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0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文研院”）舉行了隆重的揭牌儀式。北大文研院是以人文與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為主、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并促進國際交流合作的學術平臺，由歷史學家鄧小南教授出任首任院長。揭牌儀式后，文研院特別邀請芝加哥大學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教授、北京大學李零教授發表主題演講。目前受北大“大學堂”講學計劃之邀在京訪問的阿伯特，是久負盛名的芝大社會學派理論領域的領軍人物。在這篇題為“學術作為理念和學術作為日常工作”的演講中，阿伯特教授回顧了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和跨學科研究密切相關的核心建制（學部制、核心課和文明課體系、委員會等），并從學術研究和教育這兩項核心使命的高度檢討了上述深具芝大特色的體制的創設背景，以及發展的得失。樹立深刻的學術理想，堅持育才，珍惜那些認同大學理想的核心師資，在阿伯特教授看來是芝大社會科學長盛的基礎。阿伯特教授的演講為北大文研院乃至及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的定位與發展，提供了很好的鏡鑒。

以下內容為阿伯特教授演講的摘譯。

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大學建立類似文研院的機構，很可能是是因為學者們擔心，如果只是和自己學科中的同道打交道，思想會慢慢變得狹窄。這個擔心或多或少體現了我們對學術工作的兩種認識，從時間的角度看，兩種認識一長一短。學術工作會有深遠的影響和成就，而最“長期”的影響莫過于它擁有一種深入學者心中的觀念的力量。與此同時，學術工作也是一個很“短期”的工作，最短的工作，莫過于它在學者手中每日每時的勞作形態，也就是學術工作的日常形態。

新的學術機構的建立，正如學派的誕生一樣，實則和學術的長短方面都息息相關-在學人的日復一日的堅持中所體現的學術工作，以及在觀念中呈現的學術工作。對后者，我們有很多對學術群體和學術組織的制度分析和歷史敘述，但對前者，我們著墨不多。在文研院成立的時候，我們可以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軸上去想象它，但我們要理解的是，學術工作的長與短之間有什么樣的關聯呢？我要和在座學者們分享的第一個看法是，所謂的日常工作，影響卻是長遠的（long-run matters）。

我還是從我自己最熟悉的學術環境，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院系，來向各位同行們闡釋我理解的“長”與“短”的學術工作之間是什么關系。簡而言之，自芝加哥大學在1892年成立以來，芝大的社會科學可以說相當穩定地維持了出色的研究水準。這種穩定性在其他偉大的美國大學的社會科學中并不常見，坦率地說在芝大的其他學科中（比如芝大的英語文學研究，音樂學研究等等）也不常見。這種穩定性是從何而來的呢？

在這個簡短的講座里面，我將和各位聊聊在我看來-在美國之內-為芝大僅有的一些學術結構。我個人覺得文研院的宗旨和芝大的許多學術追求有共通之處，我也希望對這些芝大特色的學術結構的介紹能對文研院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

芝大社會科學的長盛，和所謂的芝加哥學派的成長密切相關。我們熟悉的芝加哥學派主要是社會學和經濟學，但政治學的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的前半期，這個學派與定量化的學術傾向綁定）和人類學的芝加哥學派事實上（興起于1960年代從結構分析到文化人類學的轉向中）也發揮了作用。學派包含的是對學術工作的特定的理念，學派的興盛因此是學術工作在較長時段上的成功。

當然，學術也在于育人，從這個角度上看，許多芝大這個級別的大學的社會科學系持續地依靠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畢業生，我以為，這是芝大社會科學的成功。

但芝大社會科學的成功還有一個特征，這個特征沒有上述二者那么明顯：芝大的社會科學即使是在芝大周圍的社區環境變差，甚至變得危險的時候，也沒有大量流失它最出色的學者，這些執著于芝大學術理想的學者，是芝大的核心。他們留在芝大，是芝大的成功。

我認為上述幾個特征至少從1920年代開始持續至今。要解釋這些代表芝大社會科學成功的特征，當然有不少顯而易見的結構要素，比如芝大曾經是財力雄厚的美國大學；比如直到二戰，芝大和密西根大學是中西部僅有的兩所真正的一流大學，等等。

