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中國不偉大就不是中國” ——論戴高樂遠見領導力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21-11-11 20:1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導讀

2021年11月9日，是戴高樂將軍逝世51周年紀念日。眾所周知，戴高樂是法國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更是20世紀與丘吉爾、羅斯福比肩的世紀偉人，毛澤東主席稱他為“不屈的反法西斯戰士”。其蕩氣回腸的人生、卓越的遠見，以及兩度在拯救法蘭西民族命運的關鍵時刻所展現出的特有的領導力與擔當，都值得我們去了解與學習。學習戴高樂的精神對今天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沉穩應對各種時局挑戰，在困難面前樹立信心并看到光明未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戴高樂的遠見領導力

所謂領導力（Leadership），在學術界和國際語境中通常指的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帶領他人、團隊或整個組織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世界著名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和沃倫·本尼斯（Warren G. Bennis）把那種將愿景變為現實的能力同樣也視作領導力。戴高樂的領導力，顧名思義就是戴高樂作為一名法國政治家將自己對國家前進的目標分享給法國人民并成功地率領他們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

戴高樂一生中，曾兩次在法蘭西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憑借其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告訴法國人民在宿命論外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只要法國人民同仇敵愾，法蘭西就能從至暗時刻迎來萬道霞光。

夏爾·戴高樂（1890年11月22日至1970年11月9日（圖源：畫家李小超）

1939年9月3日，一向奉行綏靖政策的英法兩國政府因德軍占領波蘭而被迫對德宣戰，但英法又持續半年宣而不戰，史稱“奇怪戰爭”。1940年5月10日，德軍集中地面坦克和空中飛機向英法聯軍發起猛烈進攻，12日，法國要塞城市色當隨即淪陷，14日，英法數百架飛機被德國空軍擊落，26日，英法40萬聯軍從敦刻爾克撤退（好萊塢大導演諾蘭曾拍攝電影《敦刻爾克》再現當年殘酷場面）。6月10日，法國政府撤出巴黎，17日，法國一戰英雄貝當元帥宣布對德投降。同日上午，戴高樂只身飛赴倫敦，并在翌日（6月18日）在倫敦BBC發表《告法國人民書》，號召法國人民抗擊德國，強調法國是因為缺乏坦克部隊而輸掉一場戰役而非輸掉一整場戰爭，只要有了坦克部隊法國就會轉敗為勝。

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在倫敦BBC發表《告法國人民書》（圖源：畫家李小超）

6月30日，也就是法國投降不到二周，戴高樂告訴記者舒曼法國贏定了。戴高樂說，希特勒占領法國后必將占領英國，然后再占領蘇聯，而希特勒無論對英還是對蘇攻占必然會引起英蘇的強烈反擊，最終還會使美國參戰，從而使這場由希特勒發動的對法侵略戰爭演變成一場世界反法西斯大戰，而在如此世界大戰中，法國只要選擇站在正確的一邊，其抵抗運動的強弱已無關緊要了，法國將是最終的勝者。

四年后，一切按照戴高樂的預見發展。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戴高樂重新回到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國防部，里面居然連家具都沒變。26日，戴高樂行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200多萬法國民眾高呼解放者戴高樂的名字。

由于戴高樂正確選擇，法國不僅從納粹的鐵蹄下重新獲得解放，洗刷了二戰初期法軍戰敗的恥辱，而且成為戰勝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和戰后的世界大國。

1944年8月25日，200萬法國群眾在香榭麗舍大街歡呼“解放者”戴高樂將軍的名字（圖源：畫家李小超）

1958年，法國陷入阿爾及利亞內戰，束手無策的第四共和國政客們向戴高樂發出求教，戴高樂在淡出政壇12年后重新執政，但他馬上意識到阿戰已是法國贏不了也輸不起的戰爭。所謂贏不了是因為法國每年GDP的四分之一用于打仗，法國財政難以為繼。所謂輸不起是因為法國戰后百廢待舉，內戰不僅耽誤法國民族復興大業，也嚴重破壞了法國良好的國際形象。

更讓戴高樂感到害怕的是，如果將阿爾及利亞保留在法國，占阿居民90%的穆斯林就可隨意出入法國本土并移民定居從而最終改變法國人口結構，這是戴高樂萬萬不愿看到的。為此，他不顧政界的反對特別是軍方的極力反對，毅然決然通過公投使阿獨立，從而使法國走出內戰泥潭，在戰后短短時間里實現經濟起飛，成為一個工業體系完備、經濟繁榮的現代工業化國家。

