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西域傳》中天竺條下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漢明帝遂引佛教入中土，是為佛教在我國之萌芽。至五胡十六國佛教大行其道，呈北佛南漸之勢，隨鐘山風雨渡江，遍地開花，做到了連苻堅挾百萬之眾也沒有做到的難事。盡管北魏太武帝在名臣崔浩慫恿下，不顧道教宗師寇謙之極諫，啟動滅佛，佛教仍如燎原星火，踩不滅撲不絕，成為兩晉南北朝最為強盛的宗教。

北朝高僧，行事大率是解說佛法，發(fā)展佛教乃至參政議政，筆者冒昧，草率將其分為“學院派和尚”和“智囊型和尚”兩類。不管何種類型的高僧，似乎都被北朝的君主們寄予特別的青睞，成為北朝君主的標配。

學院派和尚

學院派和尚，顧名思義，就是埋首經(jīng)典，獻身宗教，不問外事的高僧，其典范正是兩晉南北朝佛家第一人鳩摩羅什。史書記載，鳩摩羅什五歲可口誦千偈，七歲可日誦三萬六千偈，這一點放在歷朝歷代都是驚世駭俗的成績，因此即使在信息傳遞效率極為低下的兩晉南北朝，鳩摩羅什大名依然響震天下。

383年，前秦世祖苻堅派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呂光，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統(tǒng)領(lǐng)七萬步兵、五千鐵騎征討當時已明確臣服的焉耆龜茲等國，只為鳩摩羅什一人。兵至城破不需多提，而歸國之時，苻堅已敗于淝水，呂光遂割據(jù)涼州建立后涼。鳩摩羅什居涼州十七年，譯經(jīng)筆耕不輟。

后401年，后秦高祖姚興征討后涼，迎鳩摩羅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長安地處中樞，涼州邊陲自不可與之同日而語，鳩摩羅什遂率名僧八百、各地慕名而來僧人三千余人，“三千弟子共譯經(jīng)”，總計翻譯經(jīng)律論傳94部，425卷。

鳩摩羅什大師對佛教的貢獻實質(zhì)上遠超更有名的達摩和尚，縱觀古今，也只有后世唐朝玄奘大師可與之相提并論。鳩摩羅什大師譯經(jīng)過程中，無意中極大的豐富了漢語體系，“天花亂墜”、“一塵不染”、“想入非非”、“回光返照”、“苦海”等詞匯皆是由他而始。

北涼王沮渠蒙遜尊奉的曇無讖大師也是一位譯經(jīng)大師，譯著包含《大涅槃經(jīng)》、《菩薩戒經(jīng)》、《方等大集經(jīng)》三十卷、《悲華經(jīng)》十卷、《方等大云經(jīng)》六卷、《金光明經(jīng)》四卷、《優(yōu)婆塞戒經(jīng)》七卷、《佛本行經(jīng)》五卷、《菩薩地持經(jīng)》十卷等等，亦可稱著作等身。只可惜在公元43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迎曇無讖入魏，沮渠蒙遜不敢拒絕卻心有不甘，于是派人暗殺了前往北魏途中的曇無讖大師。

佛門宗師佛圖澄雖無著述流傳，卻也對后世影響極大。《高僧傳》記載其門徒過萬，一代大德釋道安、竺法汰、竺法雅等人均曾在其門下受教，足見其人品德學問均好。但如果不考慮承上啟下這一層面的意義，佛圖澄的貢獻比鳩摩羅什大師和曇無讖大師相去甚遠。他收攏后趙石勒石虎二帝是依靠“以水洗腸”、“彈酒滅火”、“聞鈴斷事”等江湖術(shù)士騙局，而非以德行學識。相傳佛圖澄因石勒大將郭黑略得以面圣，為取信石勒，當眾取出一個瓦缽，盛滿清水，焚香念咒，須臾瓦缽中長出一支青蓮，花色艷麗多彩，石勒當即拜服。這樣的手段與東晉天師道知名妖道盧悚、孫恩等人欺世盜名的手法別無二致。

歷史中常有的吊詭事件就是壞手段往往有好效果。“瓦缽青蓮”、“白龍取水”等“神跡”使石勒父子對佛圖澄深為信服，尤其暴君石虎，他曾下書說：和尚是國家的大寶。從此以后，和尚穿綾錦，乘雕輦。主持朝儀的禮官高唱一聲“大和尚到”，所有人都要起立以表恭敬。由于統(tǒng)治者對他崇拜，加上各種傳說，百姓對他也是十分敬畏。他所去過的地方，人們甚至不敢在那個地方吐唾沫。

但石虎對佛圖澄的態(tài)度，卻是“尊崇其身而無視其言”。佛圖澄曾對石虎進諫：“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然而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石虎依然“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shù)萬人。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余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qū)圍禽獸，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余馳射其中。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qū)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zhàn)栗，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余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

