對疾病史的研究，他巧妙地借鑒現代科學工具來識別過去的疾病，并對當前的科學解釋持批判態度。書中每一章都簡要概述當前對相應疾病的科學理解，然后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框架中按照時間順序討論現代歷史中與該疾病相關的研究主題。

用美國環境史研究先驅約翰·羅伯特·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的話說，哈蒙德創作了一部自黑死病以來人類疾病史最受歡迎、最適合學生的教科書?！读餍胁∨c現代世界》圍繞著疾病歷史的諸多問題展開論述，以流暢易讀的文本、引人入勝的故事吸引學生和教師，用大量文件、地圖和圖畫將疾病流行與全球化進程交織在一起，抓住讀者了眼球。作為一本兼顧可讀性與學術性的教科書，該書一方面對缺乏科學史和醫學史研究經驗的讀者提供大量圖像、概念和技術詮釋，具備很強的可讀性和嚴謹性；另一方面，書中闡發的流行病對現代世界的挑戰性思考對專業讀者產生了很大吸引力，為讀者留下了廣泛的思考空間。

該書在內容上涵蓋疾病史、科學史、環境史和文化思想史等全面綜合領域，各種觀點分析之間相互印證，史實的說服力和觀點的邏輯性完美契合，這歸功于作者對大量文獻和原始材料的整合，在整個記錄過程中，哈蒙德嚴格地將第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區分開來，每一章的結尾都展示與本章主題相關的一手資料以及對二次閱讀的建議，將歷史實踐的選擇權交予讀者。可即便如此，資料掌握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哈蒙德從全局觀念對流行病的重新審視。

1656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瘟疫。

二、全球化語境下的疾病“現代性”窠臼

全球史的出現是近30年來學術史出現的一個顯著特征，全球化影響疾病的歷史，已是醫療史學者的共識。然而，盡管研究黑死病、大流感的疾病歷史學家是早期研究全球歷史的先驅之一，歷史學的“全球轉向”對健康、疾病和醫學歷史研究的影響卻相對較小。大多數學者仍局限于特定的醫學傳統、民族國家和政治變遷。近年來，學術領域內跨學科研究意識越來越鮮明，醫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等研究注重多維度、多視角、多主題，試圖擺脫只注重“內史”研究的學術困境。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名垂之作《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以瘟疫為獨特視角闡述全球人類歷史的發展，主張疾病從根本上塑造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方式。1999年，彼得·鮑德溫（Peter Baldwin）就將目光轉向歐洲的政治和公共衛生制度之間的關系，并以此為視角完成了醫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傳染病和歐洲國家，1830-1930》（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雖然嚴格意義上而言，這并非一部典型的全球史作品，但是這本著作的眼界廣度和思想深度對之后的醫學史、政治理論和歐洲史研究大有裨益（疾病史學與政治學），并激發了學者跨學科研究疾病史的興趣。2015年，牛津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試圖展現疾病、健康和醫療史等主題與全球動態之間的關系。毋庸置疑，世界一體化的不斷深入是醫學史“全球化”的重要誘因。根據歷史學者莎拉·霍奇斯（Sarah Hodges）的說法，全球化背景下，構成醫學歷史的關鍵問題意義重大。然而“全球化”語境為醫療社會史研究提供的幾乎都是分析框架和問題來源，在這種范式當中，人們會忽視差異、醫學、殖民主義和權力之間的關系，全球化充當了一種撫慰人心的潤滑劑，差異由此被整合到共同體之中，逐漸被忽視。因此，一部批判式的全球醫學史作品首先要保證的是不再將全球化作為一套制度、話語和實踐進行簡單化再生產，關注全球化進程下衛生治理的差異與不平衡的使命，正變得更加緊迫。

在這點上，馬克·哈里森在《疾病與現代世界：1500年至今》（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中表明，現代化的發生是不平衡的，帶來了經濟變化和社會混亂。尤其是在全球解決新冠疫情的努力對比中，發展中國家腐敗、特權和糟糕的經濟管理構成了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間的結構性不平等。哈里森對全球化下通過國際合作共同應對疾病流行困境抱有較大期許。同樣是將現代性作為中心主題的疾病史作品，哈蒙德出版的《流行病與現代世界》的出色性在于，它在借鑒哈里森差異論點的基礎上，精準探究各民族的衛生治理，指出各國在資源、基礎設施和獲得衛生保健方面日益增長的差距，既是全球衛生治理的關鍵困境和巨大挑戰，又是現代世界不平衡的全球化進程的一項重要特征。換而言之，如果說哈里森是對全球衛生治理的過去的“錯誤”進行批判，那么哈蒙德則將當代疾病的全球流行視為歷史層累所必然造成的危機，將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了當下和未來，“現代性”光輝凸顯其中。

