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久為人所指責的，就是他提出的“全盤西化”論。

1935年，他撰寫《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胡適全集?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以下簡稱《全集》），談到他在1929年《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引起巨大爭議的“全盤西化”一詞的使用，說主要針對的是“選擇折衷”的論調，他認為這一論調的本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向世界化的路”。對引起的爭議，他改稱“充分世界化”；也就是吳景超所同意的胡適在英文中使用的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譯作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易言之，充分世界化，就是現代化。胡適也強調，“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作為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真正“全盤西化”。

胡適之所以用“全盤西化”這樣貌似過激的詞匯，與他反對調和、折衷的態度密切相關。他在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8年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之后 ，就有人以《折衷的文學革新論》，認為胡氏“不無偏激之處”。他在1919年的《新思潮的意義》中說：“我們對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特別用一段來解釋“為什么要反對調和”：

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一種社會的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免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里，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1935年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文化本位的文化建設”》（《全集?四》），也對那些所謂“存其所存，去其所當去”、“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長補短，擇善而從”等“最時髦的折衷論調”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本位文化是沒有危險的；在文化的沖撞、交流中，被淘汰、被摧毀的，多是沒有生命力的；況且并不存在一個去取的標準來讓人們去“存其當存、去其當去”呢。他認為“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那是毫無可疑的”。事實上，胡適還指出，從維新、到辛亥革命、到1926-1927年的國民革命，“‘中國本位’依然存在”。今天我們回頭去看國民革命以后的這八十年，文化的摧殘，并不是由于中外文化的交流，而是由于“破四舊”、城市無序這樣的摧毀。

看到這里，我們就明白，胡適“全盤西化”所針對的，是兩種情況：一是折衷論，“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的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二是自恃我們傳統文化的源遠流長、輝煌奪目而固步自封、蔑視外來文化。

胡適1917年回國，《新思潮的意義》發表于1919年，取副標題為“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 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他在提倡新文化運動時，就已談到了新舊文化的關系。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是手段，通過整理國故（即梳理、研究、評判舊有的學術思想），達到再造文明的目的。顯而易見，胡適并不是要拋開或否定中國固有文化，移植西方文化，而是要研究傳統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創造新的文化。沒有“整理國故”，沒有對傳統文化的研究，就不能“再造文明”。重新研究、重新評估，并不是簡單地一股腦否定。許多人不理解胡適為什么在提倡新文化、推動新文學動時，突然提到“整理國故”——在胡適看來，沒有對舊文化的研究整理，就不可能創造新文化。他把“整理國故”分為四步：第一步“是有條理的整理”，用歷史的眼光，研究學術、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后有什么影響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它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這才叫做‘整理國故’。”可見，這是項學術工作，要用理性的眼光、用學術方法來進行研究，而不是傳教布道。胡適說：“現在許多人不懂得國粹是什么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這個話，放到今天，請高喊國學的人聽一下，恐怕不是沒有益處的吧。

整理國故，原本是對舊的思想學術的整理和研究；但舊的學術思想文化的載體是古書，于是，整理國故便又順理成章進入到校勘、整理古書的階段。這也是胡適作為文史學者的本分，同時也與他“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發表于1919年）的主張相契合。如果胡適只停留在空喊整理國故，而沒有落實到舊文化載體的古書的校勘、整理上，那倒令人不解了。

1926年，他又發表《我們對于西洋文明的態度》（《全集?三》），1929年提出“全盤西化”，1935年改用“充分世界化”。對西洋文明的態度，與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西洋文明沒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如何輸入學理？況且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即使想自外于這個世界，都已不可能。清晚以來，不少人認為西洋的長處是器，是物質文明；中國文化，才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無論是思想上，還是政治體制上，都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不端正對西洋文明的態度，可以說，就不大可能真正實現“再造文明”的目的。

胡適的這篇文章針對人們把西方物質文明僅僅當作是物質、是器，來強調物質或器所承載的文明。“這樣充分運用人的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發放的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他1961年11月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了引起軒然大波的講演《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也無非是強調1926年的這一看法，說“勉強接受科學和技術”，“至多也不過是一種只有功利用處而沒有內在價值的東西”，是不行的；他要人們能“接受”、“賞識”西方的方明。

