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驄，宋代詞人秦觀之后，1940年生于香港，后移民美國，曾任《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任中國地區專家。1979年，受《華爾街日報》派遣，在北京建立辦事處，成為最早一批報道新中國的美國記者之一。1970-1980年代到中國尋訪家族歷史，寫成《祖先：一個家族的千年故事》一書，本文系該書引言《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

香江寄萍蹤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1946年我五歲時的夏天。那時，我們全家去香港避難。我在一艘駛過南海的客輪上，透過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的孩子大都成長在祖父母、叔伯姑嬸、堂表兄弟等家族親屬的環境之中，而我卻離鄉背井，游離于他們之外。我父親有三房妻室，當時只有我母親一房的兒女住在香港，而我父親的其他子女則留在內地。所以一直到我長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父親秦聯奎，生于1888年（清德宗光緒十四年），比毛澤東大五歲，比蔣介石小一歲。他成長在政治與社會的動蕩時期，正處于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覆滅，被一個軟弱、不穩定的共和政體所取代的時候。他在二十幾歲時按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位蘇州姑娘曹月恒。他倆養育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但在當時，合乎禮法的婚配應該聽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講究門當戶對，而且一夫多妻又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我父親在和他的蘇州美人成親之后，娶了一房正室，名叫許佩華，是他昔日恩師的妹妹。成親以前，他從未見過她。他的一個姐姐曾經代表男家去相親，形容她“頗有姿色”。但是拜堂過后，當他掀起新娘的紅蓋頭時，卻看見一個長了一對小瞇縫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于是沒過多久，他便又回到他的初戀美人身邊，而他的正室只好獨守空房了。

到我父親和我母親秦昭華結婚的時候，他早年的兩個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國的說法這叫“填房”。由于我父親早年的子女和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大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當我在香港長大時，我只認識我母親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親第一任妻子最小的孩子家驊。

我上的是一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和香港其他這類學校一樣，這所學校的目標是要把中國孩子培養成英國紳士。我們手里搖的是英國國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國的榮耀，學著計算的是英鎊、先令和便士。當中國的孩子們受著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殘余進行斗爭的教育時，我卻在中國的大門口、在遭到英國管轄的這片土地上，學習著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世界已經縮小到四個人的生活圈子里：一個生病、愛吵架，我稱之為父親的老人；一個經常與他拌嘴，比他年輕很多、性格剛強的女人—我母親；還有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姐姐家德（Priscilla）和我。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當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個脾氣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經是中國憲法的制定者之一，并且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選擇了貧困、流亡的生活。194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關閉了上海的律師事務所，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父親在香港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從事英國的法律事務，病情日益嚴重，性格也日益孤僻。我們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地區一幢三層樓的租賃房屋里，與另一家合用一個廚房。雖然我們家安裝了抽水馬桶，但我還清楚地記得運糞工人的吆喝聲。他們每晚都會來收集鄰居廁所中的糞便。我們的鄰居和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一樣講廣東話，我們卻只會講上海話。所以，雖然我出生在香港，卻沒有這個城市的歸屬感。這種疏離的感覺隨著我們家日漸貧困而日益加重著。我們學校允許家境貧寒的學生少交一些學費，學費需按月繳納。每個月老師都會當著全班的面讀出每個孩子所交的數目，我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后幾名，因為我比別的孩子交得少。

作者的父親、律師秦聯奎

重歸故土

我渴望舒適、安全和我從未體會過的故土鄉情。當時我并不自覺，實際上我早已開始了我這長達幾十年的對我們家族的歷史細節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到這是一種遵循中國優秀傳統的行為。因為在中國人之間，一個最苛刻的評語就是說某一個人“忘本”。

我十九歲時離開香港到了美國，但在我的新居中，相同的疏離感時刻侵襲著我。我知道驅走這種魔障的唯一辦法是探尋自己的根，而我的根埋藏在中國的大地上。

不過，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解凍，我才決定回到中國，與那些我沒聽說過名字、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我不知道他們存在的親屬相認。

