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兵學史上，如果說孫武是最偉大的一位軍事理論家的話，那么歷來唯一能夠與孫武并提比肩的便是吳起，由此殊榮便可推想他的卓越貢獻與崇高地位。早在戰國后期，人們便已將孫、吳連稱，如《韓非子·五蠹》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吳子》與《孫子兵法》一起，成為當時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兩部兵書經典。西漢以后，《吳子》仍保持著這種“頂級”兵書的地位，“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北宋神宗時期，《吳子》被列入《武經七書》，其經典地位更加牢不可摧。

今本《吳子》基本上采用的是對話體的撰述方式，全書緊緊圍繞“內修文德，外治武備”八個字展開，既有思想深邃的“文德”主張，又有豐富多彩的“武備”理念；既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考，又有靈活機動的戰術設計，在不少方面豐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戰爭理論成果。概而言之，其思想主要體現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內修文德”的治國理念

在全書首篇《圖國第一》的第一節文字，吳起便拈出了統攝全書的核心觀點——“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精辟地闡釋了政治與軍事的緊密關系，認為要統籌處理好治國與治軍的相關事宜，既要修明政治，又要建好軍隊。吳起繼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念。他指出君主應“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要重視對百姓的禮義教化工作，珍惜他們的生命；教導君王要選賢使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使“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指出君主應效仿圣王，具備道、義、禮、仁“四德”，營建上下和諧的社會關系，認為“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先和而造大事”；認為君主應謙虛謹慎，不要唯我獨尊，這樣才能成就稱王稱霸的事業。吳起還以慎戰思想為前提，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的命題，認為戰勝敵人容易，鞏固勝利卻很難。若要鞏固勝利，不但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更需要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強調了較之于加強武備，修明政治尤為不易，也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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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對戰爭起因的思考與對戰爭的分類

吳起立足于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實際，前無古人地在《吳子·圖國第一》將戰爭的起因歸納為五種，即“爭名”、“爭利”、“積惡”、“內亂”、“因饑”。他能從人性爭名、爭利的欲望，從政治集團之間的矛盾關系，從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的狀況，去探究各類戰爭爆發的根源。基于此，吳起還將戰爭的性質分為五類，即“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并分別定義道：“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說明他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也有了初步揭示。吳起還給出了應對上述五類戰爭的方法，即“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將戰爭視為維護禮制的工具，吳起所謂“義兵”，以及“義必以禮服”的思想，顯示了他對儒家戰爭觀的某種認同。

三是“以治為勝”、“教戒為先”的治軍思想

《吳子》一書闡述了極為豐富的治軍思想，內容涉及軍法、裝備、軍事訓練、軍人心理、作戰方法、宿營原則、戰馬馴養等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介紹的就是“以治為勝”與“教戒為先”。這兩條治軍原則均載于《吳子·治兵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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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起認為要建設好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首先要遵循“以治為勝”的原則，并說軍隊是否具有戰斗力，與人數多少沒有必然聯系，認為只有嚴格治兵，嚴明法紀，士卒才會敬畏禮法，才會一切行動聽指揮，具有強大戰斗力。吳起在這里還提出了“父子之兵”的概念，認為只有將軍隊訓練成“父子之兵”，才能所向披靡，戰無不勝。

吳起非常重視軍事訓練，指出了“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和一套行之有效的訓練方法：“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教戒為先”，強調的是對士卒軍事技能的培訓。軍隊是由一個一個士卒組成的，要想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吳起給出的訓練方法是從單兵訓練開始，繼而從“一”到“十”，再從“十”到“百”，如此不斷擴展，就可“教成三軍”，使全軍上下人人掌握軍事技能。

吳起在《吳子·論將第四》提出了“威耳”、“威目”、“威心”的“三威”論，要求將領嚴格訓練士卒，讓他們真正懂得各種鼙鼓金鐸、旌旗麾幟、法規條令的內涵，在感官與心理上產生“威耳”、“威目”、“威心”的效果，從而實現令行禁止、服從指揮的訓練目的。

四是“總文武”、“兼剛柔”的將帥論。

吳起的將帥論，集中體現在《吳子·論將第四》。該文一開篇就指出將領應該“總文武”、“兼剛柔”，不但要懂軍事，剛柔相濟，還要懂政治，有品德。孫武認為將帥要符合“智”、“信”、“仁”、“勇”、“嚴”的標準，對于其中的“勇”，凡人論將往往格外看重，而吳起卻匠心獨運地說：“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提醒將領不要為了顯示自己的勇敢而頭腦發熱，盲目決策。

吳起畫像

除了“總文武”、“兼剛柔”的總體要求之外，吳起還對將帥提出了“五慎”、“將禮”的具體要求。所謂“五慎”，指的是“理”、“備”、“果”、“戒”、“約”，其內涵分別是：“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意即要求將領具備以下素養：高超的管理能力、保持對敵警惕、不能貪生怕死、勝利后也要心存戒備、制定的法令簡明扼要。所謂“將禮”，指的是“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后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指出良將要堅定破敵使命，樹立正確榮辱觀，絕不在戰場上貪生怕死，畏懼逃避。

五是“審敵虛實”、“因形用權”的戰術指導思想

吳子的戰術指導思想也極為豐富，其中最值得介紹的是“審敵虛實”論與“因形用權”論。《孫子兵法·謀攻篇》有“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的千古名言，告誡用兵者一定要全面掌握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虛實篇》提出了“避實而擊虛”與敵眾我寡時“我專而敵分”的用兵原則。吳起將孫武的上述思想濃縮概括為凝練醒目的一句話——“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料敵第二》），認為要充分掌握敵我雙方的虛實強弱，尋找敵人的薄弱點并給予痛擊。這條用兵原則將孫武的“知彼知己”、“虛實”、“眾寡”、“專分”等軍事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境地，歷來被視為用兵者的箴言。

《孫子兵法·計篇》有言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吳子·論將第四》在此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的命題，指出用兵者應根據戰場情況采取靈活機動的措施，達到“不勞而功舉”的作戰效果。《吳子·應變第五》在闡述如何針對不同敵情而采取相應戰術時，便具體貫徹了“因形用權”的作戰指導原則。

（作者陳曦。本文節選自《吳子集釋》前言）

《吳子集釋》

陳曦 集釋

繁體豎排

32開 平裝

978-7-101-15344-6

內容簡介

《吳子》是戰國時期流傳下來的一部兵學典籍，收錄于《武經七書》，主要記載了戰國時期衛國政治家、軍事家吳起的軍事理論和作戰思想。《漢書·藝文志》著錄為48篇，已佚。今本《吳子》共有六篇，為《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此次推出的《吳子集釋》，在校勘方面，以《續古逸叢書》所收涵芬樓影印宋刊《武經七書》本為底本，同時參考了宋元以來施子美、劉寅、朱墉等十六個版本；在注釋方面，參考了大量古今研究成果，征引的文獻多達十余種，為研讀此書提供了豐富材料。書末有三篇附錄，分別為《史記·吳起列傳》《吳子評述資料》《吳子師承問題考辨》，對了解吳子其人其書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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