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薩市的布達拉宮廣場上，坐落著一座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落成的“御制十全記碑”。碑上用藏、蒙、漢、滿四種文字刻下了乾隆帝親自撰寫的碑文，用以宣揚乾隆一朝的“十全武功”。奇怪的是，“十全武功”里的“降安南”分明是一場敗仗，如何竟能與平定準噶爾的豐功偉績并列呢？

南北朝的終結者

“十全武功”里的“安南”，指的是今天的越南北部。自從十二世紀南宋朝廷冊封當時的“大越”李朝君主為“安南國王”之后，元明清三代都沿襲了這個稱呼。與中原王朝改朝換代不太一樣的是，安南雖然也有朝代的變化，國號卻基本不變，除了被明成祖出兵消滅的短命胡朝（1400-1407年）與其同樣短暫的“大虞”國號之外，“大越”一直是安南的正式國號，在驅逐明軍重獲獨立（1428年）之后，黎利建立后黎朝，國號仍然恢復成了“大越”。

后黎朝的國祚在1527年中斷，權臣莫登庸逼迫黎恭皇禪位并將其殺死，自稱皇帝，即莫太祖。滑稽的是這位司馬懿一樣的人物前不久還在宣稱，“三綱五常，扶植天地之棟干”，結果轉過來就把頭一條“君為臣綱”置之腦后了。

莫氏篡位激起了忠于黎氏的勢力的反抗。盤踞在今日越南和老撾交界的后黎朝舊將阮淦，集結反對莫氏的力量，并于1532年訪得黎昭宗之子黎維寧（黎莊宗），復辟后黎朝。因為重新恢復的后黎朝的中心在清化、義安一帶，與北方盤踞在以升龍（河內）為中心的紅河流域的莫朝對峙，這一時期被稱為“南北朝”。

1545年，被尊為“尚父”的阮淦被莫朝降將下毒殺害，后黎朝的實權落到了他的女婿鄭檢手里。他與其后裔的權力甚至超過了阮淦：黎皇毫無政治權力，那些必須由黎皇名義下達的詔令，都由鄭主“奏請”黎皇發布。這就形成了“黎皇鄭主”的局面。1591年，鄭軍五萬北伐，擊敗莫朝的十萬大軍，第二年又攻下升龍，莫朝殘部逃至中越邊境一帶，在高平茍延殘喘近一個世紀。黎皇還都升龍，越南歷史稱之為“黎朝中興”。

表面上，中興后的后黎朝統一了除高平一隅以外的全部國土，但阮淦的兒子阮潢出鎮順化后羽翼漸豐，阮氏家族實際控制了靈江以南地區，并從1620年開始，雖在名義上奉黎皇的年號，僅稱大越國阮主，但不再向中央交納賦貢，形成一個新的割據政權，中國與日本史籍即稱之為“廣南國”，結束了南北朝的安南仍然處在南北分裂的局面。

這樣的局面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鄭氏用黎皇的名義六次對阮氏用兵，都沒有使之屈服。反而是阮岳、阮侶、阮惠三兄弟于1771年在廣南歸仁府西山邑揭竿而起（史稱“西山起義”），在短短五年之內就摧毀了南方的阮主政權，并以“扶黎滅鄭”的名義出兵北上，于1788年消滅北方的鄭氏，更迫使后黎朝的末代皇帝黎維祁藏身民間，并向清朝求援，“立予存亡繼絕，以申大義于天下。” 在乾隆皇帝看來，黎氏傳國日久，且臣服“天朝”最為恭順，“今猝被強臣篡奪，若竟置之不理，殊非字小存亡之道”，終于決心進行軍事干預，志在“滅阮扶黎”，“興滅繼絕”，“原非利其土地”。

除夕之夜的奇襲

1788年十一月，清兩廣總督孫士毅征調廣東省兵一萬人，廣西省兵五千人，合一萬五千人，兩千人分撥沿途防守，以八千名出征安南（越南史籍記載為二十萬清軍，甚為夸大不實）。

清軍此次用兵安南的目的是為黎氏復國，師出有名，因此進展順利，長驅直入。十一月十九日，軍抵富良江，江之南岸即為安南首都升龍。為阻止清軍過江，在清軍到達前，西山軍領袖阮惠下令盡伐沿江竹木，并將沿江所有船只停泊南岸。清軍到達后，艱難覓得幾只小舟。夜幕降臨，載兵百余，駛向江心，奪得戰艦一只。清軍提督許世亨親自率兵乘艦渡江，復奪得小舟三十余只，更番渡兵，分搗敵營。昏夜中，西山軍不辨多寡，驚慌潰逃，清軍焚其戰艦十余艘。二十日黎明，清軍全部過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阮惠遁還廣南。是夜二鼓，黎維祁走出藏身處所，趕赴軍營進見孫士毅。十一月二十二日孫士毅根據戰前乾隆皇帝的指示，傳旨舉行冊封儀式，代表清廷正式冊封黎維祁為安南國王，后黎朝第二次得以復辟。

清軍輕取升龍，但并未消滅西山軍的主力。阮惠的大本營遠在富春（順化），距離升龍尚有千里之遙。從廣西邊界至河內，為供1萬兵士之糧，清廷已用役夫15-16萬人，從云南出口至河內，有40站，用夫10余萬。而自河內南至順化又有1000余公里，須安設臺站53所，增加役夫10余萬人。但黎維祁毫無權威，根本不能調撥役夫，而廣西、云南力已不支，清軍自然無力繼續向南推進。