我到加拿大渥太華新建的中國使館去申請簽證，盡管我是以私人身份申請入境的，但是由于我當時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國外新聞部工作，因而使館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請，他們告訴我這項申請需要得到中國外交部的批準。后來，我飛到香港，向中國政府在港代理機構中國旅行社陳情，提出我有作為“同胞”訪華的權利。因為我出生在香港，按照中國的看法，盡管香港由英國管轄，它仍是中國的領土。同胞的身份和外國人不一樣，同胞不需要入境簽證，因為從理論上說，他們不過是從國土上的一處遷到另一處而已。幾番交涉之后，我的申請被批準了。我得到了一封“回鄉介紹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經香港邊界羅湖鎮開往內地的老式柴油火車。這一年我三十二歲。平靜沉穩、穿戴講究的男男女女，包括外國人和華僑上了頭等車廂。因為我是本國同胞，中國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了三等車廂。這里的男男女女上車時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從窗口遞進去，他們通常也跟著爬進去，因為狹窄的車廂口已經被堵死了。許多人都挑著扁擔，上面晃蕩著活雞、食品籃和其他各種送給內地親友的禮品，連站臺上也很少有能站著的地方。我從人群中擠進去，在車廂口最下面的一級階梯上站住腳，緊緊抓住把手，以免掉下去。就這樣，我隨著隆隆的火車緩慢地駛向內地。

在邊界，我們跨過了一座將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與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內地分割開的破木橋，一邊飄揚著英國國旗，另一邊飄揚著中國的五星紅旗?？邕^這座橋之后，所有乘客就被帶到一間大棚屋里接受移民與海關官員的詢查。

盤問我的那個人不厭其煩地詢問我的背景、工作、親屬和朋友。他讓我掏出口袋里的所有東西。我的一個口袋里裝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幾個人的名片，盤問我的人對他們所有人都極其關切。他也問及有關我父母與兄弟姐妹的情況。對于我的回答，他全部記了下來。然后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將同樣的問題從頭再問了一遍。于是這場盤問又進行了一個小時。

最后，他終于認定我不會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什么直接威脅，允許我通過了海關，但我帶的一些香港報紙卻被沒收了。

和我從香港到邊界的經歷相比，前往廣州的旅途是愉快的。這次我坐上了中國唯一一列裝有空調的火車。它行駛于深圳與廣州之間，專為外國人而設。我坐在舒適的軟座上，瀏覽著廣東省內的綠色田野滾滾而過。擴音器里播放著《東方紅》的曲調。這首贊美毛澤東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十分流行。

當火車最終駛進廣州站時，擴音器里還傳出了感謝乘客協助列車工作人員勝利完成他們工作任務的話語。

離開香港以前，中國旅行社曾建議我住在廣州的華僑飯店，可是當我抵達那里時，服務臺后面的年輕女接待員卻告訴我飯店已經客滿了，而且她還拒絕為我介紹另一家飯店?！跋愀弁话愣甲≡谟H戚家里，”她說，“我們只接待國外華僑。”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卻因此無法入住旅館。如果我坦白告訴她，我實際上是從紐約來的，又恐怕會引起別的麻煩。但我別無選擇。于是我拿出自己的美籍身份證明，向她解釋說，雖然我是香港同胞，但住在美國。接待員的態度一下就變了。這次她告訴我不但有房間，而且還可以選擇。最好的房間十美元一天，有浴室、電話和電扇，我就住下了。

第二天，我懷著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飛往上海的班機，我將從那里開始尋找失散已久的親屬。

我有我舅父秦開華的地址，但我和他并沒有見過面。他和我母親的關系一向不密切：他曾經因為我父母是遠親，反對過他倆的婚姻。但在1973年，這個舅父是我和國內所有其他親屬的唯一聯絡點。我從一張街道地圖上找到他家的地址，為了避免招搖，決定步行前去那里。到他家門口時，我輕輕叩打房門，盡量不想引起鄰居的猜疑。當一個只穿著背心褲衩的瘦削老人出現在我面前時，我意識到這就是我的舅父。我說明我是昭華的兒子秦家驄，他揮揮手把我招進屋里。穿過一間擺了一張木床的陰暗屋子，我們走進一間小客廳。當時正值盛暑，天氣十分炎熱。我們面對面落座以后，誰都想不起來該說些什么。最后，舅父打開電扇，直沖著我吹起風來，而他自己則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扇風。然后，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妻子和他們十六歲的女兒。

