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國航隨艙雜志《中國之翼》上的一則安全提示在國外社交網站上引起了軒然大波。這則安全提示因為直接將倫敦的治安狀況和種族分布狀況相掛鉤而招致國外輿論的激烈聲討，同時也引發了國內網友的熱議。許多中國網友在評論中為國航辯護，認為這則安全提示不過是道出了實情，而國外的抗議不過是一種虛偽的“政治正確”。亦有一些國外網友持類似態度。隨后，一名來自擁有眾多印度裔選民的伊靈紹索爾區（Ealing Southall）的工黨議員表示：“我非常震驚，現在居然還有人認為公然寫這種既不真實又種族歧視的言論是正常的。我已經邀請了中國國航的代表們來我們選區，讓他們看看一個有著多元文化的地區是安全的，也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除了這名議員外，還有多位政界人士都以“多元文化”這一概念描述倫敦的種族狀況。

毫無疑問，國航雜志的措辭是一種典型的種族話語，也的確與事實不符。“‘印巴人聚居區’和‘黑人聚居區’不是兩片地方，而是用種族話語虛構出來的兩片地方，”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趙益民在《飛往倫敦的國航班機和旅英中國人的族群歧視》一文中寫道，“首先，倫敦大多數地方都有移民聚居，只是比例高低不同而已；其次，移民比例較高的地方犯罪率并不高，犯罪率最高的地方在市中心（威斯敏斯特），是移民比例最低的地方?！?不過，部分中國網友關于“政治正確”的說法里還隱含有另一層意思：盡管倫敦是一個多種族、多文化共存的大都市，然而并非每個種族、每種文化都獲得了平等發展的機會。因此，當議員們用“多元文化”來為倫敦正名的時候，事實上并沒有真正回應分歧的關鍵部分。

作為一枚硬幣兩面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種族主義

這或許只是再一次印證了多元文化主義的失敗。盡管如此，批評多元文化主義跟談論“政治正確”一樣，始終是一件略帶風險的事。因為這會很容易滑落到種族主義的圈套，抑或被誤讀為某種對于種族主義的呼應，迅速地轉化為一種尷尬的“政治不正確”。對于國航事件，國外主流輿論的反應體現出多元文化主義的深遠影響，而國內輿論的“反擊”既一方面揭示了多元文化主義失敗的事實，又一方面再次印證了此前提到的種族主義的危險。多元文化主義看起來似乎是對于種族主義最恰當的反擊和抵抗，又流露出跟種族主義一種奇特的親密關系。在西方世界，作為主流意識形態主導了數十載的多元文化主義，卻提供給種族主義以重新滋生的溫床。無論是最近的英國脫歐與反移民潮流的緊密關系，還是在美國以仇視穆斯林群體、墨西哥移民為根本動力的川普現象的興起，都在提示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多元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原有的對立關系，而將它們視為一枚硬幣的兩面。

我們不妨先以英國為例簡單探尋一下多元文化主義的意涵及其在西方世界的興起與衰落。我僅舉一個小例子。在英國，想要獲得永久居留權的外籍人士必須通過一項叫做“Live in UK”的考試。這個考試既需要你清楚地了解“威爾士王國的代表花是什么”、“1588年英國打敗了哪一國的艦隊”這類看起來非常符合傳統民族國家共同體想象的知識，也有不少關于如何與其他外來文化交往及處理矛盾的題目，可謂清楚說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對于國民的要求：對英國性（Britishness）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追求并行不悖，更準確地說，多元文化主義的立場必須從屬并加強民族國家的整體意識。事實上從1980年代伊始，大部分西方國家都逐漸將多元文化主義定為國策。然而從2000年左右，許多歐洲國家領導人又紛紛公開宣布多元文化主義在本國實踐的破產，這其中就包括英國前任首相卡梅倫。主導者自身都不得不承認，多元文化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經無力應對當下的狀況。

多元文化主義的后現代性

從定義看，多元文化主義首先強調了文化的多樣性和特殊性，繼而訴求各文化間的平等關系，即意味著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從價值上優越于其他文化，因而在不同文化之間應該保持一種對話的共存關系。這里我們不應忽視多元文化主義興起的歷史語境以及它與后現代主義的親緣關系。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法國理論家利奧塔的核心命題就是反對元敘事（meta-narrative）。而多元文化主義正是解構元敘事的必然產物：原來單一的、霸權性的民族主義神話破滅，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異質性的、述行性（performative）的文化認同。然而我們更不應忘了，后現代主義同時也宣告了左翼思想內部對階級革命理論的消解。于是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義的另一面其實是政治的文化化，也即去政治化。種族、宗教、性別、性乃至階級都消解為文化的不同范疇，隨之，一部分左翼政治開始朝向以群體為單元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發展。