于是清軍就在升龍城內停留一月之久。阮惠得知清軍進退未決，麻痹大意之后，決意展開反攻。十一月二十五日，阮惠稱帝；改元光中，正帝號以維系南北人心，并親率將士渡河北上于清化“三丁取一”，征兵至八萬，然后集合兵力，向升龍包抄過來。為了進一步麻痹清軍；阮惠還派人先投書于清軍營，卑辭乞降。

孫士毅上當了。除夕之夜，清軍“置酒張樂”，歡度春節。西山軍偷襲升龍的外圍清軍據點，不斷向前推進。直到正月初二，孫士毅才知道阮惠來攻，倉忙率兵應敵。黎維祁卻攜帶家口率先逃跑。阮惠的西山軍以象載大炮沖陣，清軍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無心戀戰，黑夜中自相蹂躪，死傷甚眾。孫士毅帶領部分人馬渡過富良江，退到北岸后，慌忙砍掉浮橋斷后。留在南岸未及過橋的清軍包括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等，紛紛溺水而死。孫士毅帶領殘兵敗走鎮南關（今友誼關），焚毀和丟棄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吃了一場大敗仗的孫士毅撤回關內之后，向乾隆請罪。乾隆撤去其兩廣總督之職，以閩浙總督福康安補授兩廣總督，赴鎮南關辦理善后事宜。

冒牌國王來祝壽

雖然西山軍乘勝一直追至諒山，但阮惠卻怕清廷再次用兵，正積蓄力量，伺機反撲；何況阮惠還同其兄阮岳不和，“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后”。面對這些嚴重威脅，阮惠深知，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沿襲歷史傳統，經由天朝的承認與冊封，正定名分。因此阮惠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三次遣使求封。

這時，清廷對西山阮氏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乾隆皇帝感到黎朝已經失去人心，沒有恢復的希望，便不再支持黎維祁。乾隆皇帝以“阮惠呈進表文，極為恭謹”為由，宣布接受阮惠“投誠”。阮惠得知此事，立即派其親侄阮光顯到北京“謝罪”，還自稱已改名阮光平，表示已為陣亡清軍建祠祭祀，并于來年乾隆帝八旬壽典時入華祝壽。乾隆皇帝因此決定以往的事情不再追究，并發布敕文，解釋出兵“扶黎”，是出于“字小存亡”之義，今“天心竟有厭棄黎氏之意”，清朝只能順天而行，并正式下詔冊封阮光平為安南國王。至于在清廷看來已成“無用無恥之徒”的黎維祁，先由南寧遷往桂林，隨行人員一律剃發改服，成為清朝編民。隨后賞黎維祁三品頂戴，編旗發置京師（所以北京有了一個“安南營”的地名）。

轉眼就到了1790年。大清朝廷上下都在準備慶祝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壽，慶壽活動從承德避暑山莊開始，中經圓明園，最后在紫禁城落幕，長達數十天之久。這一次，除了清朝的滿漢文武百官及蒙古王公之外，作為大清藩屬的各個外國使團，也都紛紛趕到承德參加這一次盛會。

其中最受重視的自然是由國王阮光平親自帶領的安南使團。對于清廷來說，屬國之君，親來朝賀，尚是首次，然而從一開始，這就是場騙局。西山政權初見，內憂外患，人心未定，而朝覲一行需近一年之久，國卻不可一日無君，的確很難相信阮惠會親身前來。按照越南史料的說法，“（阮）惠以其甥范公治貌類己，使之代”。至于清方是否察覺這是一個冒牌國王其實也不重要，畢竟“阮光平”是宋代以來以安南國王身份來華朝覲的第一人，這對虛榮心很強的乾隆皇帝而言，自然是一個輝煌的“懷柔遠人”的成就。

于是，安南使團一行受到了超標準接待。按照慣例，安南使節進入中國后的衣食住行全部是朝廷承擔，按照《明會典》的規定，安南使臣一行伙食標準是每5人羊、鵝、雞各1只，酒10瓶，米7斗5升，外加蔬菜廚料。清朝的標準更高，安南國入貢陪臣或一人或二人或三人，各日給鵝一、雞一、魚一、菽乳二斤、菜三斤、酒六瓶、面二斤、香油一兩、椒一錢、醬瓜四兩、清醬、醬各六兩，醋十兩、鹽一兩、茶一兩、鐙油二兩、貢羊一、豬肉三斤、牛乳一旋……但這還不足以體現清廷的重視。“阮光平”使團入境后，福康安親自陪同，沿途官員又豈敢怠慢，直隸總督規定使團的伙食費是一天4000兩白銀，連乾隆皇帝知道以后也譴責“過事靡費”，但此事在講政治的大局之下，居然也不了了之。

這個安南使團在表文里對乾隆帝大加奉承，許下“自臣及子孫世守南服，存天朝之藩屏”的承諾。1790年七月十六日，“阮光平”又做了一件令乾隆極其開心的事體：脫去“束發垂

后、戴烏紗帽、被闊袖紅袍”的漢家衣冠，換上清朝服飾，在熱河覲見了大清皇帝，乾隆為此寫下《安南國王阮光平乞遵從天朝衣冠，嘉允其請，并詩賜之》。倒是一起前來覲見的朝鮮使團，眼看“阮家新著滿洲衣”，極其不以為然。

于是乎，“阮光平”的覲見，挽回了清廷因軍事失敗所丟失的政治顏面。乾隆皇帝將“阮惠因有此過而畏罪求降”解釋成“不戰而成功”，如同“不戰而屈人”一樣偉大，所以才能“不勞一旅以定海邦，是皆昊運旋轉”，不是“人力所謀”，而是“天也”。就這樣，一場丟人現眼的失敗反而被解釋成為輝煌的大捷，進入了乾隆朝的“十全武功”之中。

參考文獻：

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系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