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初，筆者旁聽了“現代性的質疑：近代中國的新傳統主義”學術研討會，從這個會議主題就可看出，這是涉及傳統與現代的大議題。而從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來看，年長一代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在宏大敘事的背景下討論長時段的問題，而年輕一代的學者基本上走的都是以小見大的路子——從某個人物、思想或事件切入討論某個具體的問題。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到整個歷史學界，這不僅是這次研討會上呈現出來的代際差異，也可以說是當下年長學者與年輕學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異。

第一代關心政治，第二代關心文化，第三代關心學術

此次學術研討會，最后安排的是一場圓桌會議。年長一代的學者率先發言，談及自由、民主、平等這些啟蒙時代的大主題，而年輕學者一開始并沒有加入討論。會議主持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自我調侃道：“現在似乎開啟了‘老年頻道’，有些年輕學者可能在想，你們這些老人啊，還就是那樣，想著做‘帝師’，整天在思考救國大方案，恰恰天下就是被你們害的。”

許教授繼而提到了他在1990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這一劃分，具體來說就是：以1949年作為中界，可以分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那么各代知識分子之間有什么差異呢？在許教授看來，主要是體現在具體關懷上：

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兩代人）更多的是社會關懷，他們處于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前夜，考慮的重心是如何實現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因此政治意識比較強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兩代人）更多的是文化關懷，他們對文化價值和道德重建的關心要超過對社會政治本身的關心，因此特別重視文化啟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化熱”都產生于第二代，并非歷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與后“文革”兩代人）相對來說知識的關懷更多一些，他們已經注意到文學或學術自身的獨立價值，不是在意識形態或文化價值的意義上，而是在文學或知識自身的立場上思考各種問題，因此第三代社會的、文化的貢獻遠遠不及前輩，但其知識的貢獻卻不可限量。

很明顯，當下的歷史研究也已經走到了第三代。套用一個流行語，許教授將這類研究旨趣概括為“小確幸”，即專注于做確定的學術，追求確定的社會目標，對宏大敘事不感興趣。所以，年長一代學者習慣于將問題還原為政治和思想問題，而年輕一代學者更愿意將宏大問題分解為一個個學術問題。

不過，許教授在發言的最后總結道：“老了的標志是話多，這一定要警醒，一定要給年輕人騰出空間，節制是老一代學者最大的美德。”

年輕學者為什么沒有了大關懷？

既然討論到了這樣的代際差異，年輕學者便開始踴躍發言，似乎要為自己“辯白”。

《學術月刊》編輯張洪彬結合自己的研究體會，談到：“青年學者進入這一研究領域，時間也就十來年，投入的時間和精力還不夠多，不太敢說話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遇到自己還沒下過工夫的議題，更是如此。這又跟學術競爭有關，即便是僅考慮現代學術，也已經有一百來年的積累，已有不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那里，你要涉足某一題目時，必須要正面前人已經取得的成果，就會發現自己的施展空間很可能其實很小，在此情況下，要在學術競爭中取得成績，往往需要在某些具體的問題上做專深的研究，而不是就已有許多成果的問題做大而化之的發言。也就是說，學術紀律在客觀上會推進專門研究的發展，而不太容易催生通人。”在他看來，通人之學盡管值得向往，但在現代知識生產的大環境中，已不太可能。他轉而強調，更應重視跨學科研究，因為研究對象的知識背景往往是復雜的，并不局限于某一現代學科范圍。比如我們要理解章太炎，若不能理解他所掌握的科學知識、佛學義理，就很難理解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一個思想史學者越能全面理解思想家的知識背景，就越可能理解思想家及其時代。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瞿駿分析了這種學術變遷背后的時代因素。1980年代頗近似于“五四”時代，那個時代關注重大問題，飽含激情，富有關懷，但提問和寫作的方式也多和“五四”一樣，傳統與現代并舉，中國與西方對峙。無論是談傳統，還是論西學，都相對不那么透徹和精致。但也正因為不囿于透徹和精致，往往會產生一些大的、跨學科的、可以有持續性思考的洞見。放眼今日，年輕學人因學院之嚴苛規訓，恐怕很少敢以“傳統—現代”、“中國—西方”這樣的方式來提問或做文章。他們經常追問自己的是，說傳統，究竟說的是哪個傳統，你有足夠的水準來談這些個傳統嗎，西學也類似。這種心態的好處是能夠更精細地處理傳統的復雜性和西學的多元性，有助于跳出那些二元對峙、非此即彼的慣常想象，但弊處則在相較1980年代離“通人”之學就更遠了一些。因此年輕學人或一方面仍需去追尋中國傳統中“通人”之學究竟所指為何，另一方面要通過前輩學者的言傳身教對1980年代的時代氣氛不斷重溫與回味。心態不妨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樣可能會比一意沉迷于自己一畝三分地的精耕細作，收獲要更多一些。

