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個好問題，這一問題也錯綜復雜。要確定父母的影響，需要衡量兒童的哪一方面呢？性格？學校成績？品行？創新能力？成年后的工資？顯然，影響兒童表現的因素眾多：基因、家庭環境、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學校、歧視、運氣、疾病，等等。那這些因素的權重又該如何劃分呢？

雖然兒童在某些方面的表現，如性格或創造力，不易用數據衡量，但學校成績卻可以。而且，多數家長都認為教育是兒童成長的核心所在，因此研究一組發人深省的學校數據，是合理可行的切入點。

這組數據與擇校有關，多數人都對這一問題抱有兩極分化的態度，或支持或反對。擇校權的忠實支持者認為，他們既然納了稅，就有權讓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學校。反對者則擔心擇校權會讓差生留在差學校。不過，似乎所有父母都認為自己的孩子只要能選對學校，就一定能大放異彩，前提是這些學校要有合理的院系設置、課外活動、友好氛圍和安全環境。

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很早便開放了擇校權，這是因為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和多數城市學區一樣，少數民族學生比例過高。雖然美國最高法院于1954年對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作出判決，裁定學校應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但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內的不少黑人學生仍然在幾乎全由黑人構成的學校上學。因此，1980年，美國司法部和芝加哥教育委員會決定攜手促進芝加哥學校的種族融合，規定入學新生可以申請學區內的幾乎任何一所高中。

除了歷史悠久這一點，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擇校項目之所以適合研究，還有幾點原因：該系統提供了海量數據—芝加哥擁有全國第三大學校系統，僅次于紐約和洛杉磯—以及大量的可選擇學校（60多所高中）和靈活的擇校機制；錄取率非常高，系統內約半數學生選擇不上所在小區的學校；芝加哥公立學校的這一項目—至少對研究來說—最無巧不成書的一點是擇校的規則。

可以料到，向芝加哥所有新生開放所有學校可能會引起混亂。成績優異、畢業率高的學校收到的申請數量會嚴重超額，因此不可能順應每個學生的請求。

為公平起見，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采取抽簽制，對于研究者來說，這是一大福音。假設有2名學生各項數據完全相同，且均想申請一所條件更好的新學校，但抽簽的結果，一名學生去了新學校，另一名只能繼續留在舊學校。現在設想一下，有成千上萬的學生都遇到了這種情況，那么統計結果就變成了一場規模龐大的自然實驗，這想必并非芝加哥學校官員設計抽簽制的初衷。但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抽簽制恰好提供了衡量擇校權—或好學校—實際能有多大作用的絕佳渠道。

到底數據呈現出了什么樣的結果呢？

對于養育過度的父母來說，答案并不令人振奮：在這種情況下，擇校權幾乎毫無作用。誠然，參加擇校抽簽的芝加哥學生畢業率高于不參加抽簽的學生，這似乎表明擇校權確實有一定作用，但這僅僅是假象，證據就是以下的對比數據：中了簽、轉學去“更好”學校的學生成績并未高于未中簽、留在舊學校的學生。意即，無論是否中簽抽到轉學到新學校的機會，只要是有意轉學離開所在小區學校的學生，畢業率均高出一籌。乍看起來，是轉學到新學校讓學生占得先機，但這樣的先機實際上卻與新學校毫無關系，這說明選擇轉學的學生和家長本身便具有更高的智商且在學業方面更有追求。但從統計數據來看，轉學對他們的學業并無幫助。

那么留在小區學校的學生是否會因此成績下滑呢？不會，他們的成績與計劃轉學之前不相上下。

不過，芝加哥確實有一批學生的成績大有改觀：上技校或職業學院的學生。這些學生的成績大幅優于他們在舊有學校環境中的成績，畢業率也遠高于根據其以往成績做出的預測畢業率。因此，在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擇校項目的幫助下，確實有一小部分原本成績平平的學生學到了實際技能，為未來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但似乎并非所有學生都因這一項目而提高了成績。

