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是美國西北部最大的城市，山明水秀，十九世紀下半葉才開發，仍帶邊疆作風，充滿活力和自信?，F在很難想象：五十年前美國校園外國學生那么少，華盛頓大學安排了個特別家庭招待我們。接我飛機的是瑞典裔的卜爾葛特（Burgett）夫婦，先生是中學教師，太太是全職家庭主婦，兩人是同在一個農村里長大的青梅竹馬，本著近乎天真的好奇、理想與熱忱，志愿招待我這個外國學生。他們有三男三女，住的房子有花園有網球場，擁有兩部二手車，生活雖甚節儉，卻可展現五六十年代美國黃金時代中產階級的富裕。

我在卜爾葛特家歇了數天，便趕忙到學校附近找地方住，最便宜的是在別人家里租一間睡房。我為省錢，和另一位女生合租了個地下室臥房，接著匆匆趕到東亞系找嚴倚云教授。

嚴倚云是嚴復的孫女，在華大主持漢語教學；因小時跌下樓梯傷了脊椎骨，背有點駝，卻樂觀開朗，聲音嬌嫩得像個小孩。我申請美國大學時，恰巧她到臺灣一趟，我干爹張起鈞請她吃飯，介紹我認識她，并慫恿我申請華大中文系，以便獲得他在北京大學的“大師姐”照拂。我當時已醒悟到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歷史而不是文學，然而申請到的數所大學，得知我想讀歐洲歷史，都要我從二年級或三年級念起；唯獨華大承認我在臺灣以及菲律賓幾乎所有的學分，讓我插入四年級。我當然選擇華大，估計儲蓄可勉強夠我念兩年書，先拿到學位再念個與歐洲有關的碩士，未嘗不是個折中辦法。

嚴先生說我漢語說得不夠水準，沒資格做她的助教，但可能有些打字的事可讓我做；也許要安慰我吧，她請我跟她回家吃午飯。她在廚房里一邊和我聊天，一邊噼里啪啦做好四五個菜，把筷子和碗擺好，然后朝著通往地下室的樓梯口喊道：“老爺，吃飯了！”樓梯咚咚響，上來的是個頭發凌亂，穿白T恤衫和沾滿油漆的長褲的中年人，叫誰都不會猜到他是個核能物理博士，而且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公子。

我后來才知道，胡適和高、嚴兩家都很熟，五十年代見兩個福州世家子弟在美國都仍單身，堅持嚴倚云和高書哿通信，成了他們的月下老人。高先生到了西岸沒找到適當的工作，那年頭西雅圖房子很便宜，嚴先生買了數棟房子收租，讓高先生管理。嚴先生在華大除負責漢語教學外，還當中國同學會的指導教授，同時參與校外各種公益活動，整天有人要接送，有事要接洽，高先生幫她忙，樂此不疲。他平時面容嚴肅，寡言少語，我開始有點怕他，但不久就發現他很富幽默感，和他與嚴先生談話可以毫無拘束，就常往他們家跑。

沒想到開學不久，我就不必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了。這事來得有點離奇：我的“美國家長”卜爾葛特夫婦老大老二兩個女兒在華大讀書，也不住宿舍，而住在Chi Omega會所。美國大學這些姐妹和兄弟會以希臘字母為名，標榜會友志同道合，終生互相扶持；要加入做會友，須經數輪面試方可。此姐妹會全國最大，以培養領導人材為口號，在華大臨近蓋了一棟可供一百多人住宿的紅磚樓。有個周末卜爾葛特太太開車接我到他們家，說老大老二有事要和我商量。她們興奮地告訴我，該姐妹會本來邀了一位日本女子訪問，結果此人不能來，問我愿不愿意代替她，食宿費全免，我自然欣然同意。于是我在該會所住了將近兩年，并正式成為會友；因曾受其恩惠，現在每年仍捐錢資助它，雖然我對此類團體至今幾乎清一色白人很不滿。

姐妹會的成員大多來自中上家庭，穿著時髦，起初令我有點自慚形穢，直到有位會友聽說我是修文學的，期中作業要評艾略特的《波特諾伊的情歌》，請教我。這首詩我沒全看懂，但很喜歡其中一些意象，便向她解釋這些意象什么意思，有什么現代特色。她得了B+回來謝我?？磥硭齻儗Ρ緡幕矝]有較全面的認識，跟風而已！頓然增加了我的自信。