的確，時代變了，傳統也在遠去，當下的研究者如何重新進入傳統也是一個大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高波就說道：“年長一代或多或少都見過老先生，親身接觸過民國范兒。而我們一代人則跟活生生的傳統比較陌生，需要靠艱苦的研究工作才能重新進入傳統。”在他看來，轉折時代大關懷顯露較多，而當下是一個常態化社會，改良是常規手段。年輕一代學者的大關懷是潛藏的，表達方式更為迂曲。這既跟生存壓力有關，也跟當今社會的需求相關——整全性的思想不是當下的首要要求。所以，還是胡適先生的那句老話說得好：“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章可則從當代知識人的身份定位入手分析了這個問題：“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知識也可以被看成是某種商品，而知識分子只是知識這種商品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如果從這個角色定位來看自己，那么知識分子的自我期待會降低。修齊治平在古代社會有價值，但現在已經是專家治國的時代了，知識分子當然可以在文化領域、公眾輿論方面發揮影響，但要把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與古典儒家的修齊治平理想接續上，已無必要。”

說到知識生產，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的彭春凌看到，現在越來越是全球融合的時代，中國不能脫離世界，這對研究者不斷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語言、認知、材料等等。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會使研究者埋頭于個別問題的深挖。

大關懷在“學術小時代”如何可能？

既然很多人都談到了通人之學，關注儒學的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展良最后總結道，他并不反對專家之學、分科之學，這種清晰的定位是應該的。但通人之學與專家分科之學應該互相尊重，它們其實是可以互補的。在吳教授看來，通人之學并不是無所不能的，它只是更側重于探究當今世界的根本性問題。

面對這場爭論，筆者不由想起了日本著名佛教史學者末木文美士（Sueki Fumihiko）在今年6月接受《上海書評》采訪時談到的一番話：

比我年長的、“文革”前就開始佛教研究的學者，或者跟我同年代的學者比如葛兆光教授，雖然他們的人數不是很多，但他們都有一個很寬闊的研究視野，試圖在研究中把握全景和全貌、抓住大的脈絡。而現在的年輕學者，人數是變多了，但他們把研究范圍變得比較小，可能是希望在限定的領域中更快地拿出更多的成果。所以，我感覺，這使得最近的研究成果對整體的把握不像以前那么充分。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日本也有這樣的問題。

對細節進行深入研究，同樣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現在擔心的是，這些細節的研究是在接受既有的整體理解下展開的。舉例來說，佛教有各種各樣的宗派，但這些宗派原先是沒有的，到江戶時代后才逐漸產生，宗派的門戶也逐步建立起來，而且彼此之間越來越涇渭分明。日本的宗派思想也對中國產生了影響，中國也接受了各個宗。那么，現在的研究如果都以這些宗的構造為前提的話，就不能突破各個宗之間割裂的局面。這些細節研究是無法對整體理解提出質疑的。所以，如果我們要真正理解佛教的整體變化，恐怕要突破這個前提。細節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對整體的構想和把握，恐怕只能在小范圍內打轉，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可見，這種年長一代與年輕一代學者在研究旨趣上的差異，是當下歷史研究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公允地說，沒有細部研究的廣發展開，我們可能無法更好地推進對整體的認知；而如果沒有整體性的關懷，細部研究“恐怕只能在小范圍內打轉，它的前景是有限的”。

所以，用許紀霖教授的話說，再好的微觀研究，也需要一個整體的“認知地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學術研究，皆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