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以漢唐之際為最盛，其間的經濟、文化、宗教、人員交流空前繁榮。而在這條漫長的國際道路上，有一個民族在周邊各文明之間穿梭綴合游刃有余，對絲綢之路的繁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被稱為“粟特人”，而他們在中亞的故鄉則被稱為“粟特 / 索格狄亞那”。（Sogdiana）

昭武九姓與粟特人的故鄉

古代的粟特人現如今已經與亞洲眾多民族相融合，而中國作為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市場，也歷史上也融合了眾多的粟特移民，最著名者如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畢、火尋、戊地、東安、沛捍、那色波、烏那曷、漕等。（《魏書》、《隋書》、兩《唐書》等說法不一，亦可見其時間跨度之大）

昭武九姓亦被稱為九胡姓，不同姓氏的胡人大都來自中亞的不同的國家，有些姓氏為漢族古已有之，有些則始于胡人，如：康、米、石等，其著名人物如：米芾、安祿山、史思明等。（安祿山、史思明得以進入唐軍一方面為胡人的大量入唐，一方面為唐人的府兵制之廢弛、兵源之枯竭。安祿山的胡旋舞似乎跳得很好。）

這些粟特人在中亞的故鄉位于新疆西側，即今日的中亞五斯坦，這里是從陸路出中國前往西亞的必經之路。天山山脈-帕米爾高原-興都庫什山脈為這塊干燥的亞洲內陸地區提供了寶貴的冰雪融水，由此形成的一條條流域、一塊塊綠洲成了眾多中亞古國的立國之本。

其中河流與綠洲最密集的地區位于阿姆河-澤拉夫善河-錫爾河之間，該地亦被稱為河中地或索格狄亞那，粟特人的國家大都分布于此，尤其集中于澤拉夫善河流域。

沙漠中的綠洲文明

中古時代操縱著東亞、南亞、西亞之間貿易的粟特人，積攢了巨額財富，并形成了成熟的商團，他們遠離家鄉，沿著貿易路線不斷開辟自己的貿易節點，如碎葉城、喀什噶爾。（史載康國栗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

同時，粟特人也透過他們的財力和軍力來影響和聯結當地的政治勢力，為自己謀取更長遠的政治安全甚至商業壟斷權。如隋末唐初對李唐王朝的支持。而唐王朝統一中國后亦以粟特首領-被稱為薩寶-來控制和管理粟特人商團與聚居地。粟特群體區別于漢人，內部享有一定自治權，并利用自身胡人身份的優勢壟斷對外貿易。（隋唐王朝實行胡漢有別、對漢人重農抑商的政策。）

粟特人的商業屬性和商團組織一方面由于異域生存的實際需要，一方面緣于其故鄉的地緣環境。雖然中亞地區面積廣大，但大部分為沙漠所覆蓋，依賴河流點綴其間的綠洲具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以至一個綠洲即可形成一國。而不同流域的綠洲國家之間往往隔著廣闊的沙漠，相互征服并有效控制相對較難。由于綠洲物產有限，以及位置上的優勢，這些絲綢之路上的小國無不大力發展跨國貿易。

由于中亞地區巨大的蒸發量和廣布的沙漠，中亞河流很少能夠最終流入里海，各河流中下游之間往往隔著廣闊的沙漠，唯有阿姆河-澤拉夫善河-錫爾河（河中地）地區由于充沛的水源和山地的保護可以形成更密集的農業區，如澤拉夫善河最大的兩塊綠洲：撒馬爾罕、布哈拉，即是康國、安國的舊地，米國、曹國、何國也位于附近。

其他幾國則散布在其他流域的優良地段，如阿姆河三角洲的火尋國、穆爾加布河三角洲的穆國、錫爾河流域塔什干的石國等。

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

雖然惡劣的環境限制了中亞國家的發展空間，但也使得東西方的陸上通道屈指可數。控制重要綠洲和通道的中亞國家得以占盡優勢、壟斷多邊貿易。

這些綠洲中，索格狄亞那起到樞紐性的作用，向外連接的各個次板塊則是通向歐亞各主要文明的鑰匙。這些次一級板塊與索格狄亞那一樣依托于周邊山地的庇護和滋養（阿姆河下游除外），這一個個盆地、半盆地成為了穿過干旱的中亞腹地所不可或缺的中繼站。