擇校權真的毫無作用嗎？無論是否有養育過度的行為，但凡是有自尊心的父母都不愿相信這點。或許是因為這項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調查僅包含高中生；或許到了高中階段，學生已經定型。

“很多升入高中的學生能力尚不足以完成高中學業，”紐約州教育專員理查德·P.米爾斯最近指出，“升入高中的學生中，有太多人的閱讀、寫作、數學成績還停留在小學水平。這一問題必須在低年級解決。”

實際上，有學術研究證實了米爾斯的擔憂。在研究成年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眾所周知，黑人收入明顯較低，學者發現一旦將黑人的八年級分數較低這一因素考慮在內，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便被抵消了。換言之，造成黑人與白人之間存在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是二者之間的教育差距，而這一差距早在多年前便可見到端倪。

“縮小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考試分數差距，”一項研究的作者寫道，“對促進種族平等所起到的作用要超過受到政客響應的任何策略。”

那么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分數差距有何起因呢？多年來，人們對此提出了許多理論：貧困、基因構成、“暑期倒退”現象（普遍認為，黑人在學校放假期間的成績退步幅度更大）、考試或教師態度中存在的種族偏見以及黑人對“被白人同化”的抵制。

在一篇名為《“被白人同化”現象的經濟學》的論文中，來自哈佛大學、年紀輕輕的黑人經濟學家小羅蘭·G.弗賴爾提出，某些黑人學生“面臨著強大的遏制因素，阻礙他們在某些方面有所付出（如教育、芭蕾等），因為他們可能會因此被看作是想效仿白人行為的黑人（即“出賣自我”）。在某些街區，一旦被冠以此種標簽，即有可能遭受種種迫害，如被社會排擠、遭到毆打甚至慘遭殺害”。弗賴爾引用了卡里姆·阿布杜爾–賈巴爾—當時名為盧·艾爾辛多—年輕時的回憶錄。他在四年級轉學到新學校，發現自己的閱讀水平甚至要優于七年級學生：“那些小孩發現這點后，我就成了眾矢之的……那是我第一次離家住校，第一次身處全是黑人的環境，而我發現以前學到的正確行為全成了我被迫害的理由。我考試拿了全A，卻因此遭到仇視；我講話規范，卻因此被辱罵為流氓。我不得不學會一套新的語言系統，為的只是能回應所收到的恐嚇。我舉止得體，是個乖孩子，但人身安全卻因此受到了威脅。”

弗賴爾也是《理解黑人與白人在入學前兩年的考試分數差距》的作者之一，這篇論文引用了一批新的政府數據，這些數據確鑿可靠，有助于分析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差距。或許更有意思的一點是，這些數據可以很好地回答所有父母—無論是黑人、白人，還是其他人種都想問的問題：對于兒童在上學初期的表現，哪些因素有影響，哪些沒有？

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教育部開展了一個意義深遠的項目，名為“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該項目意在測算2萬多名兒童從幼兒園到五年級期間的學業進展，研究對象從全國各地抽取，準確體現了美國小學生的構成結構。

該項目統計了學生的學習成績，還收集了每名兒童的一般調研信息：種族、性別、家庭結構、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教育水平，等等，但該項研究的調查內容遠遠不止這些基本信息，還包括對學生家長以及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的采訪。采訪問題很多，且內容比普通的政府采訪更為私密：父母是否打孩子、多久打一次；父母是否帶孩子去圖書館或博物館；孩子看電視的時間有多長。

結果，他們得到了一組極其豐富的數據，只要問題能問到點子上，這些數據就能呈現出出人意料的規律。

舉例來說，“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確實表明，家中藏書多的兒童成績要優于家中沒有藏書的兒童。因此，二者存在相關關系。但考試高分也和其他許多因素相關，假如僅僅對比藏書很多的兒童與沒有藏書的兒童，這樣的答案或許意義不大，或許一名兒童家中的藏書數量僅能說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

