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資源正在被耗盡。每年的地球超載日——這一天人類消耗的自然資源已超過本年度生態系統可再生的資源總量——就是一個提醒。如今氣候和環境問題的警報已經拉響，值中法環境月之際推出的這一系列環境主題的文章，它們體現出法國知識界對環境議題的思考，內容涉及自然資源狀況的惡化、大自然的未來、食品游說等。文章刊載于微信號“法國文化”，“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也將陸續轉載該組文章。以下是第四篇，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最初發表于2020年2月2日《解放報》的時評專欄，之后收錄成為《進入生態時代》的前言。

? Fronteiras do Pensamento。埃德加·莫蘭生于1921年，是法國當代著名的思想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以其在“復雜思想”（pensée complexe）方面的研究建樹聞名于國際學術領域。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他一直主張以復雜、多元和動態的眼光來看待和反思我們所處的世界，反對各種層面上的單一化與隔離主義。他主張學科之間的流通交叉和思想壁壘之間的破除和開放，以及由此構建起來的多元與復雜的思想維度。如今，他的多本著作已經被翻譯為中文，包括《倫理》（2017）、《電影明星們：明星崇拜的神話》（2016）、《時代精神》（2011）、《人本政治導言》（2010）、《復雜性思想導論》（2008）、《方法：天然之天性》（2002）、《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1999）。

“生態學”的希臘詞源由oikos（棲息地）和logos（科學）組成，是1866年由恩斯特·海克爾[1]創建的一門科學，用來探討生物及其生存環境之間的關系。這門學科起步緩慢，直到1935年通過亞瑟·喬治-坦斯利[2]提出的“生態系統”概念之后才開始發展起來，把地球物理環境的所有具體事物以及在此生存的所有物種當成一個整體進行研究。

生態系統指地球物理環境和生存在環境中的生物（包括單細胞生物和動植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持續動態組織。生態學家（有別于科學定義里的環境科學家）對生態系統的認知需要基于多種不同的學科，綜合物理、地理和生物學的知識。

在科研組織、學術界以及教學當中，這些學科普遍被設為獨立的領域，而原本就是跨領域學科的生態學也不例外。將生態學視為跨領域學科的只有少數思維開放的生物學家或地理學家（他們的專業領域往往涵蓋了地質和人文）以及少數具有獨立態度的學府，比如美國的麻省理工大學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20世紀50至60年代，技術型經濟迅速發展，導致城市工業污染與自然環境惡化。這一結果刺激了生態學研究，引發了人們對前景的擔憂，比如斯坦福大學生物學家保羅·埃爾利希（Paul Ehrlic）推測海洋可能消失，讓輿論一時嘩然。而1972年麻省理工大學教授梅多斯（Dennis Meadows）發布的《梅多斯報告》更帶來一記重錘，第一次揭露技術型經濟發展對陸地生物圈帶來的惡果和后續影響，并將其結論放在報告的標題里：《增長的極限（在一個有限世界里）》。

這份報告帶來的沖擊力超出了科學界的圈子，第一次激發了人們的環保意識。有人開始推崇零增長，也有人進一步提倡負增長，其他人則認為環保意識應當促進一系列深刻的變革，不僅主張放棄煤炭和石油等污染能源而轉向清潔能源，而且主張改變我們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René Dumont、Serge Moscovici、André Gorz以及我本人就這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反思和建議。

政治生態學運動在各個國家興起，尤其西方國家開始探討如何保護自然以及改變我們的消費模式，但主要針對的是短期目標。他們利用了環境科學提供的災難式數據，但對生態學本身或一無所知，或無從了解，比如法國的大學等教育系統沒有設立跨學科的生態學，因為在教學實踐方面無從下手。究其原因，教授生態科學意味著傳達一種復雜的思想，而這門思想必須與時俱進且結合實際情況，需要一直把握研究對象的互動和反饋。

同樣，生態學引導我們超越對自然界的二元思維，不再只看到沖突與掠奪，或者只看到交流與合作。無論物理界、自然生物圈還是人類社會都符合赫拉克利特在600年前的斷言：“沖突與和諧是萬物之母?！贝笞匀徊皇菃渭兊纳富蚝髬專仁巧敢彩呛髬專仁丘B育者也是施虐者，既賜予生命也掠奪生命。大自然饋贈我們萬物，也會殘忍地懲罰我們。

