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本哲學書的書名由六個單詞組成，而其中五個是抽象名詞時，你難免會擔心這是本充斥著枯燥的邏輯分析、讀來讓人頭疼的大部頭著作。不過如果作者是瑪莎·納斯鮑姆，那你大可不必擔心。納斯鮑姆是她這代人中最多產、最具洞見的思想家之一，雖然奇怪的是，她在英國被低估了。在她那里，哲學家對概念清晰性、思考嚴密性的要求和小說家對敘事、藝術及文學的興趣完美地結合了起來。而這種結合的結果便是大量令人驚艷的著作，這些著作橫跨了政治、倫理、情感這些彼此重疊的領域。

憤怒只有在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中才擁有較高的地位

納斯鮑姆的最新著作《憤怒與寬恕：怨恨、慷慨、正義》（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檢省了憤怒和寬恕在私人領域、政治領域以及在這兩者之間的“中間地帶”的意義。所謂“中間地帶”，指的是我們作為同事、熟人和同胞彼此發生關系的領域。該書獨樹一幟，屬于那類關心政治完善、社會完善和自我完善的學術之作。

納斯鮑姆在開篇討論埃斯庫羅斯的三聯劇《俄瑞斯忒亞》時，概括了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在《俄瑞斯忒亞》的最后部分《歐墨尼得斯》，雅典娜通過建立法院、法官和陪審團結束了血腥的復仇循環。這使得理性制定的法律取代了古老的復仇女神，不過人們依然讓后者在城邦中享有一席之地。納斯鮑姆說，在許多人的理解中，這部劇“承認了法律體系必須吸收并且尊敬黑暗的報復的激情”。然而，復仇女神在接受雅典娜的提議時“脾氣平和”，把自己的名字改為“仁慈女神”（歐墨尼得斯）。憤怒和復仇沒有重新結合，它們被改造了。

對納斯鮑姆而言，《俄瑞斯忒亞》闡明了“在規范層面”，“憤怒”如何“總是成問題的”。憤怒預設了這樣兩個“觀念”：其一，“在重要的人或事上，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其二，“如果犯錯者以某種方式食到了一些惡果，那將會是件好事”。正如巴特勒主教所說：“沒有別的原則或激情會把給我們的同類帶來痛苦作為自己的目的。”

納斯鮑姆的觀點得到了許多人類歷史、文化的支持。圣賢，比如佛教的菩薩，總被描述為平靜自持的。羅馬和希臘的神會大發雷霆，但這些神明不是理想的神，而“只是些擁有超能力的有缺陷的人。”納斯鮑姆宣稱，憤怒只有在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中才擁有較高的地位。猶太教-基督教中，上帝的怒火是正義的。通常為憤怒辯護的方式有三種。首先，憤怒對尊嚴和自尊來說是必要的，沒有它，溫順的人就會被壓制和羞辱。其次，如果你不對犯錯者發怒，那么你就沒有認真對待他們，而只是把他們看作沒有責任能力的無助的孩子。第三，憤怒是與不義作斗爭的重要動力。

納斯鮑姆拒絕了這三種說法。在政治領域中，她以甘地、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為例，說明在不憤怒的情況下也可以擁有力量、尊嚴和對不義的有力反抗。雖然金在演講時尤其慷慨激昂，但他的演講里并沒有真正的憤怒所特有的那種愿望：“犯錯者要以某種方式食到惡果。”承擔惡果的方式有兩種，納斯鮑姆把第一種稱為“償還之道”（road of payback），這是一種誤入歧途的巫術思維，它認為“犯錯者遭受的痛苦，以某種方式修復了或有助于修復受到損害的重要事物”。第二種是“地位之道”（road of status），這種方式旨在通過變本加厲地貶低加害者來扭轉不義行為對自我的貶低。這其實犯了“自戀的錯誤”，因為“它把所有的傷害都轉換成了相對位置的問題”，從而把地位看得過于重要了。

問題是，所有的憤怒都符合這種分類法嗎？似乎不見得。當家長對頑皮的孩子發怒時，通常并沒有懲罰孩子的意愿，而只是氣勢洶洶地想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壞行為有多么嚴重。對成年人的憤怒也經常是如此。比如說，我可以開心地接受負面評論，但當某個作者嚴重歪曲了我說過的話時，我會大發雷霆。在一定程度上，我的憤怒并非指向那個不負責任的評論者，而只是指向關于我的謊言已經傳播開來這一事實。就我的憤怒是針對某些人的而言，其主要目的是希望他們承認錯誤，并且如果可能的話，要他們說明真相。這里并不需要任何把秩序（cosmos）撥亂反正的巫術思維。

