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弼德教授（Prof. Peter K. Bol）是哈佛大學負責教學發展的副教務長，他研究的重點領域是宋史。記得初到哈佛擬定訪談計劃時，我并沒有考慮采訪包老師，可是那時候恰好與他的訪問學者相遇，她提出可以幫助引薦包老師給我做個訪談。因為雜志社約稿甚緊，同時也因為我約訪的賽奇教授由于安排有變向后推了一段時間，所以思考了一下，我欣然接受了她的相助。

約訪很順利，可是包老師只給了30分鐘的訪談時間，我準備的幾個訪談問題都沒能展開，回來后看著半成品的訪談文稿我有些發愁——這樣的稿子給雜志社肯定是通不過的。思前想后，我于是決定先讀讀包老師的書、聽聽他的課后再重新和他做個訪談。

哈佛教授普遍不怎么高產（這一點和中國教授不太一樣，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約瑟夫?奈教授就以幾乎每年一本專著的速度在寫作），包老師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兩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和《歷史上的理學》。《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這本書是從“文”的角度切入研究唐宋士人價值選擇的演變軌跡，在這本書里，他分別討論了初唐朝廷以傳承“斯文”為核心的學術和寫作風氣，中唐韓愈等強調價值獨立思考的古文思想與實踐，宋初文治政策與文學文化，范仲淹、歐陽修等古文作家注重人事的價值思考，王安石、司馬光以建立完善的政治秩序為核心的價值觀，蘇軾深通物理、寓統一于多樣之中的價值取向，以及程頤如何使價值觀的基礎轉向倫理原則等。而《歷史上的理學》這本書通常被視為《斯文》的續篇，因為很多讀者認為這本書與《斯文》的共同之處就在于都是從社會史的角度探討問題，在這本書中包老師將宋明理學視為對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的回應。

讀完包老師的兩本專著和相關論文已近深秋，又聽完包老師和我的合作導師宋怡明教授合講的《中國歷史》課已經是圣誕節了，我向包老師再次約訪，他卻去了中國，奔走于CBDB和CGIS數據庫的建設和推廣。后來我們約定了新年后的一周，我捧著事先準備好的一打玫瑰——這是我的工作習慣，因為我喜歡玫瑰，所以我給被訪談的教授們準備的都是鮮艷的玫瑰花——敲開了包老師辦公室的房門。那天他的助理不在，他正在里間辦公室忙著，看到我進來立刻走了出來，眼神落到我手里捧著的玫瑰花上，一瞬間有些不太自然，不過很快他就恢復了常態，拿出他事先打印好的訪談提綱，我們開門見山進入主題。

包老師告訴我，他最初對中國感興趣不是歷史而是政治，因為他生活在頗為左翼的家庭環境中。可是因為那時候美國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他覺得這樣的政策行不通，于是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試圖多了解中國。高中畢業后，他去了荷蘭的萊頓大學讀書，開始學習中國歷史，恰好那時有位教授開設了有關12-13世紀南宋杭州的課程，這讓他對宋史產生了興趣。他說，一般人都認為宋朝是積貧積弱的朝代，不如漢唐盛世研究起來有意思，可是他認為，發達不發達、發展不發展，不是評價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最好做法。對于宋代也是一樣，它有積貧積弱的一面，可是它也有強盛的地方，因此要加以認真研究。

在包老師看來，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提出和分析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根植于社會生活的事實，他認為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脫離社會史的研究，因此，他的研究力圖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盡管這樣做非常不容易，但是他仍然致力于推動這一新的學術研究方向，這讓他后來寫作了《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和《歷史上的理學》兩本著作，在世界歷史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通過研究，他發現在中國歷史上，宋朝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代，宋朝的史料非常豐富。他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宋代出現了理學——為什么沒有出現在唐代而是出現在宋代呢？他考慮思想的變遷是與社會的變遷相關聯的，這應該和宋代士大夫社會特別是地方士人社會的發展有關系。在宋代，很多地方士人未能通過科舉考試，但是他們仍然希望自己是士人/精英，而理學給出了一個解釋，那就是，考不考得上進士與個人的道德價值無關，做不做官與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沒有關系，如果想做一個有責任感的、道德高尚的人，那么通過學習理學你就可以成為這樣的人。國內尤其是東南一帶的地方士人逐漸接受了這一思想，開始喜歡理學。而政府實行新政策時需要得到地方士人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承認理學的地位。

因其在宋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包老師被提拔為哈佛大學負責教學創新的副教務長，大型在線公開課項目（HarvardX）就是由包老師建設與推廣的。而在ChinaX的課上，包老師和柯偉林教授以《兩只老虎》的朝代歌引起中國學生關注，給大家留下了外表嚴肅而內里幽默的印象。可是在我心里，讓我感佩的是他對中國學子的拳拳之心。

