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的《丑陋的中國人》 書封

1984年，64歲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作了一場注定要在歷史上留下印記的講演——《丑陋的中國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的子子孫孫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演講甫一結束，據柏楊本人回憶：“剎那間，我感覺到一片幽靜，好像深谷那樣的幽靜。連一聲禮貌性的鼓掌都沒有，而聽眾們卻一個一個站起來，紛紛離席。”

1985年8月，此篇講稿和柏楊數十篇同主題的演講、雜文、采訪在中國臺灣結集出版，是為轟動一時的《丑陋的中國人》。

時隔36年后，柏楊遺孀張香華日前表示，“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丑陋的中國人》。”

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張香華近期拒絕將《丑陋的中國人》摘文選入臺灣地區中學一年級的教材，她對于現在臺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的傾向無法茍同，擔心“利用其書名來辱華”“（青少年）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況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

《丑陋的中國人》是一本爭議之書，也是屬于上個時代的經典。

1985年，當《丑陋的中國人》風行臺灣時，臺灣尚是一個擁有高度“中國人認同”的社會，所謂的反思“中國人的劣根性”，也是基于愛之深責之切的中國人立場。

在當時的臺灣社會，這種自我反思的風潮蔚然成風。1979年1月，柏楊在綠島獄中撰寫的名作《中國人史綱》首度在臺北出版，第一次提出了“醬缸文化”的著名概念，“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里的許多污穢骯臟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淀，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

而在柏楊愛荷華演講的同年（1984年），龍應臺也發表了名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不是這位人士，而是臺灣1800萬的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在當時的臺灣，批評《丑陋的中國人》火力最猛的應該就是李敖了。李敖認為，所謂丑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丑陋加諸于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為此，李敖還專門寫了一本《丑陋的中國人研究》。

《丑陋的中國人》在中國大陸引發的熱潮甚至超過了臺灣，發行量高達數百萬冊。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回憶稱：“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丑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丑陋的中國人》恰好契合了中國大陸當時反思傳統文化的思潮。

按照陳曉明的說法，國內的這些批判表達了很多現實的情緒，但卻找不到一個強力的資源，“但是柏楊先生宣言式的語錄出現時，我想是為年輕一代對傳統的反思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證，就像是火柴一樣點燃了某種東西，所以郁積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間發光了”。

在當時大陸學人的心目中，柏楊的思想承接著五四的傳統。著名作家馮驥才后來甚至將柏楊和魯迅相提并論，“魯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楊先生在《丑陋的中國人》所激烈批評的也是中國人國民性的負面”，“我們對自我的批評為什么也不能接收呢？無論是魯迅先生還是柏楊先生對國民劣根的批評，都不能平心靜氣以待之”。

馮驥才對柏楊顯然是過譽了，但《丑陋的中國人》的時代經典意義是難以否認的。這本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同時契合了兩岸中國人針對國民劣根性反思意識，或許也是一個巨大的時代巧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經典，但不是每種經典都可以穿透時代。從這個時代的眼光來看，《丑陋的中國人》恰恰部分暴露出了中國舊式文人缺乏社會科學訓練，好大言而少實證的缺陷。

比如，柏楊主張廢除方塊字，而理由竟然僅僅是“今天打字那么快,計算機那么快”；再比如，柏楊批判孔子，“自從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認識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學說，或批注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當然，這些問題在《中國人史綱》里更為明顯。

我想，很多人應該和我有過相似的經歷。前幾年，我曾經試圖重讀《丑陋的中國人》與《中國人史綱》，這兩本書曾深深影響過我的青年時代，但后來經過學術訓練的我，已經發現柏楊的書讀不下去，很多論斷在今日看來是過于倉促和情緒化了。

但是，在《丑陋的中國人》可能即將絕版的今天，這本書有一種意義將永不過時：自省意識。一個懂得自省和自我反思的民族絕不會是丑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