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二十二個記者節。

這是我度過的，第五個屬于記者的節日。

這幾年，關于“新聞已死”、“調查記者消失”的論調不絕于耳。

但每次到新聞現場，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樣充滿熱情和理想，不顧一切突破采訪，拼命寫稿的同行。

他們用職業態度、“拼命精神”和一篇篇調查報道，為這個行業留下最后的榮光。

關于鄭州暴雨的記憶：那些在新聞現場的逆行者

紅星新聞記者 | 潘俊文

編輯 | 張尋

新聞現場的逆行者。圖為紅星新聞記者在采訪河南暴雨時涉水前行

緊張、興奮、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發新聞事件的心緒。緊接著，訂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時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發。

入行5年，我跑過很多新聞現場——地震、洪水、疫情，還有大大小小的兇案，這種熱情似乎從未減退。緊張、興奮、期待，是我遇到重大突發新聞事件的心緒。緊接著，訂票、看材料、收拾出差用品，有時一夜不睡，第二天直接出發。

入行5年，我跑過很多新聞現場——地震、洪水、疫情，還有大大小小的兇案，這種熱情似乎從未減退。

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卻害怕別人為你點一盞燈。你比想象中的更強，你只是害怕別人為你失望。

今年7月河南多地發生暴雨，20日晚9點多，領導派我去現場，我次日凌晨4點到機場，遇到飛機取消，高鐵停運，只能乘坐最早一趟航班到西安，然后從西安開車進入鄭州。

去年夏天江西多地遭遇洪災，紅星新聞記者潘俊文在江西采訪

這兩年，媒體轉型，眾多媒體機構開始進軍國內新聞，遇到重大災難事件，相互之間拼搶十分激烈。最快到現場，最早聯系采訪對象，最先建立報道邏輯，就意味著掌握主動權，在同題競爭中勝出。

為了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紅星新聞記者輾轉搭乘各類“交通工具”

災難報道往往有四個方向：救援宣傳，逝者報道，追責調查和災難下的眾生相書寫。河南暴雨中心在鄭州，新聞的核心是地鐵5號線事故，所以我們很快確定了逝者報道和追責調查兩個方向。

西安到鄭州的車上，我開始聯系采訪對象，10多個電話翻來覆去打，尋找可能深入采訪的人。車開了7個小時，在7月21日晚上8點多，進入鄭州城區。

下雨、停電、斷網。我最先感受到的是導航停轉，失去坐標，車戰戰兢兢地往里開，隨處可見積水、淤泥和橫七豎八的汽車，高架橋不再是快速通道，成了停車場和安全地，很多市民攜全家來此過夜。

但是，來不及感嘆和喘息，也沒時間想住哪里，吃什么，同行的視頻記者開始直播，而我必須得想辦法趕到醫院，與采訪對象見面。

7月22日的鄭州地鐵5號線沙口路站

晚上11點到醫院，采訪結束是22日凌晨1點多，步行回酒店是凌晨2點，吃一桶泡面，睡3個小時，早晨5點起床寫稿，中午12點多提交了第一篇報道。

原以為第一篇報道的辛苦程度已經到達極限，沒想到之后的每篇報道都在刷新這種極限。

7月22日中午，鄭州周邊多個城市告急，三位同事去了前線，我一個人留守鄭州。

重大突發新聞事件隨時都會出現新動態，我們的要求是不僅要追每天的熱點新聞，還要推出深度調查報道，所以在現場根本沒有停歇的機會。白天，我通常要輾轉多個新聞現場采訪，晚上熬夜聽錄音，寫稿，幾乎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最多時候，我一天同時采訪5個不同方向的新聞。

7月23日凌晨，鄭州5號線沙口路地鐵站外正在卸載設備，準備進行抽水作業

早上，專訪英勇救人的司機，然后到京廣隧道探訪抽水救援進展；中午，趕到沙口路地鐵站與事故家屬見面，陪同他們去地鐵集團會見相關領導；下午，又到地鐵5號線停車場進行“進水口”調查。

