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

 二十多年前，我為一本雜志陸續寫了一批魯迅與同代人的文章，后來慢慢有了野心，想拓展成一本書，紀念魯迅傳播史上那些有趣的人與事。但因為忙，直到去年因病休假，這個工作才系統開展起來。一面寫，一面補課，順便整理一些舊文，陸陸續續把一些感想連綴出來。作為自己的舊愿，現在總算有了一個結果。

魯迅逝世后，關于他的傳播，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群落：一是生前好友、親屬的回憶、懷念文章，周作人、許廣平、許壽裳可謂代表；二是弟子的追憶之作，比如胡風、馮雪峰、蕭紅的文字；三是學院派學者的研究論著，張申府的短論，李長之的專著成了那個時代有學理的言論；四是政治人物的點評，瞿秋白、毛澤東的論述一直被人們所轉述。在生前好友之中，自由主義文人胡適、曹聚仁的觀點，在思路上溢出一般的框架，是左翼之外的視點。自然，一些作家如茅盾、郁達夫、老舍、巴金的追憶性文字，也成了重要的歷史表達。這些不同思想者的表述在差異中構成了有厚度的精神景觀，它們實際上成了魯迅傳播史的重要部分。

返觀這些不同群落文人對于魯迅的敘述，看出現代文化發展的多向脈絡。文學史與文化史一些重要的話題，有許多交叉在魯迅的思想里。人們的闡釋著眼點有時也完全在不同的空間，內中糾葛著現代中國重要的精神內核。魯迅是什么，不同時期的描述不同，在各自的表述間，有時仿佛在講不同的人。比如“文革”間的魯迅，就完全不食人間煙火，只一個斗士的臉孔。而現在，魯迅成了學院派里熱點的文化人，各類標簽不一，緊張的沖突語境淡化，又把其斗士風采省略了。從八十余年間的敘述看來，魯迅的價值有時候有很濃的政治色彩，有時卻極富有個人主義意味。在歷史人物描述方面，恐怕沒有誰像魯迅那樣給人如此復雜的感覺。

在我個人的興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對于魯迅的描述尤值得深思。而那些游離于流行文化的思想者對于魯迅遺產的把握，可能構成了魯迅傳播史最動人的一章。魯迅的能量刺激了那些底層知識人創造的潛能，他們在這份遺產里發現了走出苦難的資源，而這些恰恰是激活想象力與創造力的原動力。這些來自社會邊緣的人群，在自己的選擇里有魯迅遺產的真意的輻射，雖然彼此的邏輯并不重合在一起。蕭紅、蕭軍、葉紫、柔石的文化活動，都隱含著魯迅內在的價值，他們所以接近魯迅傳統，和他們抵抗生存環境的程度深切聯系在一起。

但這些草根左翼的深層價值被注意的不多，長達八十年間的魯迅研究，政治話題有時覆蓋了一切。我曾在《魯迅與列寧主義》一文，專門討論了魯迅被政治化敘述的歷史。自瞿秋白后，關于魯迅的描述，多在列寧主義的話語里。它的題旨是，魯迅由舊的階級營壘，進入革命的世界，那些士大夫與布爾喬亞的痕跡消失了。這種敘述，在狹義的層面有一定意義，魯迅自己并不反對，但考察魯迅晚年寫作興趣與翻譯興趣，溢出列寧主義的思想很多，把他的精神活動限定在列寧主義的語境，并擴大其思想的空間的蘇維埃因素，就模糊了其間的問題，把其豐富的意味簡化了。魯迅的不幸是，他死后一方面不斷被簡化地陳述，一方面被封閉性處理，結果都腰斬了思想的要義。我們看他同代人的回憶文本對于魯迅思想的簡單化陳述，亦能感受到其間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過程，參考了大量的魯迅遺著。他繞開蘇聯的語境，從康德、榮格的學說里，融會魯迅思想，確立了文化積淀說的理論。而由此延伸出的思想，把魯迅遺產放置到更為開闊的世界性的話語中加以闡釋。這是魯迅資源獲得一次重新組合的嘗試。實踐已經證明，在俄蘇傳統之外打量魯迅，可能會有更為豐富的精神對話空間。