說來也奇怪，在這些陌生人的面前我有了一種回到家里的感覺。我跟他們講起國外的親屬，以及他們各自的工作情況。告別以前，我邀請他們次日晚上到我入住的飯店吃晚飯。

第二天，我接到服務臺的電話，說有客人在大廳等我。我下樓以后卻發現我的親戚和飯店職員爭執起來了。原來飯店職員堅稱他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提交身份證明，并且如果他們不在三聯單上完整地填寫他們的姓名、家庭地址、工作單位、與被訪者的關系，就不允許他們上電梯到餐廳去。晚飯過后，我想請他們到我的房間坐坐，可電梯操作員又拒絕讓他們上去，說他們沒有得到許可?；氐酱髲d，我們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允許進入房間，其他客人只能在大廳接受招待。幾經交涉，又填寫了一份登記表，我的親戚才被特許上樓。不用說，從此以后他們再也不來看我了。

但是，他們在自己家迎接了我。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舅父、舅母待在一起，并且從他們那里，我了解到許多我做夢也想不到的關于中國和我們家族的事情。

離開上海之前，我為舅母買了一份生日禮物。我到只對外國人開放的友誼商店，買下一塊中國名表送給她。我也送給舅父一些我帶來的小玩意兒。他回贈給我一只小玉兔。這是他祖父傳下來的、由他保留至今的幾件東西中的一件。玉，對中國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塊珍貴的寶石，人們通常把它當作避惡驅邪之寶。所以，舅父送給我這只玉兔，在一定意義上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給了我。

這次中國之行雖然短暫，卻令我興奮不已，它標志著我多年向往和夢想的實現。通過此行我所了解的有關祖國的情況，要比我通過多年閱讀所知道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產生了一種急于想去填補我對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作者（右坐者）十歲時全家福

乍見秦氏宗譜

第二年，即1974年7月，我又一次動身前往中國。這次我參加了一個香港旅行團，在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停留一個星期，參觀了廣州、佛山和中國領導人常去的夕照溫泉。

一個星期以后，旅行團返回香港，我則去上海探望舅父一家。到達之前，我先發了一封電報通知他，但是由于不習慣發中文電報，我竟忘了填寫發報人姓名。因而，那天晚上當我登門時，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說，“我還以為是你母親呢！”我感到他有些失望。

盡管他倆有些嫌隙，可是母親多年來對他的心意還是軟化了他，他很渴望能再和她見上一面。所以當那封未署名的電報到達后，他費了很多心思，買來酒、雞和其他難以買到的食品，準備辦一次家宴慶祝他們的團聚。

吃過晚飯，我提議和他下一盤象棋。我知道他是愛下象棋的。下完一局，他靠在椅背上瞧著他的妻子，略帶幾分感慨地說道：“我做夢也沒想到，昭華的兒子會來和我一起下象棋?！?/p>

舅父和我母親再見一面的愿望終究沒有實現。次年，舅母寫信告訴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失去了和故土的這一聯系后，我急于尋找生活在內地的異母兄長，便向住在臺灣的異母姐姐家娟探詢。當年我們遷到香港時，她還留在上海。她給了我一個叫毛訓詢的上海人的地址，說我可以寫信問他。于是我寫信給毛先生，告訴他我是誰，可等了幾個月卻一封回信也沒有。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原來這個毛先生已經死了，而他的妻子對我們家的事情一無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線索。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在長期身患癌癥之后逝世了。過了8個月，毛主席于9月9日逝世。幾個星期之后，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組織“四人幫”篡奪權力的罪名被捕入獄。

