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經濟劇變與國民財富》，菲利普·阿吉翁、賽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內爾 著，余江、趙建航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版

創造性破壞是極其強大的變革發動機

“馬爾薩斯陷阱”指出，長期增長不可能實現，技術進步永遠不能給一個經濟體的人均GDP帶來可持續增長，因為人均GDP的任何提升都會導致人口增加，然后把人均GDP拖回維持生存的水平。該理論范式看似頗為極端，但現實社會中的許多人其實都是馬爾薩斯主義者，只是不自知而已。

設想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完全來自資本積累，最終生產的消費品（最終產出）需要資本和自然資源兩方面的投入。資本積累——投資——等于儲蓄，而儲蓄則是最終產出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均用于消費。再假設自然資源的存量有限，于是我們可以證明，無論資本積累的回報率隨積累數量增加上升或是下降，以下兩個命題都成立：

第一，這個經濟體在極長期里必然陷入停滯；

第二，短期內的增長減速會延長經濟體的整體壽命。

那么，我們能逃脫這一邏輯嗎？與馬爾薩斯陷阱的情形類似，答案可以用一個詞簡單概括：創新。只有創新能推遲可能性的極限；只有創新可以在改善生活品質的同時消耗越來越少的自然資源，排放越來越少的二氧化碳；只有創新能幫助我們發現更清潔的新能源，例如，核能發電站的建設就幫助法國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的開發進一步推動了這個進程。

創造性破壞是這樣一個過程：新的創新涌現，讓現有技術變得過時；新的企業加入，與現有企業展開競爭；新的工作崗位與生產活動出現，取代現有的崗位與活動。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

第一，長期增長是累積式創新的結果；

第二，創新依賴激勵和財產權利保護；

第三，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增長是新舊勢力之間永恒爭斗的舞臺，上演的劇情關系到所有在位企業、所有大型聯合集團，它們總在設法阻撓或推遲新的競爭者闖入自己的地盤。

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增長的模型，又稱為熊彼特范式。

創造性破壞是極其強大的變革發動機，它不僅能用新技術取代舊技術，而且能開辟生產工藝深刻變革的通路。環境危機呼吁在某些領域推動激進變革，例如改變能源消耗構成，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這要求整個能源產業改變商業模式。此處的關鍵問題是，創新會不會自發轉向污染更少、更節約自然資源的技術，還是說有必要進行政府干預？

企業是否總會自發選擇綠色創新？

綠色創新又名生態創新或環境創新，意指在整個生命周期中能減少環境風險、污染和資源消耗負面影響的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方法。

改善資源循環的綠色創新發揮著關鍵作用，它們超越了漸進式創新（例如提高現有機器的能源效率），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循環經濟是真正的模式變革，它打破了開采、制造、消費、丟棄的線性經濟模式，轉而采取環形經濟模式：開采、制造、消費、回收、制造……形成不間斷的良性循環過程。

企業是否總會自發選擇綠色創新？

通過對汽車產業的分析，近期的一項研究指出，這個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幾位學者從8個國家的汽車公司在1978-2005年申請的專利數據中，區分了支持電動車發展的“綠色”創新與支持內燃機汽車發展的“污染”創新。利用這些數據，他們考察企業的創新歷史，以分析決定企業傾向于開展綠色創新而非污染創新的因素。過去在污染技術領域取得過創新成就的汽車公司，是會繼續之前的路徑，還是會轉變軌道、開展綠色技術的創新？

有人或許認為，過去開展內燃機創新的企業因為看到此類創新收益遞減，會認為轉向電動車開發更有利可圖。但上述幾位學者的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一家企業過去在內燃機創新上的成果越多，就越傾向于延續該領域的創新?；蛘哒f，企業會堅守自己已經掌握比較優勢的業務領域。這種路徑依賴意味著，如果任其自由選擇，已經取得內燃機開發經驗的企業不會自發轉向關注電動車。因此，有必要通過政府干預來激勵企業調整創新活動的方向，從污染技術轉向綠色技術。

哪些政策可以促進企業擺脫路徑依賴？

是否一開始就要設置較高碳稅率？

是選擇從一開始就設置較高的碳稅率，給當前世代造成強烈影響；還是逐漸提高稅率，讓當前世代與未來世代更平均地分擔成本，哪種辦法更好？

答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如何選取今天與未來之間的貼現率。這也是威廉?諾德豪斯的樂觀主義方法與尼古拉斯?斯特恩的悲觀主義方法的差別所在。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英國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曾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是環境與發展領域的世界知名專家，尤其以《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報告為大眾熟知。該報告首次把經濟學領域的人才動員起來，評估氣候變化造成的經濟成本。該報告的結論可謂旗幟鮮明：只有采取強烈而果斷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才能讓我們避免世界范圍內每年5%-20%的GDP損失。

威廉?諾德豪斯是美國經濟學家，執教于耶魯大學。他與馬丁?魏茨曼—起率先為氣候變化建立模型，尤其以環境經濟學研究著稱，特別是氣候經濟動態綜合模型。該模型綜合考慮了影響經濟增長的要素、二氧化碳排放、碳循環、氣候變化、氣候災難與氣候政策等因素。