那么對于“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分析能揭示有關小學生成績的什么現象呢？首先同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考試分數之差有關。

長久以來，人們發現，早在踏入校門之前，黑人兒童的表現便要遜于白人兒童，而且即便控制了諸多變量，黑人兒童的表現也無法達標。（控制變量大致是指排除其影響，原理類似高爾夫球手之間的讓桿。在“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這樣的學術研究中，研究人員在將某名學生與平均水平作對比時，可能會控制該名學生身上任意數目的不利因素。）但這組新數據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控制了僅僅幾個變量—包括兒童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母親生第一胎時的年齡，之后，黑人與白人兒童在入學時的差距便被抵消了。

從兩方面來講，這是一項振奮人心的發現，這意味著相對于白人兒童，黑人兒童取得了持續的進步，這也意味著這種差距無論是何性質，都與一些易于識別的因素有關。數據顯示，黑人兒童在學校的成績較差，并不是因為他們的黑人基因，而是因為黑人兒童出生在低收入、低學歷家庭的概率較高。而且，經濟社會背景相同的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在初入幼兒園時的數學和閱讀水平相等。

好消息，對嗎？先不要急于下結論。首先，由于黑人兒童出生于低收入、低學歷家庭的平均概率較高，差距確實存在：平均而言，黑人兒童的成績確實略遜一籌。其次，也更糟糕的是，即便控制了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這兩個變量，黑人兒童與白人兒童在入學后兩年間也會再次拉開差距。至一年級期末，黑人兒童的成績會落后于統計數據相等的白人兒童，這一差距會在二三年級持續擴大。

為何會有此現象？這是一個難以解答、錯綜復雜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普通黑人兒童與普通白人兒童所上的學校并不相同，簡而言之，普通黑人兒童所上的學校條件很差。雖然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委員會案已經過去了50年之久，但美國許多學校仍然實行著種族隔離的政策。“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項目調查了約1000所學校，每所學校抽取20名學生作為樣本，其中有35%的學校所抽取的樣本中，1名黑人兒童都沒有。在“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中，普通白人兒童所上的學校僅有6%的學生為黑人，相反的，普通黑人兒童所上的學校有約60%的學生為黑人。

黑人學校的條件究竟差到什么地步？答案頗耐人尋味，它們在傳統的學校指標上均不落下風，就班級規模、教師學歷和計算機與學生比率而言，黑人與白人所上學校條件相似。但普通黑人學生所上的學校在某些惡性指標上卻遠超其他學校，如幫派問題、在校門前流竄的校外人員和家長教師聯誼會資金，這些學校的環境確實不利于學習。

因學校差而受影響的并不僅僅是黑人學生，白人兒童也成績不佳。實際上，同一所條件較差的學校內，一旦控制了學生背景方面的變量，黑人與白人在低年級的考試中就幾乎不存在分數之差了。但差學校的所有學生，無論黑人還是白人，成績均遜于好學校的學生。或許教育家和研究人員不應再執迷于研究黑人與白人之間的考試分數之差，黑人學校與白人學校之差或許才是更為突出的問題。“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好學校的黑人學生并不遜于同一學校的白人學生，并且要優于差學校的白人學生。

因此，根據這些數據，兒童所上的學校似乎對其學業進展確有顯著影響，至少在低年級階段確實如此。那是否可以說育兒之道也有同樣的作用？那些“小小莫扎特”錄音帶是否有用？長年累月地讀《晚安，月亮》呢？搬到郊區住是否值得？父母參加了家長教師聯誼會的兒童是否要優于父母從未聽說過聯誼會的兒童？

“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大量數據表明，兒童的個人情況與學校成績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令人信服的相關關系。例如，對其他因素進行控制之后，來自農村地區的學生成績顯然低于平均水平。與之相反，郊區學生的成績處于中游水平，而城市學生的成績則高于平均水平。（這可能是因為城市人的學歷較高，他們所生的子女也更聰明。）平均而言，女生的考試分數要高于男生，亞裔學生的考試分數要高于白人。前文已經證明，來自相似背景和學校的黑人與白人學生分數不相上下。