納斯鮑姆確實考慮了她所謂的“過渡憤怒”（transition anger）。這一概念取自以下這種蒼白委頓的想法：“太不像話了！應該要做點什么才行！”這種想法既是過錯嚴重性的信號，又是對這種過錯再次發生的阻遏。納斯鮑姆并不關心我們是否把它稱作一種真正的憤怒，在某種意義上，她是對的。太多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學陷入了為概念劃出清晰界限的工作之中。不過，人們似乎確實認為憤怒不只包括被納斯鮑姆拒絕的那么幾種。

寬恕與憤怒有著內在的聯系，寬恕是交易性的

反對一種狂暴、消極的情感（比如憤怒）和批判一種平靜、積極的行動（比如寬恕）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但在納斯鮑姆看來，寬恕并不見得謙順溫和。相反，寬恕與憤怒有著內在的聯系。在其典型的形式中，寬恕是交易性的，亦即犯錯者必須先展現自己的悔意，并且道歉，才能獲得作為交換的饒恕。“這遠談不上是憤怒的一種解藥，”納斯鮑姆認為，這種寬恕“看上去像是憤怒的償還以另一個名義的延續”。犯錯者被迫通過懺悔為羞辱別人付出代價，給予對方赦免自己的權力。

無條件的寬恕雖然不要求懺悔，但也不見得好到哪去。它有時也會“受到償還的愿望的啟發”，按照前述報復的“地位之道”的邏輯，把寬恕者送上道德高地。據說基督徒經常“把寬恕的倫理和驚人報復的倫理等同視之。”納斯鮑姆認為保羅在《致羅馬人的第十二封信》中一段精彩絕倫的話清晰地闡明了這一聯系。保羅反對人們復仇，不是因為復仇是錯的，而是因為我們應該“把它留給盛怒的上帝”。你該善待自己的敵人，不是為了獎賞他，而是加重他的懲罰。“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即使我們不接受納斯鮑姆關于寬恕中隱藏有憤怒的論證，她也給了我們其它理由去避免它。這其中最有力的一條也許就是，寬恕“仍在往回看，而不是往下一個階段過渡”。這也是為什么她對這樣一種治療模式表示懷疑：在這種模式中，人們在開始新生活之前必須先把悲傷和憤怒之類的情緒“處理好”。然而實際情形正與此相反。“恰恰是治療堅持要觸及已被埋葬的憤怒，使得憤怒如磐石一般凝固、靜止。”這話很對，但必須承認，不是所有治療者都像精神分析師那樣沉迷于挖掘過去。

有趣的是，圣經提供了一個替代寬恕的生動例子，這個替代性選擇飽含著憐憫之心。我們往往把路加福音里的浪子故事看作一個寬恕的寓言，但正如納斯鮑姆所指出的，故事里的父親從沒說過任何關于寬恕的話，他一看見自己的兒子從遠方回來就打算為此慶祝一番，此時他并不知道兒子有沒有悔過。借用她從前的老師伯納德·威廉斯的話，納斯鮑姆表示，不論在這個故事里還是在其他地方，說寬恕云云都是“有人想太多了”（one thought too many）。我們應該直接向前看，而不是停下來赦免罪過，就好像傷害過我們的人在請求我們將他們從命運的束縛中釋放出來似的。

納斯鮑姆還介紹了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此作為寬恕的建設性替代者的例子。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曾用過寬恕這個詞，但曼德拉從沒用過。事實上，在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人們只被要求去承認他們曾做過些什么。委員會摒棄了“貶抑、懺悔、悔罪和寬恕的機構”，這些機構“引發的羞辱多過相互尊重，而這經常妨礙和解。”

