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單詞“Zombie”即可翻成“僵尸”，也可翻做“喪尸”，但細究起來，這兩個詞指代的并非同一形象。

所謂僵尸，最早見于清人袁枚所著《子不語》中，后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將之形象豐滿，初時只是僵死之尸之意，后漸漸演繹為死不瞑目之人，因尸身所在風水聚陰之地，遂成尸變。

至民國時糅合了湘西趕尸、茅山捉鬼與西風東漸的吸血鬼元素，僵尸形象逐漸成型，即其怕日光、夜間出沒、全身僵硬、指尖發黑、牙齒鋒利。

香港電影人林正英生前拍攝了25部僵尸題材電影，大大影響了華人世界對于僵尸形象的認知。但需要指出的是，僵尸并不一定需要雙手前伸蹦跳行走，僵尸咬過的人并不一定也會變成僵尸。

而從“Zombie”音譯而來的喪尸，其源頭是盛行于海地等西印度群島地區的伏都教(Voodoo），指以各種巫術操控尸體，隨著西方幾百年大眾文化的演進，產生喪尸的方式越來越具“科學性”，它們大多是因核輻射、病毒、疾病、生化事故等緣由產生，與中國的僵尸不同，喪尸能夠行走在太陽底下，而且不受操控。

喪尸形象第一次出現在銀幕上是1932年美國哈爾佩林兄弟執導的恐怖片《白色喪尸》。

喬治·A·羅梅羅被尊為“僵尸之父”，因他于1968年編劇并指導的電影《活死人之夜》確立了當代“喪尸文化”的三大標準，即喪尸“無思想、吃人肉、爆頭死”。

隨著影像技術的突飛猛進，喪尸片越來越追求感官刺激，卻鮮有超越羅梅羅的作品出現，近年來偶有《活死人的黎明》《驚變28天》《行尸走肉》等兼具視覺效果與思想深度的佳作誕生。

因為好的僵尸片，不僅要看著嚇人，還要為之注入鮮明的社會內涵和現實寓意。《活死人之夜》中被僵尸啃噬的人們，象征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中被壓抑的少數族群，按電影史專家羅賓·伍德的論述，他們就是美國有色人種、女性及同性戀群體。

而《活死人之夜》中還透出了對于政府救援的無能、當權者的愚蠢蠻橫，尤其是影片結尾幸存者被士兵當做喪尸狙殺的畫面，更是反映出人性的陰暗面，對于死亡的恐懼，讓人變得絕對利己主義。

正因此，今年上映的韓國電影《釜山行》，就被認為與喪尸片經典僅差一步，爭議最多的便是影片結尾過于光明，一些觀眾認為，如果小女孩與孕婦走入隧道之時被鎮守安全區的士兵射殺，更能映照喪尸片中有關反映利己主義的傳統。亦有觀眾設想了另一個結局，為了活命無所不用其極的金常務才是唯一的幸存者。

《釜山行》的兩難悖論就在于，影片既想說明政府的無能，卻又在表現政府的救人。不過盡管如此，《釜山行》仍然在許多方面屬于合格的喪尸片，比之韓國此前拍攝的《人類滅亡報告書》《新村僵尸漫畫》《僵尸刑警》等，更為有板有眼。

《釜山行》導演延相昊畢竟抓住了羅梅羅開創的喪尸片精髓，在嚇人的視覺表象下，揭露社會問題。影片反映出危機來臨時，政府的不作為表現。本片影射了2015年韓國政府面對來勢洶洶的中東呼吸綜合癥（MERS）的應對失當，當時67%的韓國民眾對樸槿惠政府的表現感到不滿。

實際上，《釜山行》的雛形、動畫電影《首爾站》更加直指人性的陰暗面。《釜山行》之所以投拍，是因為韓國 N.E.W.電影公司CEO金宇德看到動畫《首爾站》的初剪輯版本后印象深刻，向導演提議將動畫拍攝成真人電影。《首爾站》被設定為這部電影的前傳，被安排在隨后上映。

英國演員西蒙·佩吉最近因在微博上抱怨，谷歌翻譯將他的英文原句翻成了十分猥褻的中文詞組，迅速成為中文世界里的“網紅”。實際上，在歐美成名已久的他，是位頗具才華的電影人，2004年他曾自編自演了喪尸電影《僵尸肖恩》。

當時，佩吉專門撰文闡述電影拍攝初衷：“喪尸這一經典怪物寓意豐富，涵蓋了許多人類最為懼怕的食物。而最明顯的，就是對死亡的擬人化——當死神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其嚇人程度毋庸贅述。更進一步來看，喪尸還代表了人類潛意識中的種種不安全感……從喪尸身上，我們看到了集體主義對獨立個性的威脅，看到了一個人的身心都被群體所吞噬、并最終泯滅的可能性。”

可以這么說，喪尸片里行走的尸體固然恐怖，活人的人心更加駭人。正如《行尸走肉》的編劇羅伯特·柯克曼所言：“在我看來，最好的喪尸電影，其重心不是體液四濺、暴力橫行、腦殘遍地、裝腔作勢、嘩眾取寵，而是充分揭露人世的亂象，促使觀者質疑自身在這個社會中的位置，以及我們的社會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此類影片不失傳統的血腥和暴力等刺激元素，但也始終透著一股批判社會和思考現實的味道。”

正因此，《行尸走肉》被認為21世紀以來最為成功的喪尸作品，因為柯克曼牢牢抓住了一點——探討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的反應，和由此導致的各種“異化”。畢竟喪尸是顯而易見的，而人心卻是那么的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