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泰順的畬族鄉，進山的第十一條隧道是通往文禮書院的最后一條隧道， 經過這條隧道下山，文禮書院的人稱之為“下凡”。書院工作人員蔡孟曹告訴記者，“這個地方與世隔絕，適合讀書”。

20年前，文禮書院院長、讀經運動的發起人王財貴開始宣導一種“通向圣賢”的教育——兒童讀經教育。他認為兒童記憶力強，理解力弱，應當趁13歲前盡量多地閱讀四書五經等經典。只要打下了經典的基礎，孩子的理解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自然加強，其他知識一學就會，數理化根本不用教 。

在那場讀經界無人不知的演講《一場演講，百年震撼》中，王財貴呼吁要讓兒童13歲前“完全在我們的老師、家長優良的帶領之下”，吸收經典，令他們滿腹經綸，成為“大才”的苗子。

三年前成立的文禮書院就是他心中培養“大才”的圣地。文禮書院被視為是讀經界的“哈佛”，不少讀經學堂拼命讓學生包本（能無錯漏、不間斷地背誦整部經典）就是為了督促他們早日完成背誦三十萬字的要求，作為進入文禮書院的敲門磚。

目前國內的私塾學堂約有兩千多家，學生過萬。這個群體在外界看來很神秘，按照讀經學生董維伊的話來說，甚至處處感覺到的是“歧視”。當初為逃離體制，他們走上了讀經之路，而走到現在，他們發現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

讀經之困

初見董維伊，她扎著馬尾，神色舉止穩重成熟，不像一個19歲的女孩，也并沒有想象中讀經孩子的木訥。

這份成熟包含了她三年讀經生活中異于同齡人的坎坷與反思。最糟糕的時候，董維伊一度抑郁 。

在12歲多的時候，董維伊進入了北京的在謙學堂（現更名為愛讀經泰華耕讀書院）。這是一所在讀經界頗有名氣的封閉式全日制讀經學堂。那個時候，喜愛文學的她對讀經生活抱有美好的想象：一種平和悠然的讀經生活，如世外桃源。

她和母親背著大包行李，從內蒙古輾轉到了北京，但到達學堂的時候卻大失所望——學堂地處偏僻，在一看守所附近，設施簡陋。當時她心里有些打退堂鼓，“但是后來我想，我是來讀圣賢書的，就堅持了下來?！?/p>

那段日子里，她每天讀經七小時，開始的時候背得口干舌燥、喉嚨酸痛，但學堂的老師只讓他們吃一些潤喉糖。最初的情況似乎很不錯，董維伊背書很快，覺得學堂生活比之前學校里高強度的應試教育輕松，學堂的老師也對她寄予厚望。她的媽媽跟許多家長一樣，看到女兒能夠流利背出經典，喜于孩子學習的充實。

但是董維伊并不理解她當時背下來的內容，因為這所學堂嚴禁老師解經。而且學生也極少接觸外界信息。學堂地處偏僻，學生是不允許出校門的，所需物資都是學生列下清單后，老師統一采購。

除了經典之外，學生不能閱讀任何課外書，手機也由老師保管。一些老師私下給學生講述歷史和國內外發生的事情，但只要看到校長和其他老師靠近課室就會立刻停下。

在反反復復讀經大概半年后，對于日復一日背誦經典，維伊產生了困惑。“你讀了很多東西，但你的視野僅限于這片大院，經典里面講的任何道理你無法實踐，就像懸在空中一樣?！?/p>

只背不解所帶來的困惑，不少讀經學生都經歷過，包括那篇在讀經界引起波瀾的文章《一個讀經少年的來信》的作者惟生。他曾在一家私塾背誦莎士比亞著作的英文原文，但當時連26個字母都認不全。學堂不允許學生帶紙和筆，防止他們標記音標。老師不解句義，不教發音，唯一的工作就是按下讀經機按鈕。

不少讀經私塾是讀經孩子家長自己開的。他們開始時自己帶孩子讀經，后來開始招收其他家庭的孩子一起讀經，有些家庭式私塾能達到二三十人。更大一點的學堂能達兩百人。

在上海自己開學堂的家長肖云坦言，希望能招到有教學資格、真正能教育孩子的老師，但這些私塾很難留住好老師。不過，按照王財貴的理論，讀經老師的知識儲備和教學能力對兒童讀經而言無足輕重。他們只需要知道六個字：小朋友，跟我念。