然而，環保主義者和政治生態學家都不具備這種思想和認知。他們只看得到大自然美好的一面，不愿意面對現實，看不到事物的復雜性。值得注意的是，環保政客們從未提倡在學校和大學里教授生態科學。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放棄使用包含了整體性（oikos）和組織性（logos）的“生態學”一詞，轉而使用更加模糊和偏離本質的“環境”一詞。這是一個概念上的退化。

我們文化上的認知結構把人類（個人與群體）從自然生物和物理中分離開來，這對喚起生態意識構成了很大的障礙。

事實上，我們文化上的方方面面都將人類與其他生物區分開來。基督上帝根據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圣徒保羅承諾耶穌復活，而教會創造了只有人類才能進入的天堂。笛卡爾奠定了西方技術工業的理念，認為人類的使命是征服和支配大自然。這種理念直至近年才失去主流地位，但依然否認人是兼具動物性與神性的造物，不承認自然與文化不可分割，不接受我們依賴大自然且大自然也同樣依賴著我們。

在這種集體昏睡的氛圍里，切爾諾貝利、三里島和福島的核災難激發的情緒只持續了短暫的時間。即使大氣、水域和土地（包括用于工業化農業用地）遭受不計其數的惡化，人們的生態覺醒也只是緩慢前進了一小步，逐漸意識到環境惡化給區域和全球生物帶來的危機。

與此同時，生態學遭到了巨大的阻力。除了思維習慣，巨大的經濟利益也使得一些國家領導人否認生態危機的存在。政治生態學家無法規劃增長的路徑。他們只會把負增長和增長對立起來，無視兩者之間的互補關系。而我們要做的是確定哪些領域需要增長，比如民生必需品、健康產品、生態農業、傳統農場農業、地區消費產品、社群互助服務、循環經濟、手工業、對公共服務（尤其醫院和學校）的補貼，以及確定可以進入負增長的領域：工業化農業、工業化食品加工、夸大效果的美容及抗衰老經濟、有計劃淘汰的電子產品以及一次性用品經濟等等。

這種新契約涵蓋的范圍將超過所謂的“生態過渡”，不再把問題局限于從非生態社會過渡到生態社會，而是從一種社會到另一種社會的復雜蛻變。

制定新契約需要融合生態以及非生態的政治問題，比如民主、平等、法治、自由和團結。在生活水平的關鍵問題上，需要把生態學深度融入社會和政治范疇。我在《人類的未來之路》[3]這本書里嘗試探討這條思路。法國前生態部長于洛與CFTD工會主席貝爾熱聯合發布的報告也研究了這方面的政策?？偠灾?，只關注環保，還遠遠不夠。

我們需要一套綜合的政治思想，其理論基礎不是人類和自然通過彼此滋養而緊密相連，而是人與自然擁有共同的根基，我中有你而你中有我。人類不只是生活在自然屆當中。自然存在于人的內部。個人也不只是生活在社會里，社會存在每個人的身心里。

自梅多斯報告發布以來，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然而，除了地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生態科學依然是一門不為人知的科學。距離人們質疑增長的優越性也過去了50年時間。然而，政治、技術和經濟精英們依然相信增長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生態學家無法在增長與負增長的對立中找到折衷的表述。

2020年8月16日，巴西帕拉州新普雷索以南的亞馬孫雨林保護區火災持續，濃煙滾滾。

自警鐘敲響以來，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然而，城市污染和農田退化依然持續增加。對經濟利益的貪婪毀掉了亞馬遜森林，而澳大利亞因為沒有使用土著人延續千年的防火措施，導致大片森林被大火吞噬。

距離災難預言已經過去了50年。當這些預言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各個國家才開始簽署一些不痛不癢的環保協議，而這些協議還遭到某些大國的否定。

在這種背景下，一位圣女貞德舉起了大旗。中世紀的科雄大主教認為圣女貞德是異端，對她處以火刑。而現在嘲諷和詆毀這位的，正是自由主義經濟這座“圣殿”的守護者。

在那本靈氣四溢的《吉普賽故事詩》 里，西班牙詩人羅可問道：“但是誰會來？從哪里來？”

注釋：

[1]恩斯特·?？藸枺?834-1919）被認為是生態學之父。

[2]亞瑟·喬治-坦斯利（1871-1955）是英國植物學家和植物生態學的先驅。

[3]埃德加·莫蘭, 《La Voie pour l'avenir de l’humanité》，Fayard出版社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