對回歸分析法、傳統觀念和育兒之道有所了解之后，請看以下列出的16個因素。“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其中8個因素與考試分數呈現出了—或正或負的高度相關關系，另8個因素似乎毫無影響。諸位大可以猜一下哪些有影響，哪些沒影響。請記住，這些結果僅能反映出兒童的低年級考分情況，雖然這種測量方法行之有效，但涉及范圍相當有限。而且，童年早期的成績較差并不一定就預示著未來會收入微薄、創造力匱乏或生活不幸。

以下是與考試分數高度相關的8個因素：1.父母學歷高、2.父母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3.母親在生育第一胎時的年齡為30歲或30歲以上、4.出生體重低、5.父母在家講英語、6.是被收養兒童、7.父母參加家長教師聯誼會、8.家中藏書多。

以下是無關的8個因素：1.家庭完整、2.父母最近搬入了條件較好的小區、3.母親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兒園之前不工作、4.參加過啟智計劃、5.定期隨父母去博物館、6.經常被打、7.經常看電視、8.幾乎每天都聽父母讀書。

接下來我們依次成對分析：

有關：父母學歷高

無關：家庭完整

擁有高學歷父母的兒童通常在學校成績優異，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教育水平高的家庭往往很看重教育，或許更為重要的一點是，智商較高的父母往往教育水平也較高，而智商具有高度遺傳性。但兒童的家庭是否完整似乎并無影響，前文引用的研究表明，家庭結構對兒童性格并無影響。同理，家庭結構對兒童的學業水平似乎也毫無影響，至少在低年級階段確實如此。這并不是說好好的家庭應該說散就散，而是說美國約2000萬名單親家庭兒童應該感到些許慰藉。

有關：父母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無關：父母最近搬入了條件較好的小區

社會經濟地位高與考試分數高高度相關，這似乎合情合理。總的來說，社會經濟地位是成功的重要表現，這說明此人智商較高且教育水平較高，所以事業有成的父母所養育的子女，獲得成功的概率也較高。但搬入條件較好的小區對兒童的學校成績并無幫助，這可能是因為搬家本身存在負面作用，更有可能是因為，正如換了好鞋不會跳得更高，好房子也無法提高數學或閱讀成績。

有關：母親在生育第一胎時的年齡為30歲或30歲以上

無關：母親在孩子出生后至上幼兒園之前不工作

假如一名婦女30歲之后才要第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在學校成績好的概率會較高。這樣的母親往往是想接受高等教育或在事業上有所成就，她們很可能也比未成年媽媽更想要孩子。但這并不是說，只要初為人母時年紀較大，就一定是更加稱職的母親，而是說這樣的母親為母子雙方創造了更加優越的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未成年媽媽，即便等到30歲之后再要第二胎，也不具備這種條件。“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她們的第二胎并未優于第一胎。）與此同時，母親在孩子上幼兒園之前都辭職在家，似乎毫無幫助。養育過度的父母或許會覺得二者毫無關聯這一點令人泄氣，如此一來，那些母子課程還有什么意義？但數據表現出來的規律確實如此。

有關：出生體重低

無關：參加過啟智計劃

低體重兒往往在學校成績不佳。這或是因為早產對兒童的整體健康有害，或是因為出生體重低預示著父母極有可能會養育不當，畢竟懷孕期間抽煙、喝酒或虐待腹中胎兒的母親，不會因為孩子出生就幡然悔悟。因此，低體重兒成為貧困兒童的概率較高，因而參加啟智計劃的概率也較高。啟智計劃，是聯邦政府推行的學前教育計劃，但“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啟智計劃對兒童未來的考試成績毫無幫助。盡管啟智計劃廣受好評（本書作者之一曾是特許學校的學生），我們也得承認，事實已經一次次地證明，該計劃從長期來看，收效甚微，以下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一般而言，參加啟智計劃的兒童白天雖然不用和自己教育水平低、勞累過度的母親在一起，卻得和別的教育水平低、勞累過度的母親在一起。（還有一屋子同樣貧困的兒童。）實際上，啟智計劃的教師僅有不到30%有學士學位，且這個崗位收入微薄—啟智計劃的教師年收入約為21 000美元，而公立幼兒園教師的年收入則為40 000美元—又難以在短期內招到素質更高的教師。