參加姐妹會讓我進入美國主流社會。該會每星期三有個正裝晚餐，會友可邀男朋友，男朋友得先在大廳介紹給house mother，才魚貫入餐廳進食。這“會所媽媽”原則上有責任輔導我們；事實上，她早對我們的私生活沒有話語權，遑論執行“不準在會所三條街內和男友手牽手”等滑稽的規矩；舞會及其他活動都從不照會她。隨著避孕藥的普及，家長交了會費也不再要求姐妹會捍衛他們女兒的童貞。

我因而也順理成章成為嬰兒潮一員。所謂“嬰兒潮”，是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以及二戰大批男人去當兵造成的“嬰兒荒”后，1946年至1964年如潮涌出生的族群?！皨雰撼薄比硕鄤荼姡恳粋€生命階段都左右了美國社會：孩提時期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照顧嬰兒和孩子的常識》（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一書，每年都上暢銷書榜；少年時期熱衷受黑人音樂影響的搖滾樂，于是“貓王”橫掃樂壇；青年時期抵抗被征兵，政府最終只得自越南撤退；八九十年代“嬰兒潮”開始成家立業，全社會也跟著趨向保守?，F在“嬰兒潮”開始退休了，儲蓄不多，經濟學家恐怕醫療與養老制度會被拖垮；然而“嬰兒潮”一代普遍不肯認老，五六十歲仍做健美操，說不定大多數超齡仍繼續工作，死而后已。

美國當時的年輕人普遍覺得加入越戰是成年人做的愚蠢決定，戰爭對政客和企業家有利，卻要年輕人去做炮灰，憤憤不平，揚言“不信任三十歲以上的人”。有些主張直接向體制（establishment）挑戰——游行、示威，甚至占據公共建筑，一起唱黑人爭取平權時唱的We Shall Overcome（我們必定排除障礙）。有些則主張必須從長遠看，要改變世界則必須抵制一切企業制造的商品，重返自然，并打破各種國界、種族和階級的藩籬；于是男子不剃胡子，女子不化妝，大家留長頭發，穿寬松適體而顏色鮮艷的衣服，不吸香煙吸大麻。有一部分人組織公社，吃自己養的雞和自己種的蔬菜；口號是“Make love, not war！”（做愛，不作戰！）中文把hippies譯為“嬉皮”相當形象，因他們最痛恨裝腔作勢的人，以揭穿虛偽取樂。披頭士之一約翰·列儂寫的Imagine（想像吧）成了“嬰兒潮”的主題曲。

現今步入老年的“嬰兒潮”族群對年輕時天真的想法多少有所檢討，但六十年代開打的“文化戰”延續至今。本來是青年和成年人的抗爭，演變成北方開明派與南方保守派的抗爭，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抗爭；近年來，東西兩岸向民主黨靠攏，而中部和南部成了共和黨陣地。

當時華大也有些教授視年輕人叛逆不道，無理取鬧。有趣的是：承襲了五四遺風的高先生和嚴先生，本來就待人不分國界、種族和階級；并且沒有什么禁忌，不注重外表，凡事自己動手。他們認為學生爭取個人自由、種族平等、世界和平，是天經地義的事——可以說時代終于趕上他們兩位——學生都覺得他們酷極了，與他們完全沒有隔閡。

我在華大要拿學位，除了須補修四門與科學有關的學科外，還須上中國文學史。我選了人體學、地質學、海洋學，還有華盛頓州植物，都學得很興奮；雖然植物學我差點不及格，因許多植物我看不出到底有何差別，幸而大考那天碰上全體學生舉行反戰罷課——校園草地望去全是白色十字架，標識越戰里陣亡的兵士——老師決定不打分數，讓我們全班通過。上中國文學史我卻是抱著吊兒郎當的態度去的，心想在臺灣師范大學已選過“國學概論”，現在和些漢語對話都不太行的洋學生重修，簡直開玩笑！沒想到就在這班上遇上未來丈夫。

（本文原載于10月16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