其實，做新聞沒多少技巧，一個人在新聞現場與同行們短兵相接，雖然需要時間安排、戰術布置和前后方配合等，但最重要的還是那種不吃不睡，敢于“拼命”的精神。

鄭州京廣北路隧道救援現場

說實話，有時候我也想睡覺，想著少寫一篇也沒啥，但一看到那些在新聞現場“拼命”的記者，這種念頭就打消了。

正是這樣，我一邊做深度調查，一邊完成了《雨衣爸爸》系列報道。后者是獨家首發，讓大家了解了這位失去女兒的父親的故事你能照亮自己的人生，卻害怕別人為你點一盞燈。你比想象中的更強，你只是害怕別人為你失望。

雨衣爸爸的故事，感動了很多讀者

除了熱點新聞，記者和媒體想在重大突發新聞事件中被記住，深度調查是一種可能。災難報道中質疑和追問的深度調查，不僅是一個新聞單位的態度，也體現了媒體的社會責任。作為記者，我知道這是鄭州之行最重要的任務。

鄭州暴雨，洪水沖垮地鐵5號線停車場擋水墻進入隧道，造成14人死亡。作為國內最大的地鐵安全事故，我們肯定應該追問和質疑。洪水為什么會沖垮擋水墻？洪水如何從地鐵停車場到事故地點？地鐵停車場的選址和建筑是否存在問題？

7月23日和24日，帶著這些疑問，我繞過安保人員看守，翻越工地圍墻，全方位對地鐵停車場進行探訪和調查，期間，我甚至被人追趕，因為擔心素材丟失，我一邊跑一邊將照片和視頻傳回后方保存。

鄭州五龍口停車場西南角，可以看到被洪水沖刷過的豁口。潘俊文 攝

通過探訪調查，我發現除了通報中寫的一處防水墻被沖垮外，在停車場的西邊和南邊分別還有兩處圍墻被沖垮，露出7八米長的豁口，另外在停車場的西邊根本沒有擋水圍墻，只是一排臨時搭建的藍色鐵皮圍欄。通過測量和采訪周圍居民，我確認地鐵停車場是該區域最低點，甚至比周圍房地產樓盤低好幾米。

此外，我通過朋友還拿到一份政府材料，10年之前，該區域還未建停車場時，就曾因積水問題上過鄭州市“黑榜”。材料中提到的停車場東面的一條河不僅十年沒有變化，甚至在暴雨之前被蓋上水泥板，明渠變成暗渠是當地居民認為此次排水不暢，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很快，結合對地鐵軌道相關專家的采訪，獨家披露通報之外的兩個進水點，也提出了地鐵停車場區域位置低洼，容易積水的現實情況。稿子發出后，多家媒體紛紛跟進，大家也將視線從關注地鐵遇難者故事，轉移到追問進水原因。

10月初，鄭州7·20調查組專家找到我，稱我們的調查報道對他們的調查和判斷幫助很大，他們調查組去地鐵停車場較晚，現場已經不在了，所以很多時候需要依托我們記者當時在現場拍攝的照片和視頻。

停車場旁邊的一條河上加上了水泥蓋板。潘俊文攝

雖然到現在，鄭州暴雨已經過去三個多月，但關于鄭州的記憶依然歷歷在目。對于我來說，關于鄭州的記憶現在已經不僅僅是那首歌唱的那樣，它是由一處處新聞現場和一個個新聞人物構成。

這幾年，關于“新聞已死”、“調查記者消失”的論調不絕于耳，但每次到新聞現場，我都能看到和我一樣充滿熱情和理想，不顧一切突破采訪，拼命寫稿的同行。

我們都曾羨慕那個逝去的“黃金時代”，也偶爾對這份職業日漸失去榮光而彷徨無措，但我們知道，在這樣一個新媒體時代，作為一位職業記者，我們并不比任何一個時代的記者差。

↑7月21日凌晨4點多，紅星新聞記者在機場候機廳打盹。

原標題：《那些逆行現場的調查記者，是新聞行業最后榮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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