不過，比上述結構因素更長久一點的影響，來自于芝大擁有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這樣第一流的學術出版機構，芝大出版社在20世紀中葉幾乎超越了所有美國同級別大學的出版社，芝大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歷史學和經濟學），通過芝大出版社的出版物，無論是專著還是一流的學術期刊，相當有力地推進了自己的學術聲望。

另一個讓芝大社會科學在長時段上獲益（但未必短期獲益）的因素是，芝大社會科學在1930到1950之間，并沒有大量吸收從歐洲（移民或流亡）來的學者。比起如哈佛經濟學這樣吸收了頗多顯赫的歐洲學者的科系，芝大只有政治學勉強算是（因為德裔學者Leo Strauss和Hans Morgenthau的加盟）。

不過，我們今天聚會的原因是文研院，所以我要從上面的討論中轉向今天的主角。這樣，問題就變成，芝大在創建和運用類似文研院這樣的機構上，有什么獨到的經驗呢？

芝大在學術結構上的第一個創舉是他的學部制度（divisional form）。芝加哥大學是第一個將所謂的“藝術與科學”師資（Art and Science faculty）分別并入不同學部的大學。這個決定來自于芝大歷史上最傳奇的校長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他在成為芝大第五任校長的時候只有29歲）。1929年的秋天，芝大在成立社會科學學部的同時，建起了社會科學研究樓（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uilding），社會學系，歷史系和經濟系今天還在那里。

將不同的社會科學院系放在一個社科樓里面在當時意味著什么呢？一個顯而易見的考慮是，大學希望不同的院系多了解彼此。雖然當時的專業化并不深。我們要知道，最初這個樓分配辦公室的時候，并不是以系為單位進行的。為了這次講座，我特意從芝大的歷史檔案里面調出了從1930年到現在的辦公室分配記錄，我還沒有完整地掌握這八十多年的分布，不過有些初步的發現。

早在1930年，這座樓里面沒有哪一層樓有超過一半的辦公室是僅被某一個院系的教師占據的。比如，當時成立僅一年的人類學系就在二樓，五位人類學家和三位經濟學家，一位政治學家和一位社會工作教授在一起。如果說樓層的空間在學術的意義上有什么集中分布的化，那么可以說是方法論。1930年代是統計學上的Neyman-Pearsonian突破時代，所以在四樓的經濟學家和在芝大社會學系做定量工作的菲爾丁·奧格本（Feilding Ogburn，中國社會學家陳達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的導師），以及定量政治學者哈羅德·格斯納爾（Harold Gosnell）應該有很多共同語言。五樓的格局與此相反，芝大當時最重要的經濟史學者約翰·內夫（Jonn Nef，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的助手，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創始者之一）和通史學者哥特沙克（Gottschalk），以及芝大經濟學歷史上最重要的思想者，弗蘭卡·奈特（Frank Knight）都在那里。

1930年，就在這座高五層的樓里面誕生了四本重要的學術期刊，這四本期刊從那時至今都是所在領域最重要的期刊：《美國社會學雜志》，《政治經濟學雜志》，《現代史雜志》和《社會服務評論》。

這座五層高的社會科學樓，和芝大當時最重要的圖書館，Harper圖書館（以芝大第一任校長William Harper命名）比鄰而建。在閱讀對研究極端重要的上世紀中葉，我需要強調芝大這一政策的重要性。芝大是在1910年建成這一圖書館的，只比它晚四年的著名的哈佛大學Widener圖書館卻走上了另一個模式，它將院系圖書集中在一處，然后將這個大圖書館與院系截然分開。Widener圖書館建成后的二十年，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學的中心圖書館都沿襲了Widener圖書館的模式。