但是李澤厚的思路并沒有被繼續延伸下去，很快，現實流行話語成了闡釋魯迅的主導性表述。這些話語有的是左翼思想的變形表述，其價值在于批判性，但易流于本質主義的傾向也引起人們的警惕。魯迅一生要顛覆的是本質主義的思維中呈現的奴隸話語。他覺得士大夫語言與大眾語言里，都有專制主義的毒素，以一種新的話語方式代替舊的話語，恰是自己的使命之一。即便他左轉的時候，對于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是開放式的，有自己自由闡釋的邏輯在，并非蘇聯意識簡單的位移。但他去世后，世俗社會對于他的描述，一直屬于魯迅厭惡的話語邏輯，那些關于文藝與政治，個體與群體關系的陳述，與魯迅文本呈現的思想并不在一個空間里。所以我曾說，我們常常在用魯迅最為厭惡的方式表達魯迅的思想。這造成了一種錯位。描述魯迅面臨一種新的話語的使用的問題，假使我們不清楚自己的語言還屬于魯迅攻擊過的一種歷史遺存，可能永遠不能進入魯迅世界最為隱秘的所在。

最早意識到此問題的曹聚仁，在自己的回憶文字中試圖表達這一突圍的可能，但因為知識結構的限制，只能做到思想上的超黨派，而審美的方式還是晚清文人的意味較多。他的《魯迅評傳》開出一條研究的新路，但也僅僅局限在思想的維度里，審美等判斷顯示的智慧寥寥無幾。在魯迅研究的思路延伸中，徐梵澄的陳述頗有意義，他在多種語境里把握魯迅的精神，給我們帶來諸多的啟迪。某種程度上說，徐梵澄是在語義和哲學層面最能溝通魯迅精神的人物，但他對于世俗社會的盲點也影響了對于中國問題的判斷，而這一方面，胡風、聶紺弩的思想，倒可以成為這種不足的補充。

魯迅晚年的左翼選擇，與毛澤東的思想是在兩個路徑里。他是從社會批判與文化批判進入馬克思主義的路徑。但他的接受馬克思主義是草根式的，沒有政黨文化的痕跡。只要看他與周揚等人不同的狀態，就可以發現其背后的個人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其實與世界主義的許多文化元素交織在一起。在深入了解到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之后，他還那么熱衷于表現主義與達達主義的藝術，這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而具有逆斯大林式的普列漢諾夫的特點。這不僅與日本的左派不同，和中國的左翼作家亦多有別。可是，后來中國的文學理論，是拋棄普列漢諾夫而近斯大林主義的，這個路徑與魯迅的思想實際在不同的時空里。

如果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看到原色，或者不能夠意識到魯迅研究與魯迅傳播中這樣曲折的歷史，我們可能會把魯迅遺風理解為一種單色調的渲染。而實際的情況是，魯迅的思想是被以分解式的樣式出現在不同時代與不同領域的。延安時期的王實味對于魯迅的思考已經被批評，丁玲的思想也被扣上帽子。胡風后來不斷受到批判，其實也是刪除魯迅思想最為鋒利一面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胡風、馮雪峰的命運已經證明，以個性化的方式介入左翼文學批評，是違反斯大林式的邏輯的。周揚、夏衍對于他們的批判，背后有深的精神淵源，魯迅被抽象的肯定，又具體的否定的歷史過程，也恰恰是其思想不合適宜的另一種證明。