多元文化主義的自我悖謬因而也與后現代主義的自我悖謬如出一轍。多元文化主義不愿將自身呈現為一種意識形態，正如后現代主義也不愿承認自身也是一種元敘事。然而，當多元文化主義面對來自非自由主義文化的挑戰時，它就立刻顯露出自身的底色。例如穆斯林女性著裝近年來在歐洲的遭遇就充分體現出，其一，所謂文化平等的前提是文化的自由選擇；其二，這種經由個人自由選擇的文化不可以試圖在公共領域內宣揚自身。違反其中任何一項都將淪為原教旨主義或極端主義?？梢钥闯?，多元文化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都預設了一種理性主體，同時該主體與任何一種構成他的特殊條件都保持著一種自反性（self-reflective）的關系，也就是利奧塔所說的“后現代主義根本上是一種對于元敘事的不信任”。因此，如若給多元文化主義的危機開出“不夠自反性”的診斷，便不啻于雪上加霜。多元文化主義者的問題就在于將自身與文化的關系視為“建構性”的，而將他者與其文化的關系界定為本質化的和天然的——而這也正是文明沖突論的理論依據。

多元文化主義與自由主義傳統的內部不協調

同時，多元文化主義遭遇到的還有來自自由主義傳統內部的批評甚至詛咒，而國航事件中國網友所使用的“政治正確”便來源于此?！罢握_”一詞在1990年代初開始通過大眾媒體的影響而變得流行，而1990年代也正是多元文化主義第一次陷入危機的年代。美國的保守主義政客使用這一帶有輕蔑意味的術語對自由派所奉承的理念進行抨擊，其中最好的例子莫過于老布什總統，他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直接指責自由派的“政治正確”是用新偏見替換舊偏見，導致在公共領域內涉及到某些議題時人們被迫噤聲或避而不談。甚至還有一些保守主義政治家將“政治正確”視為極權主義的一種傾向（這倒與左翼理論家齊澤克不謀而合）。“政治正確”一詞一度成為民主政治大前提下左右內部辯論的利器。例如在涉及墮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這些棘手問題時，保守派政治家通常會利用“政治正確”這一概念來暗示自由派的社會理想中潛藏著挑戰民主制度根基的風險。

齊澤克早在1990年代就明確將多元文化主義定義為“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這一論調顯然是在呼應詹明信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著名評價。的確，多元文化主義跟新自由主義的同時興起絕非是個巧合。資本主義內在訴求不斷地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這一解域化不僅發生在國界線上，更發生在文化上，準確說是文化與個體之間的隸屬關系上。因為資本邏輯所欲求的只是抽象化的均質個體。換句話說，只有在跨國資本主義那里，所有的文化才是真正平等的，個體也才是真正普遍的。從這個角度看，在自由主義政治內部以“政治正確”為引子的爭論不過是資本主義新的生產關系和舊有的民族國家和現代主權制度之間不協調性的體現。此處，另一種典型的對于多元文化主義的內部意見莫過于責怪它帶來了文化的相互隔離，并缺乏一種將社會整體聯系起來的紐帶。事實上，多元文化主義的意識形態幻象恰恰給這種意見建立自身的幻象提供了基礎：對于前者，幻象中所呈現的是以文化差異為框架的、無沖突的社會整體；對于后者，盡管社會不是無沖突的，但沖突的原因卻被歸結于諸文化間的彼此分離——于是，這種意見順理成章地通過引入一個強有力的主導文化的幻象，來重新建立想象中無沖突的社會整體。

我目前在倫敦據說是治安最差之一的Lewisham區生活。在BBC中文網上我看到了一個相對于國航安全提示來說符合“政治正確”的描述：“從Elephant & Castle開始往南，倫敦東北邊，以及倫敦東南邊都是犯罪率比較高的地方。其實當你走在這些區域的時候，看到滿大街的游手好閑的人們聚集在路邊，向你吹口哨的時候，心里難免會告訴自己，再也不來這些地方了?！痹谖覀€人的體驗里，這些區域因其生機勃勃、充滿活力而令人興奮。但或許對于很多人來說，BBC中文網的體驗卻是非常真實的，并且是可公開的，因為在語言中冒犯窮人、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很少會引起公眾的敏感。的確，“政治正確”招致批評的原因并不是它所期許的理想，而是它作為一條禁令強迫人違逆內心的真實感受，盡管這種感受也一定是意識形態性的。那么或許在“政治正確”（掩飾沖突）和“政治不正確”（種族主義）之間還存在著第三種選擇，那就是“不政治正確”：承認我們所處社會中存在的根本沖突，并抵抗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對這個沖突幻象式的解決方式；盡管，這個沖突總是以種族、宗教、性別等形式作為表象。我們直面沖突，因為它既意味著風險，也意味著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