但是芝大不是，芝大的圖書館和社會科學院系以及人文學院系就是鄰居。圖書館的社科讀書室和人文閱讀室就在社科樓的三樓旁邊，芝大的教師和學生根本不用出自己院系的樓門，從樓內就能走到圖書館去讀書。1969年芝大興建的中心館雖然和社科樓僅有兩個街區的距離，但這個龐大的中心館建立了大約240個教師的研究辦公室，以確保芝大的教師能夠很直接地把所需的館藏資料拿到手邊工作。

1920年到1970年，社科樓里面住著歷史系，政治系，社會學，人類學和經濟學。資深教授幾乎在這段時間內都在這座樓里面。我手里有1959年所有辦公室的分配記錄，即使到了這一年，也只有一層樓的辦公室超過一半被一個系的教師使用（經濟學教授占據了一層的四分之三的辦公室）。在這一年，有9本學術期刊的辦公室就設在社科樓里面，而Harper圖書館仍然和社科樓比鄰而居。在這一年，社科樓里面的茶歇室（tea room）仍然提供咖啡和茶點。所謂的跨學科，在芝大是日常工作不能回避的一部分，是在樓里工作的學者的生活。奠定芝大傳統的社會學，經濟學和人類學都誕生在這座充滿了學者們高聲爭論的樓里面，他們喝著劣質的紅茶，吃著發膩的甜點，但對1971年初來這座樓讀博士的我來說，這座樓充滿了吸引力，比起我在哈佛讀本科的那座高大但被嚴密的院系分工有效切割的William James樓，這座樓好多了。

核心課和文明課體系，成為推動芝大跨學科研究的兩個引擎

芝大的本科生核心課從1930年至今名字變更了幾次，但是基本的設置不變：這些基礎課是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它們設置的前提不是專業學術教育的需要，來自各院系的教師來講課，輔之以小型的討論班。

這個核心課程里面的社會科學序列包括三門課，除了經濟學系，所有的社會科學系都通常有3到4名常年在核心課序列中任教的教師。自1960年，本科生院不再獨立設師資之后，學部對核心課教學的意義尤為重要。到1990年代我本人擔任本科社科部長（這是一個負責學部和本科生院溝通的職務，接受本科生院長和學部部長的雙重領導）的時候，毫無疑問，芝大的社科核心課程仍然保持了通識教育的色彩，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以閱讀經典著作為內容：馬克思，韋伯，涂爾干，弗洛伊德，盧梭，黑格爾等等。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在許多社科學者的努力下，芝大創建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明課程”體系（civilization course）-最初包括印度，中國和伊斯蘭文明課程。

顯而易見，這些核心課在很大程度上讓那些永恒的人類文明的核心問題不斷地在芝大社科學者的思考中出現。

但坦率地說，在核心課的教學多大程度上促進了這些學者們自己的學術研究，我沒有清楚的答案。我本人的導師Janowitz想把在本科生教學里面獲得的那種興奮帶到對研究生的教學里面，但他的辦法是讓研究生把芝加哥學派的著作當做經典去閱讀。熱愛核心課教學的教授當然會不滿那些過于專業化的學問，還會諷刺那些專業性太強的學者對偉大的西方哲學傳統知之甚少。

我要補充的是，自上世紀中葉開始的建設文明課程的動力的確讓芝大的學術研究視野擴展到了狹義的西方之外。1960年算得上是這方面的一個分水嶺，以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全球史研究專家），馬歇爾·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世界史及伊斯蘭史研究專家），哈里爾·伊納爾哲克（Halil Inalcik，奧斯曼土耳其研究專家）， 約翰·霍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非裔美國史學家）和何炳棣先生為代表的若干學者推動芝大歷史系成為一個致力于世界歷史，而不是美國史研究的大系。核心課和文明課體系，成為推動芝大跨學科研究的兩個引擎。

委員會（committees）在芝大只授少量博士學位。芝大的社會科學有兩個這樣的委員會，分別成立于1930和1940年代：人類發展之比較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human development）和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 。曾經顯赫一時的“新興國家比較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new nations）在1970年代消失了。人類發展之比較研究委員會見證了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和米德代表的文化與人格研究學派，但是，在沒有一個像上世紀中葉的弗洛伊德心理學那樣強勁的心理學綱領的情況下，這個委員會已經失去了其早期的活力。