在20世紀20、30年代，許多人其實深切地意識到魯迅的價值。張申府對于魯迅的哲學化的表述，與他所認識的羅素、維特根斯坦式的智慧雖然不同，但多有相近的精神啟迪。張申府可能是最早從思想史的層面洞悉魯迅精神意蘊的人，他對于魯迅的認識不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層面。這個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理論工作者對于魯迅的非黨派化的描述，更接近魯迅遺產豐富的特性。而這些觀點直到過了五十余年之后，才得到人們的認可。而20世紀80年代后許多學者從文化史與思想史層面思考魯迅精神，與張申府的思路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這里，日本學者的研究給魯迅研究帶來了學理的厚度，他的哲學性的價值和思想者的價值，被放置于更為廣闊的世界主義視界得以呈現。無論竹內好還是丸山升，他們將魯迅遺產放在東亞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層面上來，那些狹隘語境里的表達被消解了許多。日本學者借著魯迅要解決的是自己的問題，但同時也把中國的焦慮與人類的焦慮置于同樣的平臺上加以審視，魯迅的價值就由中國的時空轉換在世界的舞臺上。有人從尼采、克爾凱郭爾、卡夫卡的對比里研究魯迅，則無意中把魯迅在世界主義的話語體系中經典化了。

在諸多日本的魯迅研究者中，木山英雄與丸山升的著述具有一種象征意義。前者把魯迅指向形而上的層面，魯迅思想與德國近代哲學獲得了同樣重要的意義。后者則把其遺產的革命性與社會改革深切聯接起來。這給中國的同行帶來了許多啟示，近來關于魯迅的敘述，有許多受到了他們的影響。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欣賞他們的人，多是學院派的人物，他們似乎沒有這兩位日本學者這么深的政治情懷，而在借用其思想的時候，漸漸把魯迅象牙塔化。在關于魯迅的各種陳述中，象牙塔里的魯迅，被古典化處理，仿佛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魯迅進入了他所厭惡的“悠然見南山”的“美的靜觀”里。20世紀30年代有學者擔心魯迅被學院派化后的簡單化，在今年成為現實。

當魯迅日趨進入學院派語境的時候，那些在野的魯迅研究顯得格外重要。而草根化的表述，對于對抗日益象牙塔化的魯迅研究顯得格外耀眼。一方面需要學院派思考的深化，另一方面，民間原動力的思想交流顯應得以拓展。那些藝術家對于魯迅的能動的闡釋，對于發展魯迅思想，都是必要的選擇。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話題，看到民間表述所生成的智慧，可能是抵抗思想弱化的一種精神支援。

在我看來，魯迅精神的延伸，藝術家的選擇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我們從路翎、聶紺弩、孫犁等人的創作，以及吳冠中、趙延年的繪畫里，看出了一個未完成的傳統的閃光。那些并不在主流文化中的文化人，在處理中國文化難題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走在魯迅當年的路上。在后來的作家余華、莫言、閻連科那里，魯迅的主題不是弱化，而是被以不同方式所強化起來。這里不僅有國民性話題的再提，重要的是知識分子語境的激活。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中國作家在自己的社會職責上，不會也不能丟掉五四傳統。在凝視我們自己的歷史與現狀時，批判意識與改造社會沖動，是一直伴隨其間的。

在這個意義上，魯迅遺產一方面在學院派的話語里被不斷演繹著，一方面在作家的實踐中成為時斷時續的母題。學院派把他視為思想的資源，其價值與孔子遺產同樣不可或缺，而作家的寫作也與此擁有了一種審美的底色，仿佛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羅斯文學，具有原典的意味。魯迅傳統擁有巨大的政治可能性，但常常是反非人道政治的政治。對于這種政治化的表述，草根左翼和學院派知識分子都有過相當精當的描述。這些已經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魯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這個傳統里，這些年間青年一代對于魯迅遺產奇妙的對接，似乎證明了郁達夫當年對于魯迅的判斷，熱愛自己傳統中偉大存在的人們，是遠離奴隸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現在我們紀念魯迅逝世八十周年，越發感到先生不是遠離我們的存在，而是一道與我們息息相關的風景。

2016年6月5日于紐約

本文節選自孫郁，《魯迅遺風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9月。本文系該書后記，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