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名叫魯迅的爺爺，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

不久前上熱搜的周令飛或許能回答這個問題，作為魯迅長孫，人們總想在他那張酷肖祖父的臉上，尋找某種傳承。“轉業就去衛生所，完成魯迅未竟的事業”；“你是魯迅的后代，一定會寫文章”；“魯迅的孫子，怎么能不會抽煙？”……

事實上，周令飛既不愛寫文章，也不會抽煙，醫療事業更是距離他十分遙遠。在將近70年的人生中，這種無厘頭的強加關聯，從未消失。父親周海嬰更是深陷于此，作為魯迅獨子，在那個人人崇拜魯迅的年代，被一再約束。

看似魯迅后代的榮耀背面，卻是被人為縮短著的人生半徑。

周海嬰名字中的海嬰，意味上海出生的嬰兒，在某種程度上，是魯迅和許廣平的某段人生歲月的紀念；而周令飛名字中的令飛，則更是指向簡單，直接取自魯迅的其中一個筆名，像是爺爺的一個影子。

難道名人后代就不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嗎？年輕時候的周令飛，或許和我們一樣困惑，但究竟是該逃離還是擁抱，身處其中的他們，又該如何面對自己的身份危機？今天的故事，就帶我們走進“被魯迅困住的魯迅子孫們”的一生。

名為魯迅的“夢魘”

1936年9月5日，魯迅寫下了一篇題為《死》的雜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許多身后事，因此，常常被外界視為“遺囑”一般的存在。當中第四條就是：忘記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

要在短時間內忘記一個偉大文學家、思想家，那本就是很難辦到的事。更何況，外界的目光也一直在提醒著周家人，作為魯迅的遺老遺少“應該”怎樣生活。

許廣平和周海嬰

作為魯迅的獨子，周海嬰從小就被格外關注：想學跳舞，會被別人議論，魯迅的兒子怎么能去跳交際舞？有人打橋牌，他湊上去看看，校領導直接找過來，提醒他作為魯迅的孩子不該沉淪于游戲，橋牌要少打。

海嬰覺得自己被放進一個框框里，這個框十分狹小，而框外，到處都是“禁區”。

這固然是作為“名人之后”的煩惱。作為日本大文豪的后代，夏目漱石的孫子也曾被記者調侃：“你的日子一定比我們好過得多。”前者苦澀地搖搖頭，他說自己前半生一直生活在一種恐懼之中，每天都被人說應該接班了。

但作為“魯迅之后”，要面對的情況或許復雜得多。

一度，魯迅占據著現代文學的頭把交椅。這背后，離不開政治力量的推崇。魯迅逝世之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及蘇維埃中央政府致電許廣平，稱魯迅為“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

“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緊迫的時局淡化了魯迅獨立知識分子的形象，“戰士”、“斗士”等標簽被高揚起來。

魯迅

到了1940年，魯迅的忠實讀者毛澤東，更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中，稱魯迅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并給予他“三家五最”（三家，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最高政治定位。

也是自此以后，在解放區，魯迅成了人人閱讀的精神偶像，而在國統區，魯迅則被禁止出版一切刊物。他不再是獨立于黨派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從政治層面上來說，變成了某種意識形態的旗幟。

到了文革十年，魯迅作品的解讀更是朝著高度政治化一路狂飆。夫人許廣平被要求一再回憶魯迅，她不得不在兩相為難之際，作文《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并寫下“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句子。

外界需要魯迅保持某種意義上的“潔白無瑕”，作為魯迅的后代，自然不能“扯后腿”。

很長一段時間里，每每談及此，周海嬰都感覺到疲憊，面對旁人的好奇，他大都擺擺手道一聲：“好累啊”，便停下不肯再說。這些被周令飛看在眼里，他足夠理解父親的心情。因為這一切，他也正在遭遇。

周令飛（中）和祖母許廣平（左）、母親馬新云

 一天，周令飛在課堂上接觸到一篇魯迅的文章，大家被要求學習魯迅“怎么戰斗、怎么投匕首”，他第一次知道，這個叫魯迅的作者，就是自己的祖父。

課下，還有調皮的學生追著他喊：“魯迅孫子、魯迅孫子”。還有老師專門叮囑他，作為魯迅的后代，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這讓周令飛覺得，自己每天都被拎到眾目睽睽下指指點點，“好像有一萬把紅纓槍正對著你的背”。

這種感覺，一下子把他從過去那種無憂無慮的生活中打撈了出來，他在接受采訪時回憶：在進入北京景山學校上小學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魯迅是誰，祖母和父親也沒提過，每天都開開心心的。