有關：父母在家講英語

無關：定期隨父母去博物館

父母講英語的兒童在學校的成績要優于父母不講英語的兒童。這也不足為奇。在“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中，拉美裔學生的成績進一步佐證了這一相關關系，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成績偏低，同時父母不講英語的比例也較高。（不過，他們往往能在高年級迎頭趕上。）那么反面例子又如何？假如父母不僅講英語，還會在周末帶孩子參觀博物館以拓展文化視野，結果會怎樣？抱歉。填鴨式的文化教育或許是養育過度的一個基本信條，但“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參觀博物館與考試成績并不相關。

有關：是被收養兒童

無關：經常被打

被收養與學校考試成績高度負相關。為什么？研究表明，親生父母的智商對兒童的學業水平造成的影響遠高于養父母的智商，而將自己孩子交予他人收養的母親智商往往明顯低于收養者。被收養兒童成績平平的另一個原因聽起來或許令人反感，它與主張人性自私的基本經濟學理論有關：想棄養孩子的母親可能不會像想要孩子的母親一樣認真做產前保健。（區別類似—以下推論可能更加令人反感—你如何對待自家車與租來的過周末的車。）

不過，雖然被收養兒童往往考試成績不佳，經常被打的兒童則不然。這或許有些出人意料，不是因為打孩子本身難免會造成傷害，而是因為傳統觀念認為，打孩子是不文明的做法。我們可能會因此認為打孩子的父母在其他方面也不文明，或許事實并非如此，打孩子或許另有內情。請記住，“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這一調查包含對兒童父母的直接采訪，因此父母要同政府調查人員促膝而談，當面承認自己打孩子。這表明，坦白這種行徑的父母要么是不文明，要么本性誠實。或許誠實作為正確育兒方式的一部分，影響要大于打孩子這種不當的育兒方式。

有關：父母參加家長教師聯誼會

無關：經常看電視

父母如果參加家長教師聯誼會，孩子往往能在學校取得好成績，這很可能表明，與教育行業息息相關的父母才會參加家長教師聯誼會，但參加聯誼會本身并不會提高孩子的成績。與此同時，“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兒童的考試成績與看電視的時間并不相關。這雖與傳統觀念相悖，但看電視顯然不會讓兒童的大腦變成一團糨糊。（芬蘭的教育系統名列全球最佳，多數芬蘭兒童7歲才開始上學，但在上學之前，就已經通過看配有芬蘭語字幕的美國電視節目自學了識字。）不過，在家里用電腦也不會讓孩子成為愛因斯坦：“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表明，使用電腦與學校考試成績并不相關。

相關：家中藏書多

無關：幾乎每天都聽父母讀書

家中藏書多的兒童確實在學校考試中能取得好成績，但經常給孩子讀書卻對童年早期的考試成績并無影響。

這似乎有些蹊蹺，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父母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以及體現在什么方面？

首先，看存在正相關關系的因素：家中藏書多，考試成績更好。多數人看到這對相關因素，會以此推斷出其中存在顯而易見的因果關系。舉個例子，男孩艾賽亞家里有很多藏書，他在學校的閱讀考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這一定是因為他的父母經常讀書給他聽。艾賽亞的朋友埃米莉家里也有很多藏書，但她幾乎連碰都沒碰過這些書，她更喜歡打扮她的布拉茨娃娃或看動畫片，但她的考試分數與艾賽亞不相上下。相反的，艾賽亞和埃米莉的朋友里基家里一本書都沒有，但里基每天都跟媽媽一起去圖書館，可他在學校的考試成績卻不及埃米莉或艾賽亞。