他強調的，是對西方文明的態度。他要提醒國人注意，不要因為自己有數千年文化的積淀和積累，自恃文化輝煌而蔑視、排斥西方文明。他一生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國傳統文史之學，提倡并推動文化的改造與更新，并不是真要消滅傳統文化。如果他認為中國文化是垃圾，是應該被扔進垃圾桶的東西，他又何必花畢生精力去研究呢！他在發表《我們對西洋文明的態度》的同一年（1926），針對美國人所著《世界史綱》稱“中國文明在公元七世紀已到了頂點……從此以后一千年時間里……使中國文明值得記入這部《史綱》的不多”的說法，在英國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全集?十三》）的講演，說“仔細研究整個的中國文化史，我們便容易相信七世紀的唐代文明絕不是一個頂點，而是好幾個世紀的不斷進步的開始”。在1927年1月25日的日記中，他說：“有一個問題很有趣，‘何以中國這一二百年中的進步遠不如西洋之大？’”（《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四冊493頁）在胡適看來，中國歷史并沒有停滯一千年，只是近一二百年的進步或發展不如西洋而已。這哪里是貶低中國文化、貶低中國歷史呢！他在1930年1月30日的日記中，對政府廢除春節很不以然，認為這是“剝奪民間的新年娛樂”（第五冊644頁）。這哪里又有半點“全盤西化”的味道呢！

在二戰期間，為了讓美國人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他對中國文化曾作過過分的褒揚，如1942年他在華盛頓作《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全集?十三》），說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觀念與理想”即已產生；漢代“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統一帝國生活的種種權益，而不受政府過分的干涉”；中國有“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1949年又在臺北中山堂作過《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全集?十三》）的講演。這些在特定背景下的發言至少說明，胡適并不仇視乃至要拋棄傳統文化。今天號召國學、厲批胡適破壞傳統文化的儒者，大概沒有讀到這些文章，否則他們一定要將胡適引為同道了。當然，胡適是不會變成“新儒家”的。他對中國文化是用理性和學術的眼光來審視，而不是用宗教般的熱情來鼓吹。1948年發表《自由主義是什么？》，他就明確指出：“東方的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這不是在糾偏，而是對特殊背景下的演講的理性申明。

胡適對傳統文化的態度，還有一個深層的原因。1929年國民黨宣傳部長葉楚傖發表一篇起首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的文章，胡適發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全集?二十一》），進行了有力駁斥。他說，徐世昌的北洋政府還敢下令廢止文言的小學教科書，而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公告居然還是用四六駢體文，“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隨后他“舉思想自由作例”，談到他所參與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意義：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

這就可以理解胡適為什么會對竭力鼓吹中國傳統文化，如新儒家，始終保持批評的態度了。

胡適日記1943年10月12日，讀張其昀所辦的《思想與時代》，蔣介石出錢，主要人物為錢穆、馮友蘭、賀麟、張蔭麟。“此中很少好文字……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在他眼里的所謂“反動”，主要是指他們“擁護集權的態度”頗明顯。何兆武《上學記》回憶西南聯大，談及馮友蘭，就說：“當年我們作學生的大多對馮先生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的《新世訓》最后一篇《應帝王》等等，都是給蔣介石捧場的。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鄒承魯也說西南聯大時期“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馮友蘭”。

1961年9月，他發表《懷念曾慕韓先生》（《全集?十九》）：“三十年前，我對他的議論曾表示一點點懷疑：我嫌他過于頌揚中國傳統文化了，可能替反動思想助威。我對他說，凡是極端國家主義的運動，總都含有守舊的成分，總不免在消極方面排斥外來文化，在積極方面擁護或辯護傳統文。所以我總覺得，凡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或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朋友們，都要得特別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不小心，就會給頑固分子加添武器了。” 可以說，終其一生，胡適對頌揚舊文化，都沒有放松警惕。

總之，胡適的“全盤西化”，是充分世界化，不是全盤破壞。他接著要說的，是“睜眼看世界”，反對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強調的是要學習西方的自由、民主，反對民粹。他旨在說明，不要以自己的文明很高明為理由，本著固步自封、自以為是的天朝心態，拒絕認真、全面地學習西方文明。同時，“全盤西化”之于胡適，是一個口號，是一種態度。1935年3月17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輯后記（《全集?二十二》），最可以說明：

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進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如果我們自命作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缺而已。……我們不妨拼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

其實，一個民族，她文明中優秀的分子就像人的基因，你不查核、不表彰，它也在起著作用；一個人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熏染，就像家庭對孩子的影響一樣。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除非用暴力，或者脫開（如幼年出國），否則很難徹底擺脫她對自己的影響；至于真正的徹底否定乃至毀壞，恐怕非借暴力洗腦，不易做到。相反，對外來文明優良因子的吸收，如果不大力提倡，是很難讓人有意識地自覺地去吸收的。

本文載2016年10月9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原標題為《胡適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及其“全盤西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