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威脅會讓人們更抱團嗎？ 原創 吳瑩 孫嘉琦 定量群學 

原文信息：Barth, M., Masson, T., Fritsche, I., & Ziemer, C. T. (2018). Closing ranks: Ingroup norm conformity as a subtle response to threatening climate change.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1(3), 497-512. doi:10.1177/1368430217733119

文章導讀

這篇論文發表在英國知名群體心理學雜志Group Process & Intergroup Relations上，作者是德國萊比錫大學心理研究所的Markus Barth及同事，該文充滿濃郁的群體心理學意味。

發軔于歐洲的群體心理學研究為社會心理學歷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群體心理學研究范式認為，引領世界前沿研究的美國個體主義范式社會心理學過于偏好研究個人和人際層面的社會心理，而群體水平上的心理機制（如群體認同、群體性自我）在群際情境中能更好地預測人們態度或行為傾向，卻往往被美國個體主義社會心理學家們忽視。

群體心理學最有生命力的理論就是Henri Taifel和John Turner提出的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1979）。在社會認同理論基礎上，Turner提出自我類別化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1987）討論人們如何將群體身份內化為自我結構的一部分。Turner的學生M.Hogg提出不確定性認同理論（Uncertainty Identity Theory，2007; 2013），指出人們在社會變遷、世界變化等不確定性情境中，表現出極端的群體認同（比如更認同極端群體、追隨威權領導、右傾主義價值觀盛行、排外的民粹主義等）。

本期推送的M.Barth等人的論文指出，氣候變化威脅能夠激發出基于群體的認知和行為傾向，因為內群體可以為個人提供一種擴展性初級控制感（extended primary control），當啟動氣候變化威脅情境，并使被試處于群體規范凸顯環境中時，人們更傾向于去遵從群體規范，即使這種群體規范是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激進的“偏左”行為。也就是說，在“偏左”的群體規范環境中，捍衛現存社會系統的保守轉向（conservative shift）并非是人們面對氣候變化威脅時的首要反應。相反，人們更偏好與激進的群體規范保持一致。這一研究作為典型的群體心理研究，證實了群體認同的解釋力：特定情境中，群體水平上的心理機制可能會更好解釋個人對社會情境的反應。這篇論文包含了三個實驗研究，研究者使用社會心理學傳統的情境啟動實驗法，啟動被試的氣候變化威脅認知以及群體規范凸顯情境，以觀察被試的態度和行為反應。

（圖片來自互聯網）

（諷刺特朗普對氣候變化態度的漫畫。群體內權威人士對于內群體規范有重要影響）

問題提出

全球氣候變化給人們帶來威脅安全感的風險，氣候變化的威脅也會增加威權主義態度和對于越軌群體的貶損（Fritsche et al. 2012）。

基于群體的控制理論提出，當個人的控制感受到威脅時，人們可能將自我重新定義為“我們”而非“我”，通過“社會自我”借用社會群體的集體能動性和控制力來恢復其自我的控制感。自我類別化使人對內群體的認同、偏好和規范服從行為增加。

雖然系統公正理論（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提供了競爭性解釋：氣候變化威脅之下，人們會更贊同政治保守主義以減少不確定性與恐懼（這一觀點被稱為保守轉向假設）。但是本文認為，人們保守轉向發生在保守主義盛行的群體規范背景中。對于氣候變化威脅的認知首先會引起以群體為基礎的反應，當氣候變化威脅顯著時，人們表現出更強的群體中心主義：對內群體規范的遵從，對偏離規范的群體成員的排斥。

研究1

研究假設

氣候變化威脅情境能夠啟動人們對損害群體利益的成員的負向評價。

被試

共招募91個德國大學生作為被試。其中女性占比52.2%，被試平均年齡23.08歲（SD=3.48）。

實驗操作將被試分成兩組，啟動被試對氣候變化威脅情境的感知，氣候變化威脅感知的啟動方式參照Fritsche等人（2012）的研究。研究者讓被試對貌似日常知識小測驗進行對錯判斷，用“是”或“否”回答。在實驗組，被試讀到的小測驗內容與氣候變化帶來消極后果有關（如：海平面升高會讓許多海岸地區無法居住等），在控制組中，被試督導的小測驗內容是一些與環境無關中性內容。之后，研究者測量了被試對氣候變化威脅的認知，作為實驗操作檢驗。

變量測量

（1）分別對損害/有助于群體利益的內群體成員行為進行評價

啟動/不啟動氣候威脅情境后，請被試用十點量表分別對群體利益做出貢獻的內群體成員行為，和損害群體利益的內成員行為進行評分。

（2）評價被試的群體威權主義傾向

啟動/不啟動氣候威脅情境后，使用六點量表測量被試的群體威權主義傾向，包括保守主義、威權攻擊性、威權服從性三個分量表。

數據結果

方差分析顯示，氣候變化威脅顯著啟動被試對于損害群體利益的群體成員的負向評價，實驗組被試做出的評價（M=2.91）比控制組（M=3.47）更消極。威脅情境對服務群體利益內成員行為評價沒有顯著效應。