而石虎長子石邃則更加喪心病狂，《晉書》記載“邃自總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共視之。又內(nèi)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若曰遇暴戾之主難以感化并非佛圖澄之過，然則啟后世多建佛寺虐用民力之先聲，他就難辭其咎了。后世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為奴，陳武帝舍身建康大莊嚴寺為奴，建立佛寺四五百家，猶自一個餓死臺城，一個為王僧辯之子掘墓焚尸，可見多建佛寺并無裨益，佛圖澄不會不知，然而他在趙國所經(jīng)州郡均建立佛寺，共達八百九十三所，那句膾炙人口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的佛寺數(shù)量僅為這數(shù)字的半數(shù)稍多。

智囊型和尚

另一類就是智囊型和尚了。

前秦苻堅對佛道頗為崇信，除了請高僧建佛寺，還曾送佛經(jīng)、佛像至高麗，是為韓國、日本有佛法之始。前文提及他派呂光統(tǒng)步騎七萬攻西域取鳩摩羅什，名僧釋道安也是他特意遣苻丕興師十萬攻克襄陽而得，苻堅曾對仆射權(quán)翼說：“朕以十萬師取襄陽，所得唯一人半……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語出《高僧傳》）。”可惜苻堅如此推崇釋道安，卻也是個石虎般的“葉公好龍”者，只知尊崇釋道安而不聽其言，于是埋下了敗亡的火種。

苻堅一統(tǒng)北方后，意圖混一宇內(nèi)，傾國步騎八十七萬伐晉。釋道安苦諫不從，遂為苻堅畫計，“若鑾駕必動,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可惜彼時苻堅如天奪其魄，依然不信釋道安的穩(wěn)妥意見，留大軍殿后慢行，己身率前軍突進，淝水一役輸光天下，親眼看著偌大帝國分崩離析，最終身困五將山，死于姚萇之手。

苻堅雕像

后燕太子慕容寶率八萬大軍征伐北魏，兵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后來，臨覆軍上。高僧支曇猛勸諫慕容寶：“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御之。”慕容寶毫不理睬。

支曇猛未必真會識氣覘天，彼時燕軍出征已超過三月，銳氣蕩盡，紀律窳壞，參合陂又屬兵家險地，此時不小心定有不虞，可惜慕容寶毫不在意，負責警戒的少壯派將領(lǐng)慕容麟又掉以輕心，任由麾下軍隊射獵，不復成陣，于是拓跋珪趁虛而入，率精銳兩萬余騎大破燕軍于參合陂，燕軍主力精銳盡墨，一戰(zhàn)奠定北方形勢，待老耄慕容垂一死，后燕立刻土崩瓦解，慕容氏此后再無希望，鮮卑人最后的輝煌宣告終結(jié)。

和尚為什么會成為北朝君主的標配？

從佛圖澄、釋道安到支曇猛，似乎告訴我們，不聽和尚的話是不對的，但是為什么呢？

實際上從鳩摩羅什大師到支曇猛，他們都只是當時高僧群體的一員，憑借自身知識與德行熏陶漸染教化人心，有力地推進了佛教的發(fā)展。而他們的智慧，在亂世紛爭之時，正是最有價值的財產(chǎn)，這也是北朝君主尊之重之的主要緣由之一。

而北朝豺狼遍地積骨連路的現(xiàn)實，則是北朝君主尊崇佛教的客觀原因。

首先，生民之苦莫過北朝。朝代鼎革之際，殺人盈野屠人連城分屬尋常，但五胡十六國更迭過速，無日不戰(zhàn)，無處不險，百姓大多今日不知來日之命，生活艱難，毫無希望，此時“修來世福果”的佛教恰好完美填充百姓精神空缺，“來世福果”成為他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而且，五胡君主除劉淵父子外，多數(shù)目不知書又殘忍暴戾，手上掛了何止十萬條性命，午夜夢回，難免惶惑恐懼。況且身為人主窮極富貴，自然希求死后可如生時，所以一圖心安、二求福報，佞佛也就理所當然。這就解釋了虓勇殘毒如后趙石虎父子，在佛圖澄面前恭順如已馴羔羊的原因。也解釋了為什么北朝君主身邊大多有名僧大德相伴，如鳩摩羅什之于呂光姚興；釋道安之于苻堅，曇無讖之于沮渠蒙遜等等。

至此，和尚成為北朝君主標配的原因已經(jīng)很顯明了：或求心安，或冀福報，或因高僧睿智足供參佐。而宗教的發(fā)展離不開政治中樞的支持，高僧們也借助五胡君主的權(quán)力與資源，開創(chuàng)了佛教的新時代，也極大地豐富了佛教哲學，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