此時，我已從紐約調到香港，作為《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經常前往中國。也正因為工作的關系，我得以隨時赴內地和臺灣采訪。1978年底，我去了一趟臺灣，向家娟和她的丈夫何品衡話別，他們已決定移民澳大利亞和女兒團聚，因為他們的女兒嫁給了澳大利亞一家餐廳的老板。一天晚飯后，家娟拿著一個裝滿舊書的大塑料袋從里屋走出來，一面交給我一面說：“我保存的時間不短了，該是交給你這個兒子的時候了?！?/p>

袋子里裝著的，是父親1959年去世時留下的書籍和文件，是他為數不多的遺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存并保管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開塑料袋，注意到其中的三本書，兩本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的官方刊物，上面印有父親作為國民大會代表時的姓名和照片。

第三本是宣紙印刷的老式線裝書，封面上印著手寫體書名：《錫山秦氏宗譜》。

這本線裝書記載了我家三十三代祖先的名諱，綿延九百多年，上溯到11世紀的秦觀。我父親和我母親出于同族，都是這位宋代（960—1279）著名大詞人的后裔。從我父親這邊計算，由秦觀到我共傳了三十三代，而從我母親這邊計算，到我則是三十四代。

當這本無錫秦氏家族的譜牒剛交到我手里時，我并沒有意識到譜系之書在今天有多珍貴。但是沒過多久，我就發現了，即使在過去的年代，也只有名門望族才有歷代宗譜傳交下來。

宗譜的作用在于給本族成員灌輸以家族為榮的心態。如果家族里出了一個大富大貴之人，他的親屬幾乎都能蒙蔭受惠；同樣，如果一個人失勢被黜，他的家族也都要受到牽連。

在過去，更有因一人獲罪而使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甚至要遭到誅九族的嚴懲，即誅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孫、曾孫、玄孫，并株連他們的兄弟姐妹、配偶和后裔。

大多數中國人和西方人一樣，只知其父、祖等直系長輩，即使家族有譜牒沿傳下來，也鮮少能追溯二三百年以上。

我們家族的許多家史材料因“文化大革命”而被銷毀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為害怕狂熱的紅衛兵發現他們保留祖先的畫像和宗譜，就自行將之焚燒了。但有一位親屬冒著遭受迫害的危險，保存了幾頁詳列本族最近幾代成員情況的材料。我就是從他那里第一次得到了我父親和我祖父的家傳。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館文集》《明秋館詩集》兩卷詩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復本?！拔幕蟾锩币院?，除去其中一卷的復本被保存下來成為孤本，其他各卷本都下落不明了。這個孤本是我一位族兄避開紅衛兵珍藏下來的，后來他熱情割愛，送給了我。

踏上尋根之路

1978年12月15日，美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并決定撤銷在外交上對臺灣當局的承認。

我和其他十幾名主要以香港為基地的美國記者一起，在該年12月底飛往北京，報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聞。五個月后，中國政府允許四家美國報紙——《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在北京開設辦事處。我被《華爾街日報》選派為駐華記者。

1979年6月，我飛到北京，在首都當時最高的、擁有十八層樓的現代化建筑物——北京飯店的一個房間里設立了《華爾街日報》的辦事處。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中國正處于戲劇化的變化之中。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情感爆發了，街頭出現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報。毛主席的一些指示，曾被奉為最神圣的信條，如今也得到了更正。此外，政府簽訂了幾十億美元的商業合同。我作為一名記者，報道著中國數十年來最重要的一段時期，而在空余的時間里，我也挖掘著家族背后的歷史。無論打電話、寫信，還是見一些人，每一次接觸都帶給我新的激勵。我甚至見到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在監獄里蹲了二十多年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們于1979年秋獲釋，是鄧小平開明路線的受惠者。