這如何理解？如果讀書對童年早期的考試成績并無影響，那是否僅僅家中有藏書就可以讓兒童變聰明？書籍是否對兒童的大腦有某種潛移默化的神奇影響？要真這樣，可能會有人打算裝上一卡車的書，給所有育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發書。

實際上，這正是伊利諾伊州州長的計劃。2004年初，羅德·布拉戈耶維奇州長宣布該州計劃每月寄一本書給每名已出生，但未到上幼兒園年齡的兒童。該計劃每年將耗資2 600萬美元，因為布拉戈耶維奇認為，伊利諾伊州有40%的三年級學生閱讀水平不達標，此舉是至關重要的干預措施。

“一旦你有了（書），書籍為你所有，”他說，“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這些都會讓你意識到，書籍應該成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因此，所有出生在伊利諾伊州的兒童到入學之時，家里都會有約60本藏書。這是否意味著他們的閱讀成績會有所提高？

想必不會。（不過我們或許永遠無法證實這點。最后，伊利諾伊州的立法機關駁回了圖書計劃。）畢竟，“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無法說明家中藏書導致了考試高分，只能說明二者存在相關關系。

如何解讀這種相關關系？以下為可能的理論之一：會買大量童書的父母多數本身便聰明睿智、學歷很高。（而且他們將自己的智慧和工作理念傳授給了自己的孩子。）抑或他們本身便很注重教育，也關懷子女的總體發展。（他們創造了鼓勵學習、學有所獲的環境。）這樣的父母或許—和伊利諾伊州州長一樣篤定不移地—認為所有童書都是開發兒童智力的不二法寶。但他們很可能錯了，實際上，書籍并非智力提高的原因，而是智力出眾的表現。

那么，這一切又如何解釋育兒之道的總體效果呢？再來看一下“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中與學校考試成績相關的8個因素以及無關的8個因素。

籠統地講，前8個因素是對父母特點的描述，后8個因素是對父母行為的描述。高學歷、事業有成、身體健康的父母所生育的子女往往能在學校取得優異成績；但兒童是否去博物館、是否被打、是否參加啟智計劃、是否經常聽父母讀書，或是否坐在電視機前不離身似乎并無影響。

對于喜歡鉆研養兒育女之道的父母和育兒專家來說，這或許是值得深思的發現。事實上，這些育兒之道似乎被嚴重高估了。

但這并不是說父母毫無影響，顯然，父母對育兒而言關系重大。難點在于，當多數人準備拾起育兒經的時候，為時已晚，因為真正重要的因素—身份、配偶、生活方式早已注定。如果你天資聰穎、踏實肯干、教育水平高、收入頗豐且配偶也條件相當，那你的孩子就有更大的概率能在生活中有所成就。（正直誠實、體貼周到、富有愛心、對世界充滿好奇心想必也不會有害處。）而至于你的所作所為則并無太大影響，重要的是你本身的特質。

在一篇名為《經濟成果的先天與后天學說》的論文中，經濟學家布魯斯·薩克多特對后天養育的長期影響進行了量化分析，他引用了三項收養兒童研究，其中兩項來自美國，一項來自英國，三項研究均包含有關被收養兒童、養父母和親生父母的詳盡數據。薩克多特發現，收養兒童的父母在智商、學歷和收入方面往往優于兒童的親生父母，但養父母的優點對兒童的學校成績影響甚微。“童年早期的縱向研究”的數據也表明，被收養兒童的學校成績相對較差，而養父母施加的任何影響似乎都敵不過基因的力量。但薩克多特也發現，養父母并非永遠無能為力，當被收養兒童長大成人時，他們已經擺脫了智商的限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與條件相似但未被收養的兒童相比，他們上大學、找到高收入工作、成年后結婚的概率明顯更高。

薩克多特斷定，扭轉這一切的是養父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