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時報9月26日消息，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力大幅提高。隨著對外援助規模擴大和國際地位變化，以及世界對中國期望的提高，我國對外援助政策也需要相應調整。“十三五”時期，我國應秉持正確義利觀，在保持自身政策優勢的同時，調整改革援外模式，以更好實現外交目的、大國責任和商業利益的統一。

我國援外新形勢

我國援外持續發展，其規模、內涵和涉足的領域明顯擴展。一是援助金額迅猛增長。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白皮書，截至2009年底，我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2562.9億元人民幣，而2010年至2012年，我國對外援助金額已達893.4億元人民幣，占此前我國數十年援助總額的1/3強。這表明近年我國對外援助明顯提速。二是援助手段和項目增多。由傳統的項目建設、提供實物和派遣專家等，延伸到多種金融援助、技術援助、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派遣援外醫療隊和志愿者、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以及減免受援國債務等。近年來又陸續增加一批新的援助項目，如2010年我國在貝寧、莫桑比克、老撾等國援建的“農業技術示范中心”，2003年起在亞、非多國啟動的“光明行”醫療衛生項目。三是參與主體更加多元。我國援外主體已經由政府向企業、個人、民間組織等拓展。

受援國對我國援助的要求更加多樣化。首先，受援國對我國經濟的重要性顯著提升。中國與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貿易額占中方的比例從2000年的50%降為2013年的34%，而同期作為我國受援國主體的發展中國家占比則從23%增至50%。2013年我國與前者的貿易總額為1.4萬億美元，與后者的貿易總額達2萬億美元。廣大受援國不僅是我國海外能源、礦產資源的主要供應地，還成為我國企業、產品與投資流向的新興地。以非洲為例，目前我國對非各種投資存量累計達1000億美元。其次，受援國對我國的期待和要求提高。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甚至將我國視為“發達國家”，贊比亞、安哥拉等大批受援國要求我國提供更多的經濟援助，認為我國援外支出占GDP和國家財政收入的比例過低。在經濟援助之外，蘇丹、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國還明確表示愿意學習我國治國理政經驗，要求我國增加對其黨政官員培訓和執政技能援助。

我國與其他援助國的相互影響增多。其一，我國對傳統及新興援助國的影響加大。我國經濟增長和減貧經驗受到廣泛認可，2009年起，“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和中方成立共同研究小組，旨在吸收中國經驗，近年，中美亦將援助非洲問題納入“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在南南合作大背景下，我國推動新興國家突破西方主導的援助理論體系和實踐范式，如2014年7月“金磚國家”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重點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其二，傳統援助國希望借助國際規則“規范”我國外援。西方長期堅持“民主援助”，世界銀行宣揚“沒有民主就沒有發展”，美、歐頻繁批評我國“不干涉內政”的援外模式，將中非經濟問題政治化，發展問題意識形態化。其三，我國參與多邊發展援助增多。以經合組織（OECD）為代表的國際發展援助機構經驗豐富，值得我國借鑒，我國援外的多邊色彩不斷增加。如我國多次參與經合組織主辦的援助問題高層論壇，參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制定和2015年后國際發展議程的設立。

面臨的幾個問題

部分援助項目與受援國實際需要“脫節”。受援國期望日趨多元，已由物資需求上升到技術轉讓、基建支持和發展能力建設等。國際援助模式也已從簡單項目建設向發展援助模式轉變，傾向基于受援國國情進行長期能力培養。而我國援外中的“交鑰匙”工程仍占相當比重，援外最大組成部分是基礎設施項目優惠貸款（2010至2012年占我國援外總額的55.7%）。同時，由于事前缺乏詳細的調查和科學論證，部分項目效益不彰，影響不佳，造成資源浪費。如我國在非洲援建的一些體育場館、在東南亞援建的政府辦公大樓被認為過于“超前”，當地缺少與之匹配的、合適的場館設備操作與維護人員，部分鐵路、園區等援建項目由于市場不足，閑置嚴重。

民間參與有限。我國援外主體雖然多樣化，但仍由政府主導，并以大型政府工程項目為主，企業、個人、民間組織未發揮應有作用，處于邊緣化地位。如今以政府為行為主體的模式很難滿足受援國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而民間組織由于其利他性、中立性和志愿性，參與對外援助工作有助于樹立援助方的正面形象。但在目前，我國的民間組織參與對外援助工作還面臨諸多障礙，仍處于政策執行者地位，作用極其有限。國內相關的政策、法律缺失，資金支持不足，使得民間組織的國際化之路更顯艱難。在民間組織的援外方面，我國明顯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在網絡媒體發達的當今時代，以政府名義開展的援外工作深入公共視野，在一定條件下容易激發輿論誤解，2011年“援助馬其頓校車”事件便表明，爭取民間支持和參與援外非常迫切。

對國際援助發展研究不足，援外理論與人才培養欠缺。西方發展學臻于成熟，并以此培養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大量專業人才。目前，我國大學尚未開設發展學專業，隨著我國援外規模迅速擴大，相關理論積淀、人才培養不足的缺陷成為制約援外工作開展的瓶頸。

進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建議

加強頂層設計。目前我國對外援助主要由商務部管理，容易給外界以口實，認為我國援外舉動隱含商業動機。因此，我國應明確區分援外項目和商業項目，前者重在利他，后者強調務實互利。管理體制已經不適應甚至阻礙當前我國援外規模的迅速擴大，以一個部門的力量已難以應對涉及多部委的援外工作，因此可考慮成立專門的國際發展部門統管對外援助。

加強援外立法。我國目前尚未頒布任何援外法律，援外管理主要靠商務部行政命令，其系統性、權威性不足，難以對現行部際協調機制產生有效約束與指導，應盡快進行專項立法。我國可以借鑒西方發達國家援外法律制度的合理成分，制定出有中國特色、體現南南合作特點的援外法律法規。

強化對援外項目的監管和評估機制。目前我國援外項目只有“總結報告”，缺少有效的評價體系和專業的評估機制對其綜合評估，既降低援外效果，也易招致外界誤解和指責。建議我國援外項目引入系統的規劃、監督和評估體系；同時突出“中國特色”，將“經濟增長”和“減貧”作為兩大標準，并注重實效；分離項目執行和項目評估的責任方，將監管評估工作交由獨立的第三方專業機構實施。

加強國際合作。我國正表現出更多開展三邊、多邊合作的意向，發起的亞投行也有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合作的意愿。因此，我國可嘗試拓展在低敏感領域，如農業、衛生等援外領域增加與西方合作，也借此提高中方機構和人員的專業水平，提升援外能力，增加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權重。

（原題為《我國對外援助面臨的挑戰與對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