諾德豪斯認為，到2100年，地球氣溫提高3攝氏度將導致全球GDP下降2.1個百分點，提高6攝氏度會導致GDP下降8.5個百分點?？梢?，全球變暖造成的影響將非常小，因為全球GDP在一個世紀中出現8.5%的跌幅只相當于每年的增長率下降不到0.1個百分點。

諾德豪斯設定了一個較高的貼現率，從而賦予未來世代相對于當前世代較低的權重。他的樂觀態度來自如下理念：經濟增長將使未來世代比當前世代富裕得多，所以他們將有更好的條件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他由此建議采取更加漸進式的碳稅。而斯特恩采用的貼現率較低，主張采取強烈而迅速的行動。

三點啟示

讓我們設想，某個經濟體既生產內燃機汽車等污染產品，也生產電動車等非污染產品。只有污染產品的生產會導致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從而使全球變暖。技術進步的方向是朝向污染產品還是非污染產品，取決于企業的創新決策是投入污染技術還是綠色技術。

在這個技術進步由內生決定的經濟體中，存在兩類外部性。

第一類是環境外部性，與污染產品生產及其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有關；

第二類外部性則與創新的路徑依賴有關：當企業決定開展污染技術而非綠色技術創新時，它并未考慮這一決定會促使自己在未來更多投入污染技術的創新。

我們都會自發地在自己原本擅長的領域開展創新。如果你擅長烹飪，而不是跳舞，那你很自然地會繼續關注提高廚藝，而非舞技。

由此得出的第一個啟示是，即使接受諾德豪斯的較高貼現率，我們可能仍需要立刻采取行動，把創新方向調整到非污染技術上。

為理解這點，可設想在初期階段，內燃機的生產技術比電動車技術發達得多。由于路徑依賴，在沒有政府干預時，企業都會繼續從事內燃機創新，因為這是它們最擅長的領域。于是，內燃機技術與電動車技術之間的差距會繼續擴大，等到未來再采取調整創新方向的政策時，將需要付出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成本。

第二個啟示是，政府干預是暫時性的。一旦電動車技術追趕上燃油汽車的技術，企業就會自發地繼續開展電動車創新。同樣是路徑依賴在起作用，但這次是對綠色創新有利。

第三個啟示是，由于經濟中存在兩類效率損失，即環境外部性與路徑依賴，因此我們需要兩種經濟政策來調節。碳稅的主要目標是糾正環境外部性，補貼綠色創新則是為打破路徑依賴。雖然設置較高的碳稅確實會削弱污染創新的激勵，但雙管齊下的辦法，則可以適度降低有效抑制全球變暖所需的碳稅增幅。

民間社會可以扮演關鍵角色

消費者確實有影響企業決策的力量。

因此，在消費者真正關心環境的國家，汽車市場上的激烈競爭會促使生產商開展更多綠色技術創新，如電動車等。競爭促使企業通過創新來提升產品價值，以取得領先地位。類似的理念，也可以適用于開展定向創新、消費者支持環境保護的經濟體。在此情形下，激烈的競爭將驅動企業開展相關創新，以壓低產品價格與環境影響的比率，也就是說利用更加環保的技術來超越競爭。相反，在消費者更加關心產品價格而非環境后果的經濟體中，競爭加劇就不太會刺激綠色創新，反而可能使環境問題惡化。此情形可以稱作“發展綜合征”：競爭加劇使價格下降，消費者需求增加，導致更大的產出與更多的污染。

我們做了一項研究，分析競爭程度與社會環保態度如何影響企業開展內燃機或電動機創新的概率，研究的重點放在汽車產業。研究得出的主要發現是，在碳稅之外，產品市場競爭加上消費者對環境的關心構成了強大杠桿，推動企業走向綠色創新。該結果很有參考價值，因為它揭示了在碳稅與研發補貼之外另一條抗擊氣候變化的補充途徑。這一途徑就是實施教育政策，以增強消費者對環境議題的關注，并加強競爭，尤其是通過開放產品市場和約束游說活動。

結論

盡管受自然資源存量有限的制約并必須抗擊全球氣候變暖，創新仍可以讓人類的生活水平和品質持續改善。

創新不會自發轉向環境友好型，過去在污染技術上開展生產和創新的企業傾向于繼續停留在污染技術領域（路徑依賴現象）。因此，我們需要政府干預把創新引向綠色技術。當然政府不能替代企業，而應該通過激勵來發揮影響。

民間社會可以扮演關鍵角色，鼓勵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我們提到了消費者的作用，但企業社會責任的各種內容也都與此有關。

（作者菲利普·阿吉翁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賽利娜·安托南為法蘭西學院創新實驗室副研究員，西蒙·比內爾為法蘭西學院創新實驗室副研究員，本文摘自《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經濟劇變與國民財富》一書，澎湃新聞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