納斯鮑姆說：“我們的制度應該模仿我們最好的自己，而非最壞的自己。”她對委員會的如是贊美是正確的，但大多數細心的觀察者也坦率地承認了其局限性。許多人認為委員會剝奪了他們的正義，比如遭謀殺的反種族隔離活動家史蒂夫·比科的家人就批判委員會的聽證會“充斥著片面的陳述、謊言與遺忘”。南非現在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公民都不相信黑人社群和白人社群之間已經達成了和解。正如作家吉莉安·斯洛沃——她媽媽露絲·弗斯特是個激進分子，在1982年被一個郵包炸彈炸死——所說，南非的“政治權力轉型沒有伴之以社會轉型。”克制憤怒、克制償還的欲望是有代價的。

納斯鮑姆遠沒有做到不慍不怒，她……

斯洛沃關真相于委員會的文字說明了“消極”的情感如何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她寫道：“就我自己而言，它（委員會）增加了我的憎恨之情。”因為如今她不得不去面對那些政治行動背后的人，而之前，她只知道純粹的政治行動。對斯洛沃來說，“我所經歷的和解是和過去發生的事情和解，而不是和那些犯罪者和解”。

這說明，要在復雜的人性反應中理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遠比納斯鮑姆想的困難。例如，她對被害人陳述所受的影響（victim impact statement）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一程序以“對犯罪者作出更嚴厲的刑事判決”為目的，“只會激發懲罰人的情緒”。然而就去年的查爾斯頓教堂槍擊案受害者家人的陳述而言，納斯鮑姆這一說法顯然不準確。他們談論的是寬恕，而不是報復；是愛，而不是恨。“每個人為你的靈魂所作的祈禱，”一個人說，“都證明他們活在愛之中，他們的遺產也將活在愛之中。”

這本書最有問題的一個方面是它承諾，只要我們理解了為什么憤怒和寬恕是誤導性的，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自己和世界變得更好。納斯鮑姆很清楚，這種改善是有限的。她坦率地承認自己“遠沒有做到不慍不怒”，尤其是在和“惱人的陌生人”在一起時。她承認，對于一個醫生擅自決定幫她拿行李這件事，她兩個星期后依然怒火沖天。

納斯鮑姆說，“顯然我還要更加努力”，但我們并沒有什么證據去相信她的努力會奏效。斯多葛主義者塞涅卡寫過反對憤怒的文章，他每夜反省自己的行為，因為他認為：“如果一個人知道他每天都必須像個法官一樣面對自己，他就會停止憤怒，變得平和。”但就像納斯鮑姆一樣，塞涅卡依然會因為各種瑣事而惱羞成怒——比如沒有得到理想的座次或有人對他的天才頗有微詞。看來，內心的轉變還不如建議朋友“不要和會惹怒你的人在一起”有效。

盡管納斯鮑姆鄙視地位焦慮，但她似乎依然沒有逃脫后者的控制，比如她會毫無必要地提起她當過久負盛名的洛克講座的主講人。她把這本書題獻給伯納德·威廉斯，而他們之間時有不和的歷史也與納斯鮑姆的地位問題深深相關。在他的訃告中她坦言：“多年來——盡管起初并不如此——我一直想通過證明自己足夠優秀來趕走強烈的自卑感，建立某種平等的基礎。”

但是在她提出四個現實生活中如何對付憤怒的例子時，最令人震驚的一幕出現了，納斯鮑姆的所作所為破壞了她的身份所應具備的操守。為了說明如何對付憤怒，納斯鮑姆創造了一個名為露易絲的虛構密友，“來為其他在這里被表現為虛構角色的人，額外提供一層虛構的面紗和遮羞的幕布”。不過，這并不會隱瞞任何東西，就像她直接告訴我們一樣。引人注目的是，她隨后講了一個故事，詆毀路易斯的某個得過諾貝爾獎的同事——這位同事曾在“路易斯所在大學在一個發展中國家設立的新研究中心的開幕”討論會上演講。納斯鮑姆的同行自然一眼便看出這個遮羞布后面的人是誰了，我也可以通過谷歌很快查出他是誰。她談到了他“特有的拖延戰術”和“嬰兒期自戀”，還說她告訴自己：“如果你真的不得不和他一起工作，那就把他當成一個兩歲大的自私天才好了。”

在看了那么多頁反對自戀、報復和貶低別人的論證之后，眼前的這一幕實在令人震驚。如果憤怒和寬恕的替代品就是這種冷漠且富有心機的人格貶損，那我寧可選擇暴怒。

本文載Prospect，原標題為《憤怒——有什么好處？》（Anger—What Is It good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