氣候變化威脅情境能夠顯著啟動被試的群體威權主義傾向，實驗組(M=3.27)比控制組（M=2.91）表現出更強的威權態度，威脅情境對政治傾向沒有顯著效應。

研究結論

研究1的結果與假設相符，證明了在氣候變化的威脅之下，對威脅群體屬性的成員表現出更強的負面態度。但研究1的設計未明確啟動群體規范。因此，盡管威脅并不顯著影響政治傾向，這一結果并不能完全排除保守主義改變假設。

研究2

研究假設

氣候變化威脅會增加群體成員對于內群體規范的服從。

被試

共招募159個德國大學生被試，女性占比61.0%，被試平均年齡23.22歲（SD=4.62）。

實驗操作

被試被隨機分配到2（高氣候變化威脅/中度氣候變化威脅）×2（支持激進措施規范情境/反對激進措施規范）四種啟動情境中。

（1）啟動氣候變化威脅情境

氣候變化威脅的啟動方式參考Hornsey et al.（2015）。高威脅組信息顯示氣候變化導致極其嚴重的負面后果；溫和威脅組的信息顯示氣候變化帶來的利弊是并存的。之后進行實驗啟動效應的操作檢驗。

（2）啟動贊同（或反對）激進行為的群體內規范

給被試閱讀一篇短文，其中介紹了一個采取激進手段反對性別歧視的學生運動計劃。啟動贊同激進行為規范組中，被試將閱讀到（研究者虛擬的）統計數據表明，大多數學生及學生組織會支持這種激進運動計劃；啟動反對激進行為規范組被試，閱讀的統計數據表明，大多數學生或學生組織將會反對這種激進計劃。

變量測量

（1）對于激進/溫和反應的接受程度。

閱讀規范啟動的短文后，被試填寫一個14個項目的量表，以測量其對于不同激進程度的行動的接受度。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分別生成對溫和/激進反應的贊同兩個變量。

（2）對于損害/有助于群體利益內群體成員行為的評價，測量方式與研究1相同。

（3）群體威權主義傾向得分，測量方式與研究1相同。

控制變量：政治傾向、個人行動參與、自我控制能力等。

數據結果

1.對于內群體規范服從的影響

結果發現，氣候變化威脅知覺與群體規范啟動的交互效應顯著。簡單斜率檢驗發現（見圖1），在高氣候變化威脅水平下，規范啟動情境對激進反應的接受程度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在贊同激進行為規范的啟動組中，高氣候威脅感知正向影響被試對于激進反應的接受程度，在反對激進行為規范的啟動組中，威脅的影響方向相反但不顯著。

2.對于群體成員行為評價的影響

氣候變化威脅與群體規范啟動對群體成員行為評價的交互效應顯著。在支持激進反應規范組中，被試感知氣候變化威脅水平越高，對內群體成員的越軌行為評價更積極。而在反對激進規范的組中，效果相反。

3. 在群體威權主義與政治傾向方面，氣候變化威脅與群體規范對其均沒有顯著主效應和交互效應的影響。

研究結論

研究2的發現支持研究假設。在氣候變化威脅下，贊同激進規范組被試更能接受激進反應，更能夠積極評價越軌成員；高氣候變化威脅下，反對激進群體規范的被試，更不會支持激進反應，對越軌成員評價更低。由此，面對氣候變化，人們態度和行為變化更容易受內群體規范影響。此外研究2還發現，政治取向不受氣候變化威脅的影響，在威脅情景下對越軌成員的接受程度也未普遍下降，這些發現進一步否定了保守性變化假設。

研究3

旨在驗證研究1中的氣候威脅情境，是否能啟動研究2中威脅與規范對激進反應接受程度的交互效應。

被試

招募157個德國大學生作為被試，其中女性占比57.3%，平均年齡22.93歲（SD=3.90）。

實驗操作

與研究1相同。

變量測量

變量與研究2測量方法相同。

數據結果

與研究2一致，在回歸分析中，氣候變化威脅與群體規范對激進行為的接受程度有顯著的交互效應，對損害群體利益成員的評價、群體威權主義或政治取向的主效應和交互效應均不顯著。

結論

研究3結論與研究2一致，在高氣候威脅條件下，被支持激進行為群體規范啟動的被試比被反對激進行為規范啟動被試更容易接受激進反應，進一步證明氣候變化威脅強化了人們對群體內部規范的遵守。

總結

本文作者討論了社會認同視角在審視環境危機問題中的重要性。大量證據表明，個人和群體對環境問題的行為和反應至少部分是社會認同過程的結果。對特定社會群體（政黨、國家等）的認同影響人們對待環境變化的態度和行為。同時，作為群體成員的自我分類可以促進或弱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危機，本研究有一定應用價值：讓環保主義成為群體內顯著規范時，氣候變化威脅可能會增加人們的環保意愿。

參考文獻

Fritsche, I., Barth, M., Jugert, P., Masson, T., & Reese, G. (2018). A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Pro-Environmental Action (SIMPEA). Psychological Review, 125(2), 245–269.

Fritsche, I., Cohrs, J. C., Kessler, T., & Bauer, J. (2012). Global warming is breeding social conflict: The subtl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threat on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1–10.

Fritsche, I., Jonas, E., Ablasser, C., Beyer, M., Kuban, J., Manger, A.-M., & Schultz, M. (2013). The power of we: Evidence for group-based contro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19–32.

編譯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學系 吳瑩；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學系 孫嘉琦

原標題：《氣候變化威脅會讓人們更抱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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