《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

從15世紀末開始，西方觀察家發現西方的許多現代性元素都受到了歐洲人與他人建立的依賴關系或剝削關系的影響，采用韋伯“現代性”的概念作為衡量世界各地社會成就的標準即西方中心敘史的方式發生轉變，開始解釋世界各地間的許多相互作用和獨立發展塑造了所有的現代性。為了避免將西方作為歷史的中心進行描述，哈蒙德嘗試通過全球史的視野分析疾病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曼徹斯特大學歷史教授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學的誕生》一書中主張，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沖突導致公共衛生措施演變為殖民霸權爭奪的一部分，引發了全球性的疾病危機與應對的差異分化。哈蒙德也試圖引用這一觀點證明殖民管理者與殖民地居民之間的視角差距與決策沖突，以此解釋流行病現代性危機在殖民時代的起源，但實際上卻在論述中偏向將科學和制度這類積極因素歸之于所謂“西方”優越性。如作者在講述瘟疫在19世紀90年代的全球傳播時，探討的多為殖民體系下其他地區西方式的公共衛生制度建設，突出西方對當時中國、印度和南非公共衛生措施的極大影響，并認為中國和印度與中世紀歐洲一樣，設立衛生制度僅是為統治服務，并非科學意義上的疾病控制戰略。在梅毒全球流行的問題上，作者著墨于西方的管制治療措施和成果，刻意淡化這種疾病輸出對非西方地區，尤其是亞洲的惡劣影響，只簡單提及16世紀后期的中國和19世紀50年代的日本。然而歷史資料明確表明，1500年左右，梅毒隨葡萄牙人傳入亞洲——作為一種全新疾病，梅毒新人群中的首次傳播無疑是致命的。囿于觀點傾向，哈蒙德在這類問題上避重就輕，缺乏較充分深刻的闡述，使其全球化研究實際上陷于“現代性”西方中心的窠臼。即便存在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但在平衡疾病的病理和社會研究，以及思考全球差異問題上，這本著作依然是醫療社會史“開眼看全球”的代表，具備可供參考的重要學術價值和鮮明的現實意義。

余論

《流行病與現代世界》結合了自然科學在遺傳學、微生物學、免疫學、寄生蟲學和氣候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討流行病與現代歷史主題之間的關系：國家體制、殖民機制、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對痛苦、性、種族和殘疾等問題的看法塑造著疾病的醫學歷史，而疾病的流行又反過來重新塑造人類社會。二戰后興起的環境史學家敏銳地發現，人類活動在短短的幾個世紀里，成為塑造自然生態的重要力量。以此為視角，現代化力量形成的成就和挑戰的范圍大大擴展了：一方面，二戰之后，伴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醫療和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根除了自然界中的許多危險疾??；另一方面，在這些成就背后，是數百萬人的被迫性遷移、廣闊自然景觀的生態轉變、戰爭造成的巨大破壞，以及社會分層與世界經濟秩序中持續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人類對自然環境已經并將持續產生更加深遠的互動影響，幾千年來，疾病被人類由一個地方傳播至另一個地方，農業和城市環境不斷的被塑造和改變，疾病以更加復雜的變換方式扎根于此。殖民化、城市化和技術變革，都深刻影響了獨特的現代疾病。如今，人類大規模的改造地貌和改變微生物生存環境，不可逆轉破壞了病原體和病原體的傳播方式，微生物和其他生物體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些變化逐漸超出了人類的認知范圍，現代性力量在解決一些問題的同時又加劇了一些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問題促成了全新的全球性挑戰。人類又將在這些挑戰中何去何從？新冠病毒正在全球的工業街道上肆意傳播，艾滋病也正以驚人的速度在非洲中部和南部迅速蔓延，流行病的歷史在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新的意義，也應當賦予新的思考。正如作者在全書結尾所言，人類書寫歷史，但微生物也有歷史；重要的不僅是追溯過往，要認清過去發生的事情并尋找未來應對挑戰的方案，必須要考慮一段歷史是如何依賴另一段歷史而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