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晚，律師朱明勇身著一襲黑色西裝出現在新疆五家渠市，作為推動張高平叔侄冤案平反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與原新疆石河子檢察院檢察官張飚，受邀參加以張氏叔侄案改編的電影《無罪》的首映式。

看完電影，朱明勇感觸良多，他認為，《無罪》首次以冤案平反為題材，具有“破冰式”的重要意義。

電影中的情節與現實別無二致，律師奔襲河南、浙江、安徽多地調查取證，數次將申訴材料遞交法院未果，又繼續奔波，鞏固證據。

2010年，檢察官張飚將律師朱明勇介紹給張高平的哥哥張高發，彼時，張高發已在外為弟喊冤7年。

2010年11月25日，朱明勇在一間30元一晚的酒店房間里，見到了前來找他的張高發。那天凌晨3點，朱明勇發微博記錄道：“一位60歲的老人從安徽趕到北京，用木棍挑著一塊臘肉和一包申訴材料，都是給我的……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賓館’，我踏著鐵皮樓梯，在昏暗的燈光里找到房間，一看房間僅僅一張單人床，不僅沒有衛生間，還沒有門鎖，兩個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開車帶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元一晚。在這里聽到他講述一起驚天的冤案。我說申訴案子難度太大，不成想說著說著，這位老人竟失聲痛哭。”

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朱明勇告訴這位老人：“這個案子我接了”，未收取代理費用。

“我覺得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天然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可能有時候條件不具備展現不出來。”朱明勇說道。

張氏叔侄案后收到大量申訴案件

澎湃新聞：張氏叔侄案對您的職業生涯有什么影響？

朱明勇：因為這個案件是一個標桿性的案件，導致全國各地一些認為自己的案子是冤假錯案的當事人都紛紛來到律師事務所找我，似乎是只有找到我才能使他們的案件得以平冤昭雪，有的甚至模仿張高發，也背著一條火腿去辦公室找我。

有的人生活環境條件很差，也沒有什么人可以幫助他，他可能從電視上或者一個偶然的消息知道我們推動了一個冤案平反，好像找到了救星，千方百計找到電話，不停地打。

你確實感覺到他們很無助，也不了解目前的法治環境，不知道怎樣申訴，郵件不會發，短信不會發，他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辦。他們需要法律幫助的時候，如果他沒有錢，有沒有一個好的法律援助機制？

澎湃新聞：像張氏叔侄這樣，冤獄之后無罪釋放，是否有一些幫助他們重新融入社會的相關機制？

朱明勇：很欠缺，很多精神上受到重大刺激或影響的人，都會給他做一些心理干預的治療。一個無辜的人被法院判了，關了十年，又因為一些因素平反了，然后回到社會，其實他已經跟社會脫節了，心理上、精神上、財富上，他很難融入到當時延續過來的那個生活環境當中，怎么辦？有沒有去關注他，關心他？這涉及到后續的職業教育問題，或者有沒有重新創業的方式。如果說大家都不去管他，也沒有一個基層的社會組織作為相應的一種依托——他們只有家庭為依托，重新回歸社會，重新生活、創業，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申訴難問題仍存在”

澎湃新聞：近年來我國司法改革進程不斷推進，您有什么切身體會？

朱明勇：申訴依然是目前刑事包括普通的民事案件中比較難解決的一個問題。我認為，申訴要有時間限制，多少時間內受理，多少時間內給出一個結果。你會碰到全國各地大量的申訴信訪，人們都希望一個更高一級的機構來做出一個妥善的裁決。我們有什么機制去解決它，或者有什么新的改革的方式，可能這都是需要思考的。

澎湃新聞：你認為司法改革的關健是什么？

朱明勇：一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二是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這都是中央一直在提倡的。但是這個落實起來還是有困難的，很多地方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慣性思維是“公檢法是一家的”，實際上公檢法之間內在有一個相互監督和制約的關系，我們不僅僅講配合，更重要的是監督。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年從中央到地方推進的司法改革，在一步一步往前走，司法環境越來越好，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也逐步顯現在司法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