“文化衰落已經一百年了，已經沒有人才了，我們沒有地方請老師了?！蓖踟斮F認為外界對讀經學堂師資的批評是不切實際的惡意詆毀，而標榜“身教”的人則是大言不慚，教化效果遠不能與經典中圣賢的“言教”相提并論。

惟生從十歲開始讀經近十年，期間換了六所學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學堂往往沒有長期的課程設計。但到了下一個學堂，又把原來背過的重新背一遍。

原在謙學堂的學生亦反映，當時學堂的課程設計混亂，讀哪一部經典完全是隨機的，沒有合理的脈絡和先后次序。后來開始要求包本的時候，一本沒有背完就不能進行下一本。但學生之間的個人差異很大，有些人一本《論語》可能重復幾年都背不下來。

學生的疑惑，私塾和學堂的老師往往無法解答，而是用“反求諸己”的儒家道德進行教化?！拔覀兛偸潜挥柍獠欢卸?，我們總被教育要反省自己的錯誤。我們的抱怨都被說成是一種不好的習氣，應該去匡正。我們如果向父母表達在學堂的不順遂，就被視為不孝，讓父母擔心。”董維伊回憶道。

這種簡單的處理方法壓抑了學生負面的情緒。許多學生表面上對老師恭恭敬敬，見面作揖，但私底下罵人、說臟話的不在少數。

董維伊那個時候最深的恐懼就是被孤立，甚至連母親都不相信她的話。每次她跟母親抱怨不想要留在學堂，最終總是吵架收場。

維伊的媽媽回憶起當時跟學堂的溝通，學堂老師總說孩子挺好的?！八屠蠋煹拿埽耶敃r沒當回事，總覺得只是孩子，老師再糟糕也不至于（跟孩子過不去）。都有過學生時期，也沒覺得是個事。我從來沒有因為老師對孩子什么態度，而跟老師對峙過，甚至覺得是自己沒把孩子教育好，而自己應該服從學校的制度，服從老師的管理?！?/p>

維伊最終離開在謙學堂，是因為老師在知道她感冒的情況下，還要求她加入冬季早晨的長跑，結果回家的時候被查出肺炎，還引發了哮喘。這時候母親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馴服心性的“嚴格教育”

在2016年暑期班的招生說明中，以包本效率著稱的廣東明德堂，還有太原的永謙學堂、麗水的金謙學堂等，明確寫著會動用戒尺、蹲馬步等“適當的懲罰”，并希望家長配合。

今年9歲的丫丫曾在明德堂讀了兩年半，直到她父母一次偶然發現她曾暈倒在學堂，才開始私下調查了解學堂的情況。今年年初他們把孩子接回家后，她陸陸續續地開始向父母講述了學堂體罰的情況。

在明德堂，孩子被要求用近乎吼叫的音量讀經。丫丫后來讀得扁桃體發炎腫脹，但如果不大聲讀經就會挨打。

丫丫所在的班級被要求半年包本完一本書，她親眼看見好幾個同班的同學因為沒有完成包本的任務，被老師拉到講臺上，脫了褲子當眾打屁股。還有孩子被留堂，背不出來不給飯吃。

丫丫的母親發現她每次要去學堂的時候都哭鬧不止，但那個時候她只當是女兒的小孩子脾氣，認為是在家里寵壞了，不想到學堂吃苦學習。

但也有家長很樂意配合學堂打手板等教學方法，認為學堂就是應該嚴加管理，除去孩子身上的“習氣”，認為這是在磨練孩子的心性。

2016年在讀經圈流傳甚廣的《“純讀經和戒尺”是對孩子最大的愛》一文中，家長大談戒尺對幾個4歲以下孩子產生的“神奇的效果”——孩子都不敢亂跑了，都在全神貫注讀經。

文中寫道：“坐不正打戒尺；必須認真指讀，指讀不對打戒尺；開小差走神打戒尺；讀經的聲音老師聽不到打戒尺；哭鼻子還要打戒尺；一節課中途最多只能上一次廁所等等。”