他是一個非常重禮節的老師。訪談結束后的兩日，我收到了他發來的郵件，在信中他對我說：“你送來的玫瑰花這兩天開的很好，這讓我感到了一些春天和夏天的氣息。謝謝你！”讀完郵件我有些失笑，恍然憶起那天訪談我進他辦公室時他的表情，我想：對中國文化了解如此之深的包老師一定是覺得他那天有些失禮了。我將整理好的訪談文稿發給他，他仔仔細細看了并逐字逐句修改，連小細節也不肯放過，這讓我有些感動——因為我知道包老師工作繁忙，可是與哈佛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仍然對每個學生來件必復（且他的郵件基本上都是當天回），這在哈佛教授中是非常難得的，當然我知道他工作效率極高，而且他擔任副教務長有些年頭了，各項行政事務早已經駕輕就熟。在哈佛的幾位副教務長中，我想，他是能力較強的。

因為研究生讀的教育學專業，所以到哈佛后我對教育問題也甚為關注，訪談時我提了幾個這方面的問題，包老師詳解了哈佛的學院構成和教學研究狀況。聽著他的解讀，想到按照他所說的評價體系，我想宋老師這樣專心于教學研究的學者會不會有些吃虧，而像文安立教授這樣著作翻譯成18國文字的學者又會不會占了先機？我剛提出問題，他像是已經洞悉了我的心理，他說：“我們不談具體的人或事，但是你說的我們都會有考慮，最終的結果對誰都是比較公平的。”

哈佛大學現任領導除包老師外，校長福斯特女士 (Drew Faust) 、副教務長歐立德教授 (Mark C. Elliott) 以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皆是歷史專業出生，哈佛人文氣息非常濃厚。福斯特校長因為時間關系未能面談，可是與歐老師和宋老師我們接觸比較多。包老師與宋老師合開有《中國歷史》課程，每周大部分是宋老師主講，包老師偶爾啟發學生并補充講解。這門課分為四個部分：學生預習并閱讀相關書目和資料、老師講解和引導、小組討論、觀看視頻。記得宋老師講到“中國夢”這一章節時，他準備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的照片和資料讓同學們閱讀，為了了解同學們對中國領導人的熟悉程度，他指著照片現場提問，我和其他兩位中國學生當然回答得很正確，可是當問到美國學生時，他／她們絕大多數只認識習主席，偶有幾位同學還認識李總理，包老師一時興起，也參與進來，結果沒想到他卻說錯了，現場爆笑，包老師也自我解嘲。

宋老師講課非常有激情，他們一同上課時，宋老師不喜歡有人打斷他，可是包老師聽到宋老師講的觀點與他不一致時會忍不住糾正，宋老師脫口而出：“I do not like you always say no!”包老師立刻無聲，我看著他的眼睛望向屋頂，只看到了他的白眼球。這樣的場景也發生在宋老師和歐老師合開的課上，一同上課時也是宋老師主講，聽到宋老師的觀點與自己不同，歐老師有時也忍不住要去糾正，宋老師毫不客氣的用這句話回復他，歐老師立刻也現出白眼球。還有一次在《史學研究方法》課上，他們對照民間文獻談到中國古代官官相衛——上一任地方官的判下的冤案下一任地方官不敢翻案，因為古文獻佶屈聱牙，課上很多學生讀了不懂，歐老師以自己為例說：“就像我之前在費正清中心主任任上做了什么壞事情宋老師也不會拿我怎么樣！”宋老師立刻笑著接口：“我可不會官官相護，你小心，我要查你的經濟賬！”兩人言談輕笑間就講清楚了復雜的古文問題。

不僅任課教師相互之間交鋒，在他們主講的課堂上，師生之間的交鋒也是蠻有趣的場景。聽包老師的訪問學者說，在包老師給研究生主講的《當代中國思想論爭》課上，有好幾次，包老師的一位學生發表評論與包老師都大相徑庭，每次包老師說出一個觀點，該同學總有自己的解讀，剛開始包老師還能容忍，可是有一天他實在忍不住了，問：“XX同學，你為什么總與我不一樣？”該同學理直氣壯地回答：“您不是教育我們要有質疑精神嗎？況且這也是我的真實想法。”包老師的臉瞬間黑線，無語了。

不過盡管教授們以及師生之見課上交鋒，但私下里仍然是極好的朋友。記得去年拜訪歐老師時，歐老師向與我同去的另一位教授用中文介紹說：“新任費正清中心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宋怡明教授”，并立刻從書架上抽出《明清福建五帝匯編》給我們，那位教授卻轉身對我說：“他說的宋老師是你的合作導師吧。”中文極好的歐老師立刻聽進去了，并記住了我是宋老師的學生，以后再和我說宋老師都變成了“你們宋老師”而不再用詞為“我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