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卿教授是中國頂尖的社會史家之一，對于那些有抱負的社會科學家來說，他輝煌的學術生涯意義重大，堪稱典范。因此，蔡先生孜孜不輟撰就這部信息宏富、引人入勝的回憶錄，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領域的一份珍貴禮物。

和蔡師的其他弟子一樣，我與先生有過多年的密切交往，從中學到了太多的東西。但是今天，有了這部回憶錄，那些與先生素昧平生的人也能從他的學識和經驗中獲得教益了。

左起：裴宜理、劉廣京、施堅雅、蔡少卿（1996年于施堅雅教授家）

我認識蔡少卿教授已經快36年了。第一次相識是在1979年秋，其時我剛到南京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那是改革開放以后中美兩國恢復學術交流的第一年，并且令人高興的是，作為華盛頓大學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我有機會在太平天國與秘密社會的關系這一領域開展研究工作。

南京大學周到地為我安排了兩位博學而得力的導師：一位是蔡少卿教授，指導我研究秘密社會；另一位是茅家琦教授，指導我研究太平天國運動。

剛到南京不久，蔡先生就成了我的良師益友。他和他的夫人潘老師，多次邀請我到他們家里，在無拘無束的聊天中渡過了許多個美妙的傍晚。那時候在中國，外國人還較少被邀請到私人家里去，因而南京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都非常羨慕我有這種機會，能在這些愉快的場合與蔡先生及其家人進行非正式的交往。

在我們的友誼中，蔡先生當然沒有忽略學術的方面。他給我介紹了許多關于中國秘密社會及其與農民運動關系的有用資料。他將自己從第一歷史檔案館手抄來的資料與我分享。

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他為我找來了一套關于民國時期白朗起義的資料，當時這套資料還未公開出版。他還為我解釋中國學者之間的一些爭論，比如關于天地會的起源和性質、哥老會、白蓮教，以及晚清和民國時期其他秘密結社和秘密教門。

南京大學訪學一年，給我留下了許多強烈而有趣的記憶，其中最令人難忘的，恐怕還是1980年春我與蔡先生同去安徽淮北的那次田野調查。

1978年我在密歇根大學通過答辯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淮北的農民起義及其與共產主義革命的關系。但在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美國學生還不可能訪問中國大陸，因而我的研究是在臺北（利用明清檔案、國民黨檔案和調查統計局檔案）和東京（東洋文庫和東京大學）進行的。

幾年來，我一直夢想著有機會訪問自己論文所關注的皖北地區。這一夢想在1980年變成了現實，因為蔡先生非常慷慨，同意陪我去淮北作一次實地調查。那次訪問的地方當中，蚌埠、渦陽和蒙城還未正式對外國人開放。

在蚌埠，我們訪問了治淮委員會的官員，了解水利給皖北鄉村帶來的變遷。在蒙城和渦陽，我們訪問了農民和當地的史學工作者，了解有關該地區自19世紀中葉捻軍起義直至民國時期的民變傳統。我們還欣賞了地方戲劇演出，以便對該地區的大眾文化獲得更清晰的感覺。由于當地大多數農民以前從未見過外國人，我們那次訪問引起了當地人極大的興趣。有好幾次，我和蔡先生不得不從眾多圍觀者中奪路而“逃”。

蔡少卿與倫敦大學漢學家柯文南（1986年）

在整個行程中，蔡先生都是研究和旅行方面的極好搭檔。我無法向當地人表達自己的意思時，他便接過話頭，將我的意思表達得更明白。有時候，當地的被訪者不愿意回答我的問題，蔡先生便鼓勵他們，使他們的態度變得更友好。他盡量使我弄懂所討論的內容，為我指點許多有趣的沿途景點。我簡直想象不出，還有哪位老師比他更細心、更周到了。

幾年以后，蔡先生再度陪我去皖北時，這種感覺依然一樣——這是一次難忘的旅行，去的是鳳陽縣，調查當地新近實施的農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對于我來說，能夠觀察中國鄉村的局部地區，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外國人還無法輕易訪問這些地區，它們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地區確實非常貧困，但它們非常自豪于以往的歷史——作為改革開放的破曉階段，并為自己未來的可能性而激動。

蔡少卿（右二）與哈佛大學孔飛力（右一）、柯保安（左一）等知名學者（1980年）

我與蔡先生的友誼基礎，不僅僅是我們在中國的許多討論和旅行，還包括他在魯氏基金會資助下，在華盛頓大學渡過的一年時光（當時我還在該校任教）。這一年里，蔡先生選修了好幾門課程（包括我開設的一門關于農民政治的課程），努力提高英語水平，借助圖書館進行研究工作。他還周游美國，在各個中國研究中心發表演講，并且——或許也是他最難忘的——品味了一陣美國田園生活。

通過這次以及隨后對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歐洲的多次訪問，蔡先生為他在南京大學的學生們帶回來了許多信息，使他們得以了解國際學術界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徑。他將中國和外國學術傳統中的精華結合起來，把南京大學的社會史學科建成了著名的研究生培養基地，出版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在國際學術界贏得了高度聲望。

蔡少卿與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社會史學者布賴恩?馬丁（1990年）

蔡先生自己的研究，由于開創性地運用了原始檔案和其他檔案資料，視野非常開闊（跨越了幾個世紀，涉及秘密社會、民間宗教、農民起義、勞工運動、土匪以及中國近代社會史上的其他許多重大問題），分析熟練而富有新意、自然聞名于國內外。但與一些閉門造車的學者不同，他非常樂于與別人分享自己的知識。

這些年來，我自己（關于中國勞工運動和農民起義）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步，離不開他在資料和闡釋上耐心而睿智的指導。蔡先生的鼓勵，不斷燃起我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熱情。有蔡先生這樣一位良師和老友，是我莫大的幸運。

我把最近出版的著作《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題獻給于建嶸教授和蔡先生。在合作研究安源工人運動的過程中，我和于教授一道前往南京拜訪蔡先生，就他本人在上世紀50年代研究安源的情況進行了訪談。那時他還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

從我1979年第一次見到蔡先生，到這次南京之行，已過去了將近三十年，但在和他討論中國歷史的時候，我仍能感受到跟當年一樣的知識亢奮和人格魅力。蔡先生異常清晰而又熱情洋溢地回憶了他本人在安源煤礦進行的田野工作，以及在北京對李立三和其他安源工運參與者的訪談。

如回憶錄中所說，蔡先生多年來一直鼓勵我研究安源，把它作為一個發人深思的重要案例，去探討秘密社會與工人運動之間的聯系和互動。因此，有機會在這本書的獻辭中向他致敬，以感謝他這么多年來對我學術生涯的巨大幫助，我感到無比榮幸。

我知道，我是在代表許許多多的學者——中國的和外國的——對蔡少卿教授多年來始終如一的諄諄教誨表達由衷的感謝。蔡先生將自己作為社會史家的一生編為史冊，令后世也能從他的經歷和榜樣中得到恩澤，這是值得我們慶賀與感激的。

（本文系蔡少卿自傳《社會史家的學術春秋》一書序言，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