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世事的乖謬荒唐，總讓人瞠目結舌。據說在1974年6月的一場“儒法斗爭史報告會”上，江青公開宣稱“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劉修業《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年表》，載《圖書館學研究》1985年第5期），儼然以學術權威自居，徑直判定了著作權的歸屬。當然，在隨后召集專家對這部略有殘損脫漏的著作進行校訂時，因其刊刻始末頗有蹊蹺，難免招致一些質疑。興許是迫于壓力并準備推卸責任，主事者便邀請曾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主任的王重民參與此事，本意無非是想倚重其聲望來壓制那些非議者。

其實早在四十年代初，王重民就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見過一部完好無損的《史綱評要》，但認為不盡可信：“余檢閱其內容，疑為后人讀《藏書》者，摘其所藏，而按年系之，改編為此本耳！故謂為真也可，謂為偽也亦可！”（《中國善本書提要?史部編年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可惜因時間倉促，未及深入研討。這次受到邀約，正好對多年積疑再作考索。在其遺著《冷廬文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收錄了兩篇未曾公開發表過的論文，從內容推斷，應該都撰寫于參與此次整理期間。在第一篇《〈史綱評要〉與〈史綱要領〉》中，他將此書與先前付梓的姚舜牧所纂《史綱要領》相互比勘，發現雙方“不但史文、注文相同，分卷亦相同”，且出版都已在李贄卒后十年左右，由此推斷《史綱評要》系吳氏襲用姚著，并偽冒李贄所撰。另一篇《關于吳從先》則鉤沉分析了吳氏的生平經歷和思想觀念，著重指出“吳從先對于李贄也相當尊敬，但對于李贄的思想學問沒有什么真正的理解”，“他所以校刻出版《史綱評要》這部書，博得一個賺錢附名的目的，也就夠了”。兩篇行文略顯散漫，前者條理尤為凌亂，似乎是隨手摘錄排比的札記，僅供整理者參考，尚未最終修訂潤飾。但《史綱評要》出于偽托而不可憑據，顯然是證據確鑿、毫無疑問的事實。

倘若重復早年模棱兩可的判斷，王重民大概也能夠全身而退，但書呆氣十足的他卻絲毫不懂得逢迎上意，堅定地站到了反對者的陣營中。這樣的結果無疑是主事者始料未及的，為了應付這個棘手的難題，也煞費了不少苦心。作為這部《史綱評要》的發現者，福建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廈門大學歷史系合作撰寫了《介紹李贄的一部重要著作——明刻本〈史綱評要〉》（載《文物》1974年第9期），一方面竭力鼓吹“《史綱評要》是《藏書》的姐妹篇，是研究李贄歷史觀的一本重要材料”，“充滿了反對保守、倒退，頌揚變革、進步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迫不得已添上幾句：“《史綱評要》在李贄生前似未經定稿，有些地方或許是參訂者添改的。……吳從先對《史綱評要》曾進行過一些增補，這就難免滲入己意。但究竟情況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中華書局則迅速在1974年底出版了《史綱評要》的整理本，不僅有一套三冊的普通平裝本，還有一套十冊的特制大字本，甚至二函十七冊的仿古線裝本，可謂興師動眾，盛況空前——以致一年后，臺灣就有一家大通書局驚為枕秘，不問青紅皂白地盜版翻印——而在平裝本《出版說明》中也提到：“本書在稿本流傳和校訂出版時都可能竄入別人的評語，甚至對李贄的評語有所刪改。明人姚舜牧在李贄死后七八年編成和刊印了《史綱要領》一書，而本書個別評語或和《要領》的評語相近，或似針對《要領》的評語而發，這正是竄入他人評語的一種痕跡。”執筆時明顯都參酌過王重民的意見，但對最關鍵的偽托一事卻含糊其辭，試圖避重就輕，以便掩蓋真相。

不識時務的王重民則由此遭到忌恨，無端蒙冤，最終惟有以死抗爭。為免拖累家人，他在遺書中特意關照不留骨灰，并在書桌上放了一本《李卓吾評傳》。在王夫人看來，此舉似具深意，“一則因他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幫’的意旨，次則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蔑，自盡于獄中”（劉修業《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年表》）。李贄當年在獄中“持刀自割其喉”，慨嘆“七十老翁何所求”（袁中道《李溫陵傳》）。以此自況的王重民，想來也問心無愧，別無所求了。只是據顧頡剛所述，王氏的自殺原本令人深感意外，但“后聞其在學習時，有人揭發其曾于某年受人禮物，羞而自殺”（《顧頡剛日記》1975年6月30日，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在飲恨之后居然還要承受一番侮辱與誹謗。

直至“評法批儒”偃旗息鼓，才有學者重議舊題，如崔文印《談〈史綱評要〉的真偽問題》（載《文物》1977年第8期）、王利器《〈史綱評要〉是吳從先假李卓吾之名以行》（載《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等，都繼續進行辨偽的工作。崔氏的考辨尤為學界重視，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在介紹李贄著述時就提到：“《史綱評要》，也不是李贄作的。近年崔文印著文考證此書不是李贄的著作。”（三聯書店1982年）鄭良樹在編著《續偽書通考》（學生書局1984年）時，更是大段摘引其論述。崔氏在北大曾受業于王重民，師生關系相當融洽；畢業后至中華書局任職，擔任過《史綱評要》的責任編輯，深悉此事的來龍去脈。其論述雖然更臻周詳嚴密，但大體格局和基本史料不出上述王氏兩篇論文的范圍，想必從中得到過不少啟發。只是在他撰文之時，“自絕于人民”的王重民尚未獲得平反，自然不便表彰其洞見卓識，對此倒也不必過分苛責。然而時至今日，有學者仍將《史綱評要》視為李贄之作，以致謬種流傳，誤人子弟，個中緣由就不免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本文原刊于9月18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