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作為第五種貨幣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中一員，這是人民幣進入大國貨幣俱樂部的開始，也標志著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的核心角色之一。

至此，全球貨幣體系形成了由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人民幣共同構成的“五常”結構，與聯合國安理會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民幣“入常”是近年來繼亞投行外交之后，中國金融外交的第二場重大勝利，將給中國的金融開放和金融崛起帶來重要影響，并可能重塑整個全球金融和經濟治理的基本格局。

SDR：制衡貨幣霸權國的試驗

穩定的國際貨幣是國際經濟活動大規模展開的基本前提。但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黃金徹底退出國際貨幣職能之后，國際貨幣體系就一直存在著貨幣管理的國家性和貨幣使用的國際性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發揮著核心的國際貨幣職能的，但其貨幣政策主要是服務于美國自身的利益。

這一矛盾刺激國際社會不斷探索設立超主權貨幣的可能性，以服務于全球共同利益。在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超主權貨幣誕生之前，SDR是朝著超主權貨幣發展的重要試驗，其目的是分散美元所承擔的儲備貨幣職能，制衡貨幣霸權國“囂張的特權”。

但是正是因為SDR意在制衡美元霸權，挑動了美國敏感的“神經”，SDR的改革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場涉及金融權力和金融利益再分配的國際政治問題。美國一直或明或暗地反對SDR的功能提升，雖然經過了四十多年的發展，SDR不僅發行規模仍然很小，而且始終不能運用于國際私人市場的自由交易；更重要的是，SDR的發行者IMF在很多時候都充當美國金融權力的“奴仆”，難以令人信服地發揮世界央行的職能，這從根本上制約了SDR發揮實質性的國際貨幣職能。因此，SDR一直未能像當年的歐洲貨幣單位（ECU）一樣，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超主權貨幣。

人民幣“入籃”的好處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中國等新興國家面對美國通過美元優勢地位不斷對外轉嫁危機，積極呼吁提升SDR的國際貨幣職能，剛剛過去的G20杭州峰會，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議程設置優勢，將SDR作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抓手，這可能成為SDR在國際貨幣體系崛起的契機。此外，SDR過去的定值貨幣籃子僅由四種貨幣構成，特別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的貨幣都沒有被納入到SDR中，這大大削弱了SDR作為世界貨幣的中立性和代表性。

人民幣“入籃”不僅有利于完善SDR的構成結構，提升其合法性，從而為SDR的大規模使用奠定基礎，它也是2009年中國拉開人民幣國際化大幕以來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對于中國的貨幣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作用，也具有技術上的實質性幫助。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外界對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充滿疑慮的背景下，人民幣“入籃”能對人民幣發揮重要的信心支撐作用。

在政治上，人民幣成為SDR的籃子貨幣，這意味著人民幣已經被IMF和國際社會認可為是繼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之后的第五大貨幣，這種官方認可對于貨幣地位的崛起非常重要，當年美元也是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所提供的官方認可“黃袍加身”實現霸權地位的。中國真正因此成為貨幣強國俱樂部中的一員，包括人民幣在內的SDR的五大貨幣發行國將共同構成今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常任理事國”，這將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貨幣舞臺上的話語權。

此外，成為SDR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具有相當大的實質性意義。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就意味著所有IMF成員國的央行都將通過其SDR份額自動獲得人民幣，有助于人民幣連同SDR一起發揮官方的國際貨幣職能。

不僅如此，IMF給人民幣進行了一個很好的信用評級，相當于給人民幣發了一張“市場通行證”，它還有助于提升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帶動各國央行以及很多機構投資者參考SDR的籃子構成來進行資產配置，從而強化人民幣的儲備和投資貨幣地位。

人民幣納入SDR的“鎖定效應”

更進一步看，人民幣納入SDR對于中國的金融開放和國內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種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鎖定效應”，從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團對于金融開放的反對力量。而且人民幣“入常”也意味著中國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中發揮更加重要的領導角色，這也作為一種外在的“倒逼”力量促使中國政府采取更加公開、透明的貨幣操作以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從而有利于中國國內金融治理水平的提高。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正如加入WTO并不必然保證中國成為貿易大國一樣——中國的貿易崛起從根本上還取決于中國利用了入世的契機成功地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人民幣加入SDR并不必然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而只是國際化的萬里長征中的重要一步。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最終需要接受市場的檢驗，人民幣能否在未來激烈的貨幣競爭中獲得屬于自己的穩定份額，還取決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法治水平、政治穩定程度和貨幣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種因素。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