可以說，法國當今擁有享譽世界的原子能、航空航天、空客、高鐵及其群星燦爛的法國電影文學和戰后“30年經濟景氣”均是受益于戴高樂當年的遠見。

圖源：網絡

有關戴高樂預見歷史的事例還有很多。

1964年1月27日，戴高樂在西方大國中率先承認新中國。1月31日，他在愛麗舍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中國的歷史與世界一樣古老，承認中國就是承認這個世界本來的面貌，并預言勤勞偉大的中國將在21世紀重新回到世界舞臺的中心。戴高樂在中國貧窮落后并遭受美蘇兩霸封鎖孤立的最困難時刻，在西方世界領袖中第一個預見中國在21世紀的崛起，這種遠見卓識不僅奠定了中法特殊關系，也大大提升了法國在冷戰世界中作為第三種外交力量的戰略地位及其重要性。

1963年和1967年，戴高樂二次否決英國加入歐盟前身歐共體的申請。在他看來，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甚至商業習慣的巨大差異，英國入歐心猿意馬，將最終有悖于歐洲大陸國家歐洲聯合的目標定位。今天，英國脫歐的嚴峻現實也驗證了戴高樂半個世紀前預言的正確性。

戴高樂料事如神的深層原因

戴高樂在歷史重大關頭料事如神，其遠見能力令人驚嘆，這也讓法國人民在他生前一直對他保有敬意，甚至是“迷信”。在備受新冠肺炎折磨和世界形勢跌宕起伏的今天，法國人還會問，“假如戴高樂還活著，一切還會這樣糟糕嗎？”

每每面臨重大歷史選擇，戴高樂總是沉著冷靜，能夠從人類歷史長河的時間維度中考察事物及其發展規律，并在高屋建瓴的歷史觀下對那種稍縱即逝的機遇作出其同時代人不能想象更不能相信的決定。換言之，戴高樂總是在不確定性中發現一種確定性。

1932年，剛過不惑之年的戴高樂少校在其論述領導力的著作《劍鋒》一書中談到了“不確定性”問題。他說，“不確定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那些有關常規、預言和理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那些考驗、損失和挫折在我們面前接二連三地發生。那些摩擦、沖擊和意外事件讓我們應接不暇。所有這一切均使現在的秩序被打破”。

戴高樂1932年發表領導力權威著作《劍鋒》（圖源：網絡）

戴高樂在此所論述到的“不確定性”就是我們今天所談的“大變局” 。他所說的“摩擦、沖擊和意外事件”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黑天鵝”、“灰犀牛”事件。戴高樂認為，解決不確定性需要遠見，而遠見源于本能和靈感，兩者相加還會給人帶來創造力，帶來一種亞歷山大大帝叫作“希望”、凱撒稱為“運氣”和拿破侖視作“星座”的東西。他還將那些具有高瞻遠矚能力的領導者稱為“有性格的人”，認為如果沒有這些有性格的人，“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就不可能實現”。

在《劍鋒》出版八年后的1940年，歷史將戴高樂推到風口浪尖，他只身一人來到倫敦率領法國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抵抗運動，扮演了他書中所描述的“有性格的人”的角色。

戴高樂的擁躉尼克松總統——這位《劍鋒》的忠實讀者，在評價戴高樂時說過“戴高樂是一位令人傾倒的人物，這不僅由于他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還由于他在有關領袖人物所需具備的條件和技能方面向我們提供了非凡的見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把領袖人物所需具備的條件和技能分析得如此令人信服，或像他那樣寫得如此富有洞察力”。

尼克松對戴高樂領導力欽佩不已，并將《劍鋒》視作其白宮工作指南（圖源：畫家李小超）

1969年，尼克松總統訪法，他向戴高樂求教治國方略，戴高樂告訴他“我是為后天的報紙制定政策的”。尼克松聽罷感慨良多，他說當全世界領導人都在忙于應付當天新聞時戴高樂卻不為當下忙碌，而是運籌于未來。尼克松認為戴高樂這種“為后天的報紙制定政策”構成其獨特的遠見能力。