父與子的選擇

周令飛的反應，在當時看來很叛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拼命想要逃離一個大家都認識我的環境。”于是中學畢業之后，就跑去參軍，還天真地以為：“當了兵就沒人認識我了嘛”。一開始，軍代表并不同意，認為魯迅的后代吃不了苦。

周令飛就故意在大家面前掃地、啃窩頭，磨了很久，才如愿參軍。結果新兵連訓練第一天，就被連長點名“周令飛，魯迅的孫子”，他心如死灰：“那一剎那我知道，還是逃不掉。”

棄醫從文的魯迅

領導覺得他是魯迅的孫子，新兵連結束后分配工作，安排他去衛生所。周令飛不理解，對方告訴他，魯迅原本是學醫的，后來棄醫從文，你要完成祖父未竟的事業。

他聽后簡直哭笑不得，跑去跟部隊大吵：“我說我是來扛槍打仗的，不是在衛生所里給人看病的”。吵了很久，才最終把他分配到了警衛排，每天跟長槍短炮打交道。

可好景不長，后來部隊要寫文章做報道，還是第一個就想到周令飛：“你是魯迅的后代，你肯定會寫文章”。他想婉拒，說自己平日不愛動筆，最不會寫。旁人根本不信，硬按著他的頭也得寫。

周令飛只好頂著壓力，拿起筆，可剛起了頭，就寫不下去了，熬到半夜兩三點鐘，又困又委屈。排長想激勵他，掏出煙卷遞過去：“提提神”。周令飛說自己不會，排長難以置信：“怎么可能，魯迅抽煙……”

當時剛好趕上文章配圖還沒著落，師里有一臺照相機，可部隊上下沒人會用，周令飛趕緊提出來，自己很會攝影，這才躲過了繼續寫文章的差事，成了通訊員。也由此有機會被《解放軍畫報》發現，進入其中工作。

但周令飛不滿足，他想要更徹底地逃離這個環境。于是就想到了出國留學，那個年代出國留學，要么公派、要么在國外有人擔保自費，周令飛不符合公派條件，但讓魯迅孫子以自費的名義跑到日本，要依靠外國人關照，又有失國家體面。

有關方面左右為難，幾經權衡，終于想到一個“公派自費”的辦法，讓他順利留學。

到了日本，周圍都是日本人，大家對魯迅后代這件事兒沒有那么敏感，但也都知道魯迅是中國的文豪，就連當時日本的中學課本，也選過魯迅的《故鄉》作為教學文章。尤其接觸華人圈子，周令飛的身份還是會引發關注。

“被凝視”這件事兒還是沒能被完全消除。一份意外的愛情，讓他看到了機會。

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令飛愛上了臺灣女同學張純華，兩人決定去香港結婚。彼時，剛剛改革開放，兩地聯姻算不上是一件簡單的事，更何況雙方一個是魯迅的后人，一個是臺灣富商的女兒，更是在兩岸掀起了巨大的輿論。

周令飛和張純華

甚至連周令飛同時期在日本留學的妹妹，都因此受到了牽連。作為周令飛的父親，海嬰獲悉這件事十分被動，被廣電總局叫去批評，嚴厲訓斥其教子無方。更重要的是，這件事在某種程度上，令魯迅的形象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討論。

這是周海嬰不能接受的，為了作為“魯迅后代”的榮耀，他隱忍了一輩子。不讓跳交際舞，他就沒再跳過，不讓接觸橋牌，他連看也不再看。

海嬰最大的樂趣就是攝影。從1943年開始，一直到去世，攝影這件事就沒有停頓。周令飛回憶父親，經常拍完照片后，就鉆進暗房去沖膠卷、洗照片，自己還常常被他拽進暗房幫忙，很多技巧都是父親手把手教的。

幾十年的攝影生涯，海嬰留下了近萬張底片。但熱愛至此，攝影也僅僅是作為他的一個無關痛癢的愛好存在，沒敢作進一步的追求。反而是在北京大學物理系無線電專業畢業之后，就一直在國家廣電總局工作，做了一輩子無線電專家。

周海嬰盡全力去維護了外界對魯迅后代的想象，在臺灣的婚訊傳來，他甚至要與周令飛斷絕關系。

一把理解祖父的鑰匙

但越是高高在上的東西，人們就越是想要去解構。

哪怕沒有周令飛赴臺事件，掀起輿論對魯迅的重新討論，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演化，魯迅本人也被杜撰出了很多子虛烏有，甚至是污名化的經歷。比如前段時間就有人提出，魯迅拿到工資之后第一件事兒就是去逛窯子，引起了抨擊。

在周令飛赴臺的那些年里，周海嬰就一直在國內做著澄清、打假、追責的事情，做了將近十多年。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越來越覺得力不從心。

