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九十年代時還在中青報做記者的陸曉婭編發過一篇讀者來信，題目叫做《誰沒想過死呢？》。二十年來一直讓致力于心理健康教育領域并多次在校園進行自殺危機干預的陸曉婭不斷思考與探索的問題是：死亡如何成為活著的力量？隨著父親的離世、母親的失智與自己的日漸衰老，陸曉婭對于死亡的思考越來越清晰，并在退休后帶著使命感在北師大開設了一門通識教育課：影像中的生死學——通過電影與學生共同開展生命與死亡的探索。在這門課程至今已開設六輪的當下，北師大出版社把陸曉婭的生死學課堂教學筆記集結出版成書：《影像中的生死課》。

對“死亡”話題的諱莫如深，在中國社會與傳統的一再訣別之后，始終沒有從我們的文化中驅散。與此同時，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又以精細的分工為本就禁忌的“死亡”再度賦魅——火葬場、墓地與生活空間的隔離，被封鎖在醫療空間中痛苦的臨終，都使得死亡的發生越來越隱蔽。這樣一種神秘感和不可言說性，讓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對死亡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被陌生化助長的恐懼。然而，“死亡”卻一再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焦慮之中：不斷曝光在社交網絡中的抑郁癥自殺者。

講授“生死學”的目的并非教授學生如何消解死亡焦慮，恰恰相反的是，它是要在死亡被文化變得不可言說的當下，適度喚起學生的死亡焦慮。就像陸曉婭在起始課上播放的影片《時間規劃局》的片段：在脈搏的跳動聲中，倒計時的數字驚心動魄地呈現了生命清零的過程，提示著生命的有限性。這一17分鐘的影像片段精確地傳遞了陸曉婭開設生死課的動機：讓死亡成為生命的參照系。

抑郁癥是自殺的答案嗎？

在通過電影《死亡詩社》引出的“自殺”問題的課堂上，陸曉婭把這個危險的話題從暗流洶涌的校園中打撈了起來。雖然近十幾年來隨著城鎮化的進程，伴隨大量農村婦女進城務工而帶來的全國自殺率急劇下降，然而據陸曉婭觀察，校園中的自殺率卻有增無減。

有學生在課堂上質疑“把生命作為最高價值”的判斷，雖然這會讓作為老師角色的陸曉婭擔憂，但是公開的辯論讓這個話題“感光”，在她看來總好過潛伏在表面的平靜之下暗流洶涌。

隨著國內“抑郁癥”問題越來越被重視，這一病理化指稱似乎成了解釋自殺問題的不二工具，每一次個體自殺行為在媒體上曝光，隨之在社交網絡上傳播的便是宣稱可以代表“普適性”的抑郁癥體驗和為抑郁癥做標準化判決的量表。這一現象也引起了陸曉婭的警覺，她認為自殺和抑郁癥的直接掛鉤是嚴重的誤解，更準確的關聯應該是：重度抑郁癥的人自殺的風險比較高。社會結構性原因、個體特殊的境遇和生理指標之間在抑郁癥病癥上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量表和病理化命名毫無疑問緩釋了我們為自殺尋求合理性的集體焦慮，但與此同時也簡化了個體自殺背后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并起到了自我暗示和強化的作用。

人的焦慮、抑郁情緒與生俱來，而“抑郁癥”作為精神疾病的名稱是美國被“制造”出來的，其歷史不過百年。“1000個抑郁癥病人有1000個抑郁的故事，每個人抑郁的原因是不一樣的。抑郁癥的成因非常復雜，甚至于抑郁癥并不是一種病，是一類病。”臨床心理學博士同時也是精神科醫生的北大學生心理咨詢中心副教授徐凱文說。他進而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抗抑郁藥是一筆大生意。據統計，制藥公司全世界每年賣的最好的藥之一就是抗抑郁、抗焦慮和抗精神病類的藥物。“每個人都會有抑郁，抑郁到什么程度該吃藥？當精神疾病的標準被人為地放得越來越低，從而讓更多人符合診斷時，對醫藥公司來說，就是巨大的利潤空間。”徐凱文并不否定藥物的作用，但是在他看來，解決社會環境中出現的境況要比關注標準化的生理指標更重要。抑郁癥的病理化命名，在法國思想家福柯意義上可以被看作是精神科醫生的霸權，站在“正常”的位置，以命名的方式來排斥“失常者”。