戴高樂這種為后天報紙制定政策的思維方式，對我們面臨信息爆炸和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條件下克服思維方式上的日益短期化、即時化、碎片化和定式化具有特別的現實意義。從而使我們養成一種長期思維習慣，在浮躁中保持一種定力，從不確定中看到確定，用遠見擁抱變化，并最終將大變局轉化為大機遇。

戴高樂遠見領導力的力量淵源

戴高樂的一生叱咤風云，是法國歷史上迄今最偉大的領導者，其對法蘭西民族的貢獻遠超出拿破侖、路易十四等法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君主。他在今天的法國享有國父般的崇高地位，其光輝的一生也是他利用非凡遠見的能力率領法國人民實現法國夢的一生。如果說他的人生奇跡是遠見能力造就的話，不如說是他來自內心深處的一種人生使命所使然，那就是他常說的一句話“不偉大就不是法蘭西”。

在戴高樂《戰爭回憶錄》卷首，他開宗明義，“……惟有豐功偉業才能彌補法國國民天性中的渙散……如果沒有一個偉大的目標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法國）就會遭到致命的危險。總之，法蘭西不偉大，就不是法蘭西”。

戴高樂從小受家庭熏陶并在很小的時候就決定將其一生奉獻給法蘭西民族的復興。“法蘭西不偉大就不是法蘭西”概括了他全部人生的意義所在，為了完成這一使命，他一生赴湯蹈火再所不辭。

當年他對貝當政府向希特勒投降說“不”時，他不僅被貝當政府立即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剝奪全部家產和法國國籍，而且遭受到了從法國政壇到民眾的反對以及軍中昔日同仁和同學的嘲諷，戴高樂在倫敦是一位“眾叛親離”的叛國軍人，他在BBC的講話根本無人問津，法國社會上上下下都認為與德媾和是法國唯一的出路，法蘭西輝煌的歷史已經結束。

當他為了使法國不再陷入阿爾及利亞內戰的泥潭，他勇敢地向那些保守的政治家和軍中極端分子要不惜任何代價將阿爾及利亞留在法國的做法說“不”時，他不僅遭受了軍方政變及其軍方極端分子多次有組織的軍事謀殺，也遭受全體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甚至更廣義上在法國的所有“愛國者”的責難。

然而，面對如此生死考驗和責難，戴高樂想到的是讓法蘭西偉大的使命，而非個人安危。

戴高樂《戰爭回憶錄》（圖源：網絡）

讀戴高樂《戰爭回憶錄》，我們會看到他每次遇到生死考驗時的那種撲面而來的使命感。此時此刻，我們也會發現他對自己的內心獨白會用一個第三人稱的戴高樂，即一個肩負法蘭西民族復興重任的戴高樂。在每次幾近殘酷的命運拷問時，戴高樂會問自己“戴高樂將軍會同意這樣做嗎？”應該說，讓法蘭西偉大是戴高樂終身奮斗目標，而正是在踐行法蘭西偉大這一崇高目標的同時，戴高樂也發現并實現了他自己偉大的人生意義。

中國不偉大就不是中國

隨著中華民族復興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今天的中國面臨著新時期的各種不確定性甚至嚴峻挑戰，中美“修昔底德”式的博弈已成為不爭事實，中美從南海、臺灣到香港、新疆等一系列地緣政治到外交、軍事、人權事務，再到貿易、投資、金融、高科技等領域所展開的沖突不僅劇烈和具有全面性，更是“前途未卜”的。

與此同時，美國與其他個別西方國家拉幫結派，用意識形態劃線，對中國施行新的冷戰式集團政治。這些國家從地緣戰略到疫情后全球新的國際供應鏈及貿易與投資、技術合作等領域試圖重新洗牌，或對中國封鎖或施壓提高要價，從而導致中國在全球化勢頭上出現了低潮，甚至進入“至暗時刻”。

面對如此云譎波詭的世界形勢，面對曾經一度讓中國人“順風順水”的全球化在今天遭受歐美國家普遍的非議，本人認為，重溫戴高樂遠見領導力，可以讓我們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而堅定我們堅持走全球化道路和繼續擁抱世界的信心。學習戴高樂在危機面前登高望遠“一覽眾山小”的思維方法，通過從人類時間長河看問題，在復雜的表象后面捕捉歷史變化的蛛絲馬跡，從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