彼時，周令飛的新工作也出了問題。他在日本學習的是電視、演出相關的專業，在臺多年，參與做過迪士尼溜冰、太陽馬戲團和星球大戰的舞臺表演。受到大上海電影院的邀請，來上海做一臺特別的dinner show，沒想到的是，來上海不久，聘請他的公司就倒閉了。

為了和老板打官司追回欠薪，他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他與父親時隔多年再相見，解開了心里的疙瘩，期間談到替魯迅維權，父親期望家里有人來做這件事，“魯迅的事要有人管。”周令飛記在了心里，多年未見，他想要對父親盡孝。

周令飛和周海嬰父子

 幾經討論，周令飛留了下來，決定幫助父親來做魯迅的相關工作。但完全是看在“盡孝”的面子上，周令飛自己也沒想到會一做20年。

最開始他主動去接觸魯迅，依然是帶著些許的不情愿。

但出于需要，他讀遍了魯迅所有的著作，也看遍了市面上寫魯迅所有的文章，更是從親友的回憶中撥開歷史的迷霧，去觸碰真實的魯迅，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外界所流傳的高大、嚴肅、悲切的魯迅形象，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誤讀。

魯迅身高只有一米六，但在很多人心里，他卻是高大威武的形象。之前有位雕塑家為魯迅做像，落成之后邀請許廣平去提意見，看著面前高大的銅像，許廣平沉默良久，她悄悄告訴對方，魯迅可能沒那么高。雕塑家聽過之后笑了，魯迅不高，群眾可能不答應。

魯迅不僅要高，還要嚴肅。在魯迅的照片中，有一張穿著V領毛衣和高腰西褲的照片，這在當時是一套非常時髦的穿搭，但曾經有很多年，這張照片都不被允許刊登，原因在于，照片的衣著有一種“小資”情調，容易令群眾對魯迅先生產生不好的聯想。

但實際上，魯迅自己并不在乎。衣服哪怕破得補一大塊，也照樣穿出來；到印刷所接洽印件，或到制版公司去制鋅版，人家當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計；到外國人的公寓去拜訪，電梯司機人就當他是BOY，不準他乘電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層的樓上……

魯迅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呢？他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話，“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他有思想家嚴肅、批判的一面，但也有身為普通人可愛、有趣的一面。

這或許正取決于我們用一個什么樣的眼光去看待。正如外界看周令飛，他確確實實是魯迅后人，身上有很多與魯迅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時候，他還是他自己。這讓周令飛找到了自己與魯迅的共情點，他越來越能理解這個未曾謀面，卻一直在影響著他人生的祖父。

魯迅身旁的柏樹

周令飛漸漸意識到，有些事情，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他和父親商量，在有魯迅相關的工作上，不再只是維權，而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普及，讓外界認識一個真實、立體的魯迅。海嬰被說服了，他不再主張魯迅是學者們的事兒，魯迅后人不要碰魯迅，而是同意了周令飛的提議。

2006年，第一篇家屬署名的理論文章《魯迅是誰？》在廣州媒體上發表，提出了“家屬版”的魯迅認識，成為當年的熱點大事件，年底好多記者找過來采訪，周海嬰和周令飛還上了中央電視臺，社會上也開始重新討論“魯迅是誰”。

《魯迅是誰？》之后，他們又撰寫或主編了《魯迅姓什么？》《讓魯迅回家》《魯迅零距離》《直面與正視——魯迅與我七十年》《魯迅代表作》等數十部著作。一直到今天，“魯迅文化論壇”“大師對話——魯迅與世界文豪”“上海魯迅文化周” “魯迅文化講座”“魯迅是誰巡展”等品牌活動還在舉辦。

在為魯迅奔與呼的過程中，周令飛也對外說出了自己被身份困擾的故事。他發現原來祖父很早就提出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那就是“立人”：尊個性而張精神，直到今天，周令飛依然覺得這或許是魯迅最重要的思想。

青年時期的海嬰

循著這樣的思想，在父親80大壽的時候，周令飛為他舉辦了第一個攝影展。那一天，周海嬰非常高興：“人家稱我是攝影家，我成為了我自己。”如果不是周令飛看到父親滿滿一箱子膠卷，執意要掃描出來，恐怕這些作品要一直蒙塵。

周海嬰后來在遺囑中寫道：“在我百年之后，請把我送到上海魯迅墓，將骨灰撒到我種的柏樹邊，我希望盡可能有個小小的標牌，注明這棵樹是我種的，骨灰撒在這里，我要永遠陪伴他。”

或許做一棵魯迅身旁的柏樹，也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