“很多問題出現在前大學階段”，陸曉婭根據多年危機干預的經驗分析，“比如從農村、小城鎮、邊遠地區來到大城市的孩子，面對劇烈的環境變化和新的評價系統發現自己優勢盡失，很容易自我否定”。陸曉婭通過在死亡課上引入電影的開放文本，把個體境遇與文本所引出的情境相連結，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自身與所處環境的沖突所引發的焦慮。“讓他們明白這是在這個年齡段很常見的‘成長性危機’，也就能幫助他們把自身的所謂問題‘正常化’了。”

在香港中文大學開設《死亡與不朽》課程的哲學系教授陶國彰說，“每個時代的人都會死，但我們這個時代卻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輕人這么輕易地放棄了各種豐富的生命體驗，跟他們對于自我價值的理解有關，生命似乎輕得著不到地。”對于陸曉婭的生死課，重要的是把想到死的時刻轉化為一種對自我生命的質詢：在迫近的困境中，審問個人的自我價值。“告訴輕生的孩子‘你要珍惜生命’，我不太相信是有用的，所以我更愿意采取一種對話的方式，去和他們一起進行探索死亡和生命的意義。”

黑澤明的電影《生之欲》幫助她把關于存在與死亡哲學維度的拷問帶到了課堂上，“死亡終究是最孤獨的人類體驗”，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而意識到那一刻的存在和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便會產生一種“覺醒體驗”，把自我從蕓蕓眾生重分離出來。死亡在這樣的時刻才真正成為促成生命成長的機制——向死而生。

如何面對周遭的死亡事件？

在自我的死亡焦慮外，另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擾動，便是周遭的死亡事件。陸曉婭還記得起始課上她布置給學生們的課后作業——《死亡離我們有多遠》。從學生們交上的文章她發現，這些年輕人所親歷過的死亡遠比她想象的要多：祖輩的病故、同學的意外離世、曾近在咫尺的汶川地震……

然而如何面對生命中的死亡事件？陸曉婭印象很深的是，她在“非典”期間帶團隊去一個中學做哀傷輔導，因為一個班的班主任剛因“非典”去世。但是這樣一個消息，很長時間沒有人正式告知那個班級的孩子，更沒有集體的追憶。團體輔導終于給孩子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去面對老師的死亡、銘記老師曾經的付出。后來，孩子們所寫的文字、所做的紀念品，也帶給死者的家屬很大的安慰。

在現代醫療體系不斷把死亡陌生化的今天，陸曉婭發現孩子們經常在父母和學校的管控下與身邊的死亡事件隔離開：祖輩在醫院經歷臨終時刻父母會盡量避免孩子的在場；學校里老師和學生的意外死亡也經常只作為私下的傳聞出現，而非集體面對和哀悼。“儀式”的喪失，不止弱化了現代社會的人們對于人類生命傳承之連結的感受，也使得哀傷得不到舒緩。

陸曉婭在課堂上以日本電影《入殮師》，引出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的現代喪葬制度對人的異化。葬禮在今天大多由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運營，火葬場和殯儀館的標準化、程序化和私密化提高了現代城市生活的效率，也把人們對死亡的感知恐怖化了——失去溫度的、不潔的尸體。

解放后，在破四舊的移風易俗話語下，繁復的“喪”“殯”“葬”“祭”等厚葬風俗被建構為與“文明”話語相對的“落后”的傳統。在今天媒體對“冥婚”等鄉村仍偶見的傳統中陋習的揭露，更強化了公眾以現代社會觀念對“落后”習俗的抵觸。然而，陸曉婭擔心的是，喪葬的其他功能也被標準化的程序取消了。“‘聚在一起’的社會性禮儀，有助于人們戰勝因死亡而造成的削弱、瓦解、恐懼、失望等離心力，而習俗與儀式的喪失帶來的是許多人沒有機會處理自己的哀傷而陷入抑郁情緒。”