有曾經的明德堂家長稱，明德堂早期人少時管理還算到位，而且并非純讀經。但因包本成績聞名后，開始采用簡單粗暴但快速見效的管理方法，讓孩子“服帖”，通過高強度讀經出成績。有評論稱這種以包本為目的讀經教育比應試教育更像應試教育。

王財貴則回應：“只為成績而不考慮內容是否有意義，這是僵化的應試教育；我們是故意應試的，但是我們教的內容有意義?！?/p>

對于這些學堂出現的“戒尺問題”，王財貴表示，這是為了“規范孩子用心讀書”。他辯駁說，“嚴格管教也可以出人才，但是要看他的程度，是否達到殘忍，或者是看他本來的用心，是否為了殘忍?！边€引用了日本松下政經塾培養領導人的方式，是“魔鬼訓練，去到那里的人要打掃廁所，但是大家都以參加過這個為榮”。至于外界傳聞的一些學堂的出格行為，王財貴認為是反對者不了解內情就抓著個別特例亂潑臟水，給學堂和偉大的讀經事業造成了傷害。

逃離體制教育

王財貴的那場演講改變了很多孩子的命運。他稱近一百年的中國教育是在造就“文化侏儒”，批判當下教學內容的無用、教育的無效和失敗，批判文化的斷層，并指出用純讀經的方法把經典這種“高度有用”的東西灌輸給孩子，才能成就“大才”。

一些原本就對體制教育心存不滿的家長被這些批評一擊而中。不少家長曾對記者這樣談到他們的初衷：我這輩子已經耽誤了，我不能讓我的孩子繼續受體制教育的毒害。

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怎樣的家長才會為一場實驗性的教育運動賭上孩子的前程？事實上，大多數讀經的孩子來自中產家庭，畢竟，讀經學堂動輒一年三四萬的學費并不是所有人都負擔得起的。許多讀經家長本身喜愛傳統文化，有幾位家長還表示，他們在事業上都取得了成功，卻無法處理自身心靈的空洞和焦慮，直到他們讀到了孔孟和老莊。

但對體制教育的不滿是這些家長更大的共同點。他們認為體制教育只是灌輸一些工具化甚至無用的知識，只教會孩子應試，卻沒有教育孩子如何做人；而通過讀經學習傳統文化可補足“人性的教育”。

今年25歲的黃雨林進入文禮書院三年，他的父親曾在一篇題為《世界因選擇而改變》的致辭中表達對兒子走上讀經道路所感到的欣慰。他在致辭中說：“無論他將來如何學習，如何發展，其結果都不會比讓他按部就班地接受完體制內的教育更差”，“我認為，中國的體制教育已經病入膏肓，我對它的評價只有四個字：禍國殃民！ ”

董維伊的母親，當初為孩子選擇讀經的道路就是希望孩子免受體制教育的巨大壓力，并了解自己的文化。丫丫的媽媽因為自己在體制教育中經歷過艱辛，曾經對王財貴描述的人生道路充滿向往：“當時學堂給我們宣揚的是，在文禮書院學習，能夠融貫中西經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以后到任何大學都可以當客座教授?！?/p>

最近幾個月，讀經教育之所以重新受到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同濟大學哲學系主任柯小剛的發聲反對。但他也認為，是主流教育的欠缺把這些家長推向了讀經教育。他在同濟人文學院新生開學典禮上致辭這樣評價當下的教育：“知識越來越精深，生產越來越發達，人卻不見了。社會成為巨大的機器，大學成為機器配件加工廠；大學生是車床上有待加工的半成品，畢業生不過是用于裝配機器的成品?！?/p>

柯小剛認為，讀經教育是一種體制外另類教育的試驗，而多元、另類的教育是必要的。但由于目前中國的另類教育，大多是非法的、不受認可的，一方面另類教育出來的學生難以獲得主流社會所認可的文憑，很難融入社會，另一方面也導致另類教育大多私下進行，缺乏監管。

十字路口：讀經少年們的選擇

對于讀經的孩子來說，文禮書院是最自然也最光明的一條出路。在王財貴的理想中，文禮書院是千年書院，目標是培養“未來指引人類方向的大才”。進入文禮書院的孩子，都是完成了二十萬字中文經典及十萬字英文經典包本的學生，被視為讀經學堂培養出來的“成功樣本”。

書院目前只有一座三層小樓，33個學生主要在三層的兩間教室學習，另一頭便是王財貴的辦公室。在這座深山里，他們過著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生活，學習的方向明確偏重牟宗三的學說。

