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中，中國對歷史的重視是獨樹一幟的。

中國擁有最多的官修歷史，幾乎每個朝代建立之后，都要重修前代史書，建立自己的官修史書體系。

10月10日，葛劍雄在大隱書局做了一場題為“歷史傳統與歷史智慧”的講座，他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上對文字記錄如此重視是延續至今的，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歷史是中國可以延續的資源。做歷史研究應該去偽存真，尊重歷史事實，但在具體應用上，亦應該考慮維護國家利益。

“王權至上”使中國產生修史的傳統

中國很早就形成了王權至上的統治形式，宗教始終沒有發達到可以蓋過王權的程度。因而較之宗教發達的文明，中國的修史傳統源遠流長，但神話系統并不發達。葛劍雄認為，“君權神授”的理念自漢代確立，“修史”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釋天命，給“君權”以現實的合法性。

人類早期開始記錄歷史的目的是相似的，在葛劍雄看來，起初是有少數人出于好奇，要把自己經歷的事讓后人知道，以后慢慢形成自覺。但比之記錄給后人，更為重要的是向神靈、向天報告。做了好事，告訴上天祈求繼續受到庇佑，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也要上告神靈，祈求諒解。

因此最早的史官是巫，他不但要記錄歷史，更要承擔與天、神溝通的重任，當時的記錄也并不區分“史”和“神話”，后來出現了史，巫和史才慢慢分開。但在很多宗教發達的民族中，巫和史是始終合一的，在古希臘等神話發達的地區，歷史就是神話、就是宗教，比如基督教系統的歷史，往往都在《圣經》里面記錄。

由于中國的特殊情況，很早就形成了王權，宗教始終沒有蓋過世俗權力。葛劍雄認為，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的宗教都發達不起來，“天”成為最重要的神。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中國在漢武帝時代，經過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很早就確定了“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理念。

在葛劍雄看來，如今把“天人合一”解釋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這個詞最初的含義完全不同，“‘天人合一’的原意，就是君權神授，是說皇帝的權力是神給的，皇帝就是‘天子’。在這樣的情況下，皇權越來越大，超越了一切。”

在皇權至上的現實之下，記錄歷史的最重要任務，其實是解釋天命。

葛劍雄提到，現在經常說中國有最早的太陽黑子記錄、日食記錄等等。但這些天文、自然現象當時被記錄下來并不是在記錄自然科學，而是記錄歷史。史書中關于自然災害和天文現象的記錄，往往是當時國都附近最多。這是因為，史官記下這些“吉兆”和“災難”，都是作為皇帝執政的依據。換言之，都是很有傾向性的。

漢高祖劉邦一介布衣，沒什么背景可言。但《史記·高祖本紀》中卻記載劉邦的母親身體疲累在湖邊休息，夢到與神相遇，劉邦父親去找她，見到一條龍在她身上盤旋，回家以后劉邦母親已有身孕。

“編這個故事，就是為了說明劉邦是真命天子。宋朝趙匡胤出生的時候，史書記載房間里面紅花滿室，說明他們這樣以一種觀念記錄歷史，證明他本身就是龍子，就是天生。” 葛劍雄解釋，把天和人事連在一起，一直是史書記載中的傳統。

如今翻看史書，記錄一個朝代的新生，會有各種吉祥的征兆，比如說天上五星連珠，出現了靈芝，出現了嘉禾，甚至出現了麒麟或龍。而一個朝代行將滅亡，就會出現各種災難，比如太陽黑子、日蝕、地震等等，預示王朝氣數已盡。

這些記錄是現在科學家研究自然環境的珍貴史料，但當時這些記載是很有傾向性的，比如說史書中第一次出現的地震記載是夏桀時期發生的，那時出現了地震，所以不久夏朝就亡國了。關于太陽黑子的記載也是如此。太陽代表皇帝，太陽出現黑子，證明君主思想德行有虧。日食更是預示著大災。

修史根本目的是強調政治的合法性

有這樣的歷史觀，中國歷史上一旦改朝換代，官方就急于修史也就很好理解了。“天命不可違，中國歷來那么重視歷史，花那么多的精力修歷史。根本的目的是強調政治的合法性，是要為現實服務的。價值觀念重于事實，解釋妥了就證明了政治的合法性。”

葛劍雄舉清朝的例子來解釋“修史”的重要性。清朝入關之后，很快宣布修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外族入侵，沒有很大的合法性。當時李自成破城之前，崇禎皇帝親上煤山自縊，死得壯烈，之前治國也算得上負責，說他荒淫無道并沒有人相信。于是清朝急匆匆修史解釋，說明朝滅亡于李自成之手，清朝剿滅了李自成，是替明朝報仇，厚葬崇禎皇帝，是對明朝有恩。明朝氣數已盡，清朝的統治是“天命不可違”，硬是給了自己歷史的合法性。