在我剛開始探索過去時，并不知道自己要尋找什么，因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么材料留了下來。在一位中國目錄學家的建議下，我查閱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珍藏的中文善本古籍，終于發現一套刊印于1873年（清穆宗同治十二年）的十二卷本的《錫山秦氏宗譜》，載有按時代為序排列的本族重要成員的傳記。其中最精彩的一卷是11世紀宋代詞人秦觀的年譜。我們家族大約每五十年修一次宗譜，最后一版完成于1929年，共計十七卷，而我得到的那一版正是這十七卷本的一部分。此后，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這套宗譜找全。當我讀到我那從未在無錫住過的父親，竟然也參加了這套宗譜的編纂工作時，我多少有些意外：多么牢固的家鄉觀念啊！

1929年完成的最后一版《錫山秦氏宗譜》。

古時候的中國，幾乎所有大戶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個保存宗譜和按時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參拜一下建于16世紀第六箭河河畔的秦氏祠堂，但是第六箭河的河道現已蕩然無存。族兄志浩告訴我，早在民國時期，這條河道就被填平了，改建成無錫市東西向主干道之一的崇寧路。現在他就住在這條街道上。據他說，曾經有個時期住在這條街道上的人幾乎全姓秦。他還說，毗鄰他家的大房子就是秦氏祠堂。

我繞著歷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這幢建筑物轉了一圈。它的面積很大，比附近的房子大一倍多。舊時，一跨過門檻就會看見一塊巨大的木制牌匾，上面寫著“淮海宗祠”字樣。而現在，從外觀上已經看不出這幢房子原來的使命了，因為里面住滿了十幾戶人家。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國最大的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去。在那里，我發現了遷移到中國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脈的宗譜。我還發現了大量的我們錫山秦氏家族成員的作品，被輯成各種各樣的詩文集。

在1984年到1986年間，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埋頭在藏有明（1368—1644）、清（1636—1911）兩代約一千萬冊典籍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里。在這里，我找到了本族成員寫給皇帝的獻詩，以及涉及本族官員的敕旨和奏折。

多虧我的司機小于的發現，我注意到上?！段膮R報》（1982年7月26日第2版）上刊登的一則新聞：宋代詞人秦觀泗涇支脈后人的宗譜在上海郊區一農民家中被發現。

我很高興，立即請求住在上海的親屬去那個農民家進行查訪。我無法親自跑一趟，因為我是外籍華人，尤其還是記者，未經特殊許可是不能去中國鄉間的。碰巧在這個時候，我的老朋友、電影制片人孫小玲發現上海人供奉的城隍正是秦觀的八世孫秦裕伯，那里還有一座供奉他的廟。

供奉秦裕伯的上海城隍廟

我隨即飛往上海，發現原來秦裕伯就是屬于泗涇支脈的?！躲魶芮厥献谧V》里有一幅他的畫像，以及14世紀他與明太祖往來的信札。秦裕伯死后被皇帝敕封為上海的城隍。后世傳言他曾拯救過當地黎民免遭屠殺，還懲治了殺人兇犯。

在上海的時候，我從親戚們那里得知：還有一個人也在追查秦觀及其后裔的歷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觀故里高郵的文化干部。我給高郵縣打了電話，經過一番周折終于找到了他。他告訴我，他曾為了搜集有關秦觀和他眾多子孫的材料，前往全國各地翻閱圖書館文獻、研讀古代碑文、尋訪墓地。

朱先生建議我提出訪問高郵的正式申請，他說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領導的正式歡迎，他做我的向導就容易多了。我照著他的話去做了，并且很高興我的申請得到了批準。當我在政府招待所登記時，朱先生也陪同在側。出于習慣，我在登記表的訪問目的一欄里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馬上替我改為“拜謁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了很高規格的接待，高郵的領導幾乎全部出席了歡迎我的宴會。我感到自己被當作他們中的一員，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后來睡覺時，我感覺異常溫暖，倒不只是喝了當地烈酒的緣故。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就體驗到了現實的另一面。我被領到前一晚飲宴的同一個餐廳，獨自一人吃早餐。在我用餐時，朱先生來了，但他謝絕了和我同桌吃飯的邀請。不僅如此，我在高郵剩下的日子里都是單獨用餐的。我曾懇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飯，均無結果。因為我是外國人，需要和普通民眾分開。