思想委員會相比之下要重要得多。三位創始人都不滿在1940年代時充斥學術工作的無視文明視野的過度專業化。但三人都是本領域內第一流的學者：人類學家Redfield， 經濟學家Knight和經濟史家Nef。但思想委員會目前失去了它在成立之初的二十年的那種緊密的結構以及對芝大的學者群體的那種深刻的影響力。它仍然有很多資深的一流學者坐鎮，但是這些學者只能將一部分研究時間放在這個委員會。

我們從短命的新興國家比較研究委員會身上能看到一些所謂跨學科機構的問題。這個機構成立的時候，最年長的創始人是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時年49歲），最年輕的是只有33歲，剛從伯克利加州大學來芝大的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s）。這個委員會每周聚會一次，定時請校外學者來講座，獲得了驚人的資助，沒有任何教學任務。它催生了了不起的學術工作，比如格爾茨的學術生涯，但是自身很快衰落了。

成功的機構設置把學者們喝咖啡和吃甜點的狀態放在心上

從社科樓在芝大歷史中的歷程，我想做如下的總結：在最“短”的學術工作，也就是日常的工作中，社科樓的跨學科設置是巨大的成功，因為它給了學者基本的研究的興奮。在比日常工作稍長的時間尺度上，社科樓見證了如思想委員會這樣的獨一無二的芝大產物的早期輝煌，這種輝煌的取得是在思想委員會是所有社科學者的思想家園的時候取得的。在最長時段的角度上，也就是芝加哥學派成長的尺度上。我認為這些學派會因為跨學科的接觸而茁壯，但它們只會作為學科意義上的思想流派而留存。

從芝大的核心課的歷史中，我的觀點如下，毫無疑問，核心課作為教育項目是巨大的成功，也無疑給學者帶來了學術上的激勵。人類學和區域研究學者從核心課程中收獲巨大。芝大人類學的課程體系很大程度上就是本科核心課的繼續。但從核心課教育中獲得最大學術動力的或許不是最執著于核心課教育的學者，而是那些在博士生階段就加入本科生教學的年輕學者。是這些未來的學者用核心課的教育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將芝大的教育傳統帶到了其他大學，傳到了下一代的學者當中。長期來看，核心課與專業性的知識生產的張力是很明顯的。但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都是從哪些最不熱衷于核心課教育的學者手中產生的。

從跨學科的只培養研究生的委員會的歷史來看，以思想委員會為例，它們培育了新的學者，那些能用多種的學科方法，但專注于特定文本和問題的學者。在日常工作的層面，社會思想委員會總是充滿了生機，在那里讀書的博士生尤其如此。但是在更長的兩個時間維度上，思想委員會并沒有這種長期的活力。它對經典文本閱讀的強調在哈耶克時代結束之后，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在最長期的時間上，思想委員會沒有成為新的芝加哥學派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畢業生很難在和芝大同級別的大學占據重要的位置。

從芝加哥學派的例子上，我們看到，自30年代起，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派并不缺乏典型的學術領袖，那種能將重要的學術成就和非凡的指導學生成長的能力結合在一起的好學者。更重要的是，學派的成功一定建立在不間斷地思考和人類文明有關的大問題的基礎上，社會學和經濟學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所以說，我們需要思考，那些對學者的日常工作有明顯影響的設置，比如說社科樓在芝大的作用，是如何影響一個學科去培養那些將學者和導師的素質合而為一的學術領導者。所有取得了成功的芝加哥學派，都是因為它有偉大的理想和能培養出執著于這些理想的年輕學者。

最成功的的制度和機構設置，在芝大歷史上是那些將學科與學科拉近，但別讓他們過于密切的制度，是那些能對學科安于現狀發起挑戰但同時又能真正給予它們支持的設置。這些制度和設置都不求大。我們的學科建設最終不能無視學者的日常工作的狀態，你要把學者們在喝咖啡和吃甜點的狀態放在心里。因為最終是教學和研究中的日常狀態帶來了最長久的學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