修史“價值觀念重于事實”的傳統，葛劍雄認為來源于孔子。所謂《春秋》筆法，“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正是因為史書解釋天命，史書中的褒揚，不只是流芳百世，還會得到上天庇佑，而史書中的一字之貶，比刀斧砍在身上還要嚴重，刀斧砍上不過一死，在史書中被譴責，世世代代都要受到譴責。

孔子修《春秋》有兩條原則，一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對尊者的過失和不足，要為他避諱，盡量少說；二是“筆則筆，削則削”，該寫的寫，該刪的刪。

而這兩條原則，是根據價值觀念掌握的。葛劍雄提到《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有：“天王狩于河陽”。 “天王狩于河陽”表面看是說周襄王到河陽進行狩獵和祭祀的儀式，但實際的情況是當時幾個強大的諸侯在河陽聚會，通知周天子也來參加，實際上是被綁架，這對周襄王是奇恥大辱。但是孔子認為周天子是最尊貴的，不能實寫他受到侮辱，就用了“狩”，完全脫離事實，為尊者諱，要維持上下的次序。

后來北宋后期，宋徽宗、宋欽宗父子被金朝俘虜，歷史記載“二帝北狩”， 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慈禧太后帶著光緒皇帝狼狽出逃，歷史記載“太后西狩”，都是“為尊者諱”的體現。

為現實服務的歷史觀有其積極意義

這樣為現實服務的歷史觀是否有其積極意義？葛劍雄認為修史對于擱置爭議、維護統治、解決現實問題都有重要的價值。

清朝建立統治之后,在乾隆年間準備修國史。一般來說本朝只為上一朝代修史，不會為自己修國史。但乾隆決定本朝修史，是穩定清朝統治的現實需要。

修國史的時候，乾隆做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決定，規定投降清朝的官員，如洪承疇、錢謙益等全部編入《貳臣傳》。這一大批官員當時背叛明朝，對清朝入關建立統治至關重要，但乾隆表示這些人對大清雖然有功，“畢竟大節有虧”。反而是當時拼死抵抗清軍的人，統統被列入《忠臣傳》。

做這樣的改變是因為清朝當時統治已經穩定，較之于改朝換代，眼下更為重要的是建立長久的統治、取得執政的合法性、維護傳統的君臣道德和價值觀念。

通過為前朝的忠臣平反，清朝鼓勵延續“忠”的價值觀，也就是忠于本朝，讓中國城鄉傳統禮儀制度階層都得到延續，這是有利于本朝維護統治的舉措。

乾隆甚至還公布了袁崇煥的真相。崇禎帝時期，袁崇煥是抵抗清朝的名將，清朝用反間計偽造他的信件，構陷他私下勾結清朝，崇禎帝因此將袁崇煥處以極刑。乾隆公開為袁崇煥平反，在北京為他建廟，這對當時士人是很大震撼，直到清朝滅亡，一批漢族知識分子還心念清朝的仁慈。

在遵守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維護國家利益

那么為了國家利益是否就可以不尊重史實，任意篡改歷史呢？葛劍雄認為不可以，真正的國家利益還是在遵守歷史事實的基礎上的，“對于歷史事實，我們實事求是研究，但是不是由我們隨便應用，怎么應用讓國家決定。包括有些公布到什么程度，什么時候公布，全部要考慮國家的利益。”

他舉例說，關于釣魚島的主權歸屬，中國最大的失誤就是1945年抗日戰爭之后，沒有明確規定釣魚島劃歸臺灣省內。美國接管釣魚島后就將其移交日本，直到1979年，臺灣在美國的留學生才發現，原來地圖上所謂尖閣列島，就是中國的釣魚臺，才發動了保釣運動。

“這個事實如果歷史學者都不去研究，都隱瞞事實，國家怎么去應對？我們要研究以后，了解背景，告訴中央，具體怎么處理由中央處理。所以研究者一定要實事求是，一定要尊重事實。”葛劍雄說，正是由于鄧小平了解釣魚島歸屬問題上復雜的歷史原因，在處理釣魚島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維持現狀、未來解決的方案。當時釣魚島實際控制權在日本手里，擱置問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最優解決方案。解決這個問題之后，鄧小平接下來和日本順利簽訂《中日友好條約》，迎來日本對中國大規模援助，為國家爭取了最大的利益。而直到現在，日本依然不敢完全違背“擱置爭議”的原則，雖然宣布釣魚島國有化，但也并不允許任何國民登島。

“正因為這樣，今天我們要理解，為什么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為什么近代歷史這么重要，不允許有任何篡改，不允許歪曲。因為今天歷史還是共產黨執政的重要資源。”葛劍雄最后總結，“我們維護歷史的時候，既要維護、尊重歷史事實，又要從現實出去，不影響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