由于粟特—索格狄亞那與周邊板塊組合成了亞洲內陸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控制了西亞、南亞、東亞、粟特本土之間的貿易，甚至穿越南俄的草原絲綢之路，都有著粟特人的身影。（北方通向游牧世界，費爾干納通向中國、犍陀羅通向印度、東伊朗通向西亞，粟特人本身與東伊朗人同源）

而絲路上的商品當然也不止是東方的絲綢，其販運的商品覆蓋了當時的主要奢侈品，如絲綢、寶石、珍珠、奴隸等（絲綢在其中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

這一貿易地位亦使中亞得以吸收周圍文明的農業與手工業技術，綠洲地區輔之以發達的灌溉技術，農業即可支撐較大的城市人口，輔之以工業技術的傳入，武器、珠寶、絲織、造紙業得以長足進步。（當時運往西方的絲綢已有很多是產自新疆和中亞，轉口貿易-加工出口-自產出口）

消失在歷史中的粟特

盡管粟特人有著如此大的商業成就，但其地緣潛力是有限的，權勢也是脆弱的，需要在各方強權之間維持平衡以保護自身。這么一種弱小的文明，依附于某一方甚至被征服總是難以避免。在其歷史中，周邊的固有勢力以及不斷遷徙的游牧民族輪番統治這一地區，如第一波斯帝國、亞力山大帝國、貴霜帝國、白匈奴人、薩珊波斯、西突厥人等。

而當唐朝的權勢達到頂峰之時，也成為了中亞粟特人國家的保護者。與此同時，已經征服薩珊波斯的阿拉伯帝國也進入中亞，并與唐帝國爭奪這一地區，在著名的恒羅斯之戰后，唐朝由于災難性的安史之亂永久地退出了這一地區。（安、史皆是粟特人血統）

雖然由于地緣條件的限制，這些綠洲始終有著較強的獨立性，但接踵而至的伊斯蘭化（同時帶來了“劍與古蘭經”）與突厥化最終使粟特文明（一種以波斯文明為底本的混合文化，首要宗教為祆教，即拜火教）幾近于消失，而由于中國的勢力在唐之后的三百余年中退出了西域，陸上絲綢之路趨于低潮，中亞國家的重要性亦相對降低。

現如今，我們去索格狄亞那，見到的依然是伊斯蘭風格的建筑，粟特人的建筑也只是遺跡了。

在宋元之際，新疆的漢化王國相繼被伊斯蘭化（喀什、于闐、高昌王國的被征服與伊斯蘭化），而后西遷的西遼成為中國文化在中亞的新的代表。當此之際，一個個突厥人王國也在中亞與伊朗縱橫博弈，外來的民族和文化，與當地的民族和文化相碰撞，形成了錯綜復雜的新的民族-文化-宗教組合關系，而這一切最終都受到蒙古帝國的猛烈沖擊。

在對付了花刺子模蘇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過阿姆河，開始從花刺子模殘軍手中奪取阿富汗的呼羅珊。他占領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該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毀（居民被殺，城市被燒）。在呼羅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奪取莫夫，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幾乎是全部遭到屠殺（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這次集體屠殺。男人、女人、小孩被分開，按類別分配到各個軍營中，然后把他們砍頭，“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東伊朗再也沒有從成吉思汗的破壞中完全恢復過來。像巴里黑這樣的城市仍然殘留著蒙古破壞的痕跡。15世紀時，在沙哈魯、兀魯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統治下，這些地區發生的帖木兒文藝復興運動都未能使它們完全恢復過來。

蒙古風暴對中亞-東伊朗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其農業基礎可能遭到了不可逆的退化，盡管短暫的元朝復興了陸上貿易，但明朝的內向以及海洋運輸連接起了全新的世界，使得粟特人棲息的索格狄亞那，再也未能重獲曾經的地位。

即使如此，古代留下的遺跡也足以令我們想象出粟特人曾經的富有與輝煌：

蘇聯考古學家繪—片治肯特古城遺址——曾經的米國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地球觀察團”，原題為《粟特文明，連接絲綢之路的一曲贊歌》。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