雖然如此，但朱先生和高郵的其他官員還是給了我各種各樣的幫助。他們把我帶到一座名為文游臺的樓臺前，向我展示這里是擬議中的秦觀展覽館的館址。當我登上了數級石階，一幅不可思議的景象豁然入目：房間的四壁從上到下滿是書法碑文，包括秦觀本人、他的兩個弟弟（秦覿、秦覯）和其他宋代學士的真跡。我對高郵有關部門如此用心地保存了這些碑文感到非常驚異。

高郵之行激勵我更加努力地探尋秦觀的后裔。于是，我又訪問了秦觀之子秦湛定居的常州和常州城外的洛陽鎮，這個鎮的兩千人口有三分之二姓秦。我作為同宗族人被介紹給了許多鄉民，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歲的醫生和一個年輕的農民。這些人都知道自己屬于族系中的哪一代。

當我問他們祖居何處時，幾乎我遇到的所有秦姓族人都回答是位于常州與無錫中間的“秦村”。正是從這個村子里走出一個名叫秦惟禎的青年，去到了無錫。而他就是今天被供奉的秦氏無錫支脈的始遷祖。所以洛陽秦氏與無錫秦氏都出自在常州落戶的宋代詞人秦觀之子秦湛。

終于找到了祖塋！

1980年11月，我參觀了無錫的秦氏故園—寄暢園。在寄暢園的入口處，我看見一塊帶有裂縫的木牌，上面寫著簡體的說明性文字，開頭為：“明正德年間（1506—1510）秦金所建，稱‘鳳谷行窩’。萬歷二十七年（1599），秦燿改建，易名‘寄暢園’?！?/p>

我知道秦金是第一個修輯秦氏宗譜的人，卻從未聽說過秦燿，后來才知道他是我的十三世祖。

離開無錫的時候，我就決定了還要回來。第二年，我與姐姐家懿（Julia）、姐夫韋爾·奧克斯托比（Well Oxtoby）一起再次來到無錫。他倆都執教于多倫多大學宗教哲學系，此次來中國是為了度蜜月和休假。但家懿不僅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歷史學家，正是她建議我們到無錫惠山去尋訪秦觀的故冢。我對約九百年前死去的人的墳墓至今還會存在，是持懷疑態度的，但仍同意了加入這場探尋之旅。

我們在一個風光明媚的秋天，抵達了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無錫。當地旅行社的一位姓吳的先生接待了我們。當我們說想要尋找一座12世紀的墳墓時，他甚是驚訝。他向無錫博物館尋求幫助，那里的一位老人說他曾在書中讀到過秦觀葬于惠山二茅峰下。于是，我們驅車來到無錫西郊，停在了惠山腳下，開始了長途登山之行。

家懿向當地的一個農民打聽，問他是否知道秦觀墓所在。“不要浪費口舌了，”吳先生說，“他連秦觀是誰都不知道?！焙臀覀兘徽劦钠渌數厝?，有聽說過一個“秦大墳”，但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位置。吳先生陪著我們一起攀陡坡、穿竹林、跨溝坎，幾個小時之后，他突然吆喝了一聲：他看到遠處另一座支隴上有一些墳墓。于是我們跑下山，驅車來到靠近那些墳墓的一個地點，然后重新開始攀爬。但是當我們終于到達那里時，卻大失所望：所有的墳墓都是比較近代的。

吳先生和我決定繼續往上爬，家懿和韋爾則落在了后面。漸漸地，連吳先生的熱情也減退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踩著松動的石頭和沙礫，艱難地往上爬。最后，我也氣餒了。

下山時，我發現家懿和韋爾遇到了一個老人。老人說他雖然不知道秦觀墓在哪兒，卻知道這個地區其他秦氏成員墓地的位置。他把我們帶到一處有幾塊墓碑的地方，奇怪的是墓碑上一個字也沒有。老人拾起一塊石頭，在其中一塊墓碑的表面打磨起來。只見碑上的灰泥一片片脫落，露出了碑文，顯示這個墓的墓主是一位清代的官員。老人解釋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要掘掉被認定為封建惡霸的墳。當地農民為了防止刨墳掘墓，便上山來把這些墓碑都涂上一層灰漿，這樣紅衛兵就無法辨認是誰的墳了。