與此同時，配合現代社會節奏的公職人員喪假制度安排，也把人與人關系的倫理話題，無情地拋到了我們面前。大多企業和國家機關執行勞動法對公職人員所規定的喪假，通常只有1-3天，而城鎮化帶來的子女的父母兩地的分離，時常讓服喪無比匆忙，這匆忙的節奏也異化了人對于生老病死的原初情感。這不禁讓人想起了小津安二郎的電影《東京物語》里母親在鄉下離世的一幕。兒女在東京接到了母親病重的電報，兄妹二人匆忙趕路前猶豫了幾秒，商量著要不要帶上喪服。“帶上吧，用不上最好”，他們最后決定道。陸曉婭同樣以一個發生在中國現實中的故事結束了這個令人不勝唏噓的話題：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假回家探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仍沒有要死的跡象，抱怨說：“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做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自殺了。

“恐怕今天的城市里只剩下大街上燒紙這唯一一種日常生活中舒緩哀慟的‘陋習’了吧。”陸曉婭決定把參觀墓地納入明年的課程。

如何開展生死教育？

在2012年第一輪開課的時候，每周五上陸曉婭的課被學生們稱為“周五綜合征”，這是一個“高情緒喚起”的課堂。“學生們想來又害怕，甚至產生心跳加速的生理反應”，陸曉婭總結每一輪的經驗，調整課程設計，在謹慎的覺察中持續著她的“教育探險”。

“生死學”當然不是陸曉婭首創，事實上，死亡教育在西方很常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在高校陸續開課了。最著名的大概是耶魯大學教授雪萊·卡根，他的《死亡哲學》公共選修課就曾引起轟動，被放在網絡公開課上點擊量過億。在國內，“生死學”也在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現過。然而，與以往多為哲學出身的講授者不同的是，而陸曉婭卻是半路出家的心理教育學者。她想做的是把死亡話語從哲學家的書齋里和醫院的白色巨塔里解放出來，讓普通人也可以言說——因為死亡是生命的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生命工具。

陸曉婭并不系統地探尋一套“生死學”體系，在她看來，學校既有的教育體制是工業化的結果，教育把人“結構化”——按照年級、學科分開。她以電影作為媒介，引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命倫理學等多維度，并巧妙地把個體經歷融入到課堂中，嘗試打破知識與現實的分界。“生活畢竟不能分成語文和數學”，陸曉婭說。

隨著中國逐漸進入老齡社會，如何面對疾病和死亡、自己的身體如何被對待等問題，越來越多地進入公眾的視野。死亡教育在中國的當下對醫學生而言尤其重要，它可以引發生命倫理的再思考。工業化使醫學實現了精細的分工，也讓醫學的人性化越來越低。從望聞問切過度到聲光電磁——醫生與病人有溫度的連接被技術醫學隔斷了。

前年在臺灣慈濟大學醫學院的參觀，給了陸曉婭很大的震動。因佛教背景，醫學院的解剖室在又大又明亮的房間，解剖是非常莊重的儀式。解剖前，學生會采訪“大體老師”（遺體捐獻者）的熟人，寫出其生前的故事。解剖時，故事和照片就貼到遺體的身后。“知道他們生前的故事就不會把尸體工具化，而更像是一個熟悉又親切的人”，陸曉婭說，“這樣的訓練是希望他們日后成為醫生對待病人也是這樣，是跟人打交道，而不是對象化的病癥。”

令陸曉婭欣慰的是，她目前培訓的老師中，有不少醫學院的老師準備開課。年輕的老師顧慮知識結構的限制，難以駕馭死亡學這樣龐大的脈絡。然而，陸曉婭的經驗恰恰是打破所有舊式傳道授業的系統，讓課程在過程中生成，課堂的構建由老師和學生一起完成。在她的課堂上，甚至連旁聽的食堂阿姨也參與到了啟發性教學之中。

“不過，我還是希望年輕的老師都能講出自己的生死學，而不是‘陸曉婭的生死學’。”陸曉婭最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