但王財貴心中有一個宏圖：在半山建起一座五百畝、能夠容納一萬人的書院。建筑也必須是一個標桿，要能代表當今中國。而建筑的設計者已有理想人選，是一名讀經學生的家長。

王財貴希望這個宏偉的目標十年之內可以達成，具體還要看籌集資金的進度。據王財貴說，目前已籌集到了兩千萬，但要建成他心目中那所將屹立千年的書院，他理想的預算是12億。他現在正在等待“有心、有見識”的企業家。

文禮的學生閱讀書目列了近500本經典著作，內容涵蓋極廣，中國部分從四書五經、佛教經典到中醫藥書籍，西方從古希臘羅馬到現代西方的文學哲學。更驚人的是，他們還需要學習梵文、法語、德語等多種語言的經典。

進入文禮書院的孩子將至少在這里學習十年，王財貴說，沒有達到大學者的水平是不會放他們下山的。學生每天早上四點起床，開始溫經、晨練，晚上是才藝課，常能聽見琴瑟之聲。他們現在基本不需再背誦經典，但解經需靠自學，不懂之處再去請教王財貴。他是目前書院里唯一的老師。

文禮書院的“大師兄”黃雨林覺得，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能一心只讀圣賢書是很好的。黃雨林是讀經孩子中想法很堅定的一個，但他16歲才開始讀經，不是典型的讀經兒童。他在公立學校讀到高中，成績一直很好，因為覺得自己與學校的風氣格格不入，而且無法忍受學校老師的威權，自己決定退學另尋出路。

但是，在進入一所讀經學堂兩年后，黃雨林同樣經歷了困惑，急切地追問自己為什么一定要學習經典。他最終決定離開學堂回到家中，而正是在家的這一年中，他讀到了牟宗三的書，心有戚戚，抱著追隨牟宗三的愿望重新回到了讀經路上。他現在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希望通過在文禮書院的自學，今后能成為新儒家的學者。

但并不是每個人都希望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黃雨林也說及在之前經歷的讀經學堂中，自己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至于大多數同班同學，“他們走這條路的決心沒有那么堅定”。

很多學堂給學生的許諾是，打好基礎，今后從事任何事業都行，但后來許多人發現這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在在謙學堂就讀五年的謝玉不愿繼續走文禮書院這條路，去找老師談心，老師反問，你如果不想解經那當初為什么要進來讀經？董維伊曾經有同樣的疑問：“他們就是許諾你會是被社會需要的人才，因為培養的是君子嘛。我就很好奇，我們究竟怎么是社會需要的人才呢？我們要做什么呢？”

董維伊兩年前來到上海，開始旁聽一些大學的課程。在老師的講解下，她開始真正領悟那些讀過的經典真正的意蘊，也由此重新開始整理她那三年的人生，慢慢走出從前的陰影。她現在決定通過自考，繼續學習、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相比同齡人，她感覺自己少了一份浮躁，少了一份對于未來就業、掙錢、社會地位的執著和焦慮。

惟生也準備通過自考的方式繼續進修，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夠考上國外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碩士，這是他最感興趣的科目。但讀經的單一教育令他在其他方面有所缺失，他知道要達到這個目標自己需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而他讀經時期的同學，在離開學堂后，大多要么是找了底層的工作，要么是有能力和條件重新回到體制，有一些又回到私塾和學堂教書，還有退出后變得沉淪、甚至開始沉迷電視劇和電子游戲的。

惟生十年在學堂間不停輾轉，但后來當他跟母親討論出路的時候，母親已茫然無法回答。但在私塾談起未來的出路問題往往被視作功利，因為讀經教育本身宣言的就是反對體制、文憑的那一套。至于為什么感到困惑，卻還是繼續堅持了這么些年，惟生答道：“有時候，放棄比堅持更難?！?/p>

讀經教育走過了二十年，無論是如愿以償進入了文禮書院但畢業還遙遙無期的黃雨林們，還是改弦更張回到社會打算從頭來過的惟生們，他們的未來都仍然是個未知數。更多的孩子正在家長的安排下走上讀經道路，對于這種教育模式的關注和反思也不應停下腳步。

（文中董維伊、惟生、丫丫、謝玉、肖云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