老人發現了一塊平擺在地上、不同尋常的墓碑，上面刻有許多小字碑文。我們用濕葉子和口水擦凈表面，辨認出一部分文字。原來，這座墳是秦氏家族一個成員的妻子的。我們終于發現了一個先人的安息地。無奈天色已晚，我們不得不終止這次搜索。

一年以后，我的姐姐家瑛（Alice）從紐約動身訪華，這是她離開中國三十年來首次回歸故里，并且她也表達了尋訪祖先墓地的愿望。

于是，1982年的某天清晨，我們在家駒大哥—也就是我父親的長子—的陪同下，乘上了開往無錫的火車。當我們抵達惠山腳下時，我們決定先直接爬到山頂再慢慢走下來。上山的路把我們帶到惠山三峰之一的頭茅峰。頭茅峰山勢陡峭，山頂上有一座古廟，現已變成一個出售無錫特產，諸如泥塑“小阿?！敝惖亩Y品店。

《淮海集》古版中的秦觀畫像，顯示他壯年早衰

我們詢問那里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售貨員是否知道秦觀墓的位置，并且解釋說我們是秦觀的后人。他告訴我們，他知道一座古墳就在附近，但他離不開商店，不能帶我們過去。我有些急不可待，甚至想把他店里的全部存貨都買下來，這樣他就能鎖上門帶我們去了。但家瑛和家駒又和他談了一會兒，發現他的妻子正在附近的溪邊洗衣服，少頃即能回來做我們的向導。當老售貨員的妻子回來并知道我們的請求后，似乎并不急著去。她不慌不忙地把濕漉漉、卷起來的衣服一件件地從水桶里取出來，抖開然后晾在曬衣繩上。我們猜想她這么做是想知道，如果她幫了我們這個忙會得到什么報酬，于是我們讓她在這一點上放心。在上路之前她的行動是如此遲緩，一旦動了身，這位七旬老婦的步履竟相當矯健。我們從頭茅峰下到山谷又爬上二茅峰，那里建有一個電視中繼站。老奶奶從那個位置蜿蜒下山，到半山腰時她用手一指。

我們看見一圈堆砌的石塊，似是一道石墻的遺跡，中間矗立著一方石碑。由于無路可尋，茂盛的荊棘草莽又暗藏危險，不僅糾纏我們的褲襪，還掩蓋了溝坎坑阱，所以我們只好小心翼翼地一點一點挪近那方白色的石碑。

而這果然是一塊歷經幾百年風雨侵蝕的墓碑，上面刻著四個大字：秦龍圖墓?？吹竭@幾個字后，我想我們恐怕是闖到另一個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說龍圖是官銜，不是名字。于是我拿出秦觀的傳記，一經對照，果然發現1130年，在秦觀死后的第三十個年頭，他被南宋朝廷追贈為“直龍圖閣”。我們真的找到我們祖先的墳墓了。

當我們依次站在這塊墓碑后拍照留念時，我在興奮之余也感到一絲凄涼。這座墳墓的發現，標志著我從三十年前還是一個香港小男孩時開始的探尋，已走到了最高點。

作者在秦觀墓前合影

后來，我寫了一篇關于我們發現宋代詞人之墓的文章。這篇文章先是被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頭版（1983年2月2日）上，而后迅速被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各地轉載。海內外對這件事的興趣不斷增長，到1984年，中國政府指示無錫地方政府立即準備修復這座墳墓。這項工程也在1986年得以完成。于是，那年秋天，中國學者齊集秦觀故里高郵，舉行了秦觀學術討論會。所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秦觀這位屈辱而死，僅享身后哀榮的傳統詞人，第二次得到了承認，這一次為他恢復名譽的是中國共產黨。

本文節選自[美]秦家驄 著，舒遜、曼予 譯《祖先：一個家族的千年故事》，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