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首相欲恢復文法學校，引起廣泛爭議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在就職首相以來發表的第一次國內政策演講中宣布，政府將改革現行教育體制，讓所有學校通過能力測試選拔學生，實施“英才教育”（meritocracy）。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梅提出要恢復舊時的文法學校，讓所有學校擁有自主選拔學生的權利。

最初，英國的公立學校只有現代中學（secondary modern school）和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兩種類型：前者招收才智中等、成績一般的學生，學生接受教育到十六歲為止，隨后步入社會就業；后者歷史悠久，側重人文學科，學生十八歲離校，大多升入大學進一步深造。簡單地說，文法學校相當于公立的“重點中學”，其教育水平不亞于優秀的私立學校，但學生不用繳納高昂的學費。學生在十一歲（小學六年級）時經過嚴格的考試申請入讀文法學校，未能參加考試或落選者將按其所在學區就近入讀現代中學。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英國工黨及宣揚平等主義的教育家反對設立文法學校，認為其加劇了階級分化和中產階級的特權。1965年，英國政府宣布通過建立新的招收一切適齡兒童的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逐步取代原有的文法學校。1998年，英國前工黨領導人、時任首相布萊爾宣布禁止開辦新的文法學校。目前，英國有三千多所普通中學，但文法學校只保留了一百六十三所。

對梅的決定，《衛報》發表社論，認為恢復文法學校的提議本身提出了正確的問題，但給出了錯誤的答案（the wrong answer but the right question）——“當政府選擇了壞的政策，往往是因為在處理一些難題時，對容易的答案的需求超出了對好的解決方案的探索。”

文章說，英國保守黨和獨立黨往往會沉浸在對文法學校的浪漫懷舊之中，把它視為歷史上社會流動的發動機：它改變了整整一代家境困難，但天資聰明的孩子的命運。但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文法學校的全盛期（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末期）正值英國社會階層流動順暢、收入相對平等的時期。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社會經過重組和再分配，一切百廢待興。換言之，文法學校在社會快速變革的時期興盛，并不意味著它就是這種變革的原因。

一些人確實享受到了文法學校的好處，其中就有人在今天當上了議員，但這些人不應該成為決策的基礎。顯然，通過考試的少數人，而不是沒有通過考試的大多數人，更可能擁有權勢，從而左右政治辯論。退一步說，即便文法學校確實促進了一些幸運者的階層流動，但它也使更多的人落在了后頭。在目前仍然實施文法學校入學考試（11-plus）的地區，事實證明這種考試僅僅有利于家庭富裕的學生，而不利于家境貧寒的學生：這一考試測驗的毋寧是父母償付家教的能力，而非孩子天生的才能。在白金漢郡，開小灶者比不開小灶者的通過率要高出二點五倍，而那些吃免費午餐的孩子，其通過率只有平均的八分之一。因此，恢復文法學校只會擴大家教和補習班的市場，加劇社會分化。

文章也指出，這種建議的出現并非空穴來風：一方面，不少父母擔心很多中學的教學質量低劣，缺少學習氛圍；另一方面，今天的社會流動也確實停滯不前，而這與先前工黨政府的城市academy計劃的失敗有關。很不幸，英國的學校系統已經成為了各種相互競爭的模式的實驗室，凌亂不堪。但是，恢復文法學校并不是解決這一切的答案，盡管這種需求本身向人們拋出了很好的問題。

iPhone 7永遠地改變了相機工業

北京時間9月8日，蘋果公司發布了新款手機iPhone 7和iPhone 7 Plus。《紐約客》隨后刊登文章（With the iPhone 7, Apple Changed the Camera Industry Forever），討論蘋果手機和相機工業的關系。

文章說，當蘋果公司在2007年發布手機時，照相機公司和傳統手機廠商一樣，都輕蔑地把iPhone視為玩具。就像諾基亞認為iPhone使用了劣等技術，相機制造者覺得它拍出來的照片十分蹩腳。它們都以為自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它們都沒有預料到隨身攜帶電腦的價值，而那些相機制造者尤其沒有料到：最好的相機正是你身邊的相機。

第一次真正對相機行業構成沖擊的，是誕生于2010年的iPhone 4。同年，還有一款叫做Instagram的社交應用問世，而數碼照相機則在2010年創出了一億兩千兩百萬臺的銷售紀錄。然而，到2015年，這個數字縮水到三千五百萬。也就是從2010年開始，iPhone的攝影功能開始大放異彩，并且與Facebook，Twitter，尤其是Instagram這樣的社交網絡建立了一種象征關系。今天，全球有近十億部智能手機在捕捉著生日宴的笑容、餐桌上的三明治、托斯卡納的鄉村、街邊的流浪貓，并且，服務于主人的自拍。盡管眼下仍然有對可更換鏡頭和高端相機的需求，但這又會持續多久呢？

最新發布的iPhone 7 Plus有兩個鏡頭，它就像人的兩只眼睛一樣，可以測得圖像中不同部分的距離和深度。它能夠拍攝所謂數字負片（即DNG，一種捕捉了所有視覺信息以供進一步加工的照片文件），它還能焦外成像（即bokeh，把背景虛化，突出前景的主題）——過去，只有擁有極好鏡頭且價格昂貴的獨立相機才能做到這一步。簡言之，新的蘋果手機利用電路、軟件和算法創造出了仿佛產自高端照相機一般的圖片。

蘋果并不是第一家采用雙鏡頭系統的手機公司，三星和華為的高端手機都已經嘗過了鮮。但蘋果的iPhone 7 Plus首次把雙鏡頭系統和手機強大的計算能力嫁接了起來。眾所周知，攝影總是和捕捉光線有關：過去的照相機用膠卷，數碼相機用傳感器，從光里捕捉的信息越多，拍出來的照片就越好。智能手機的照相機因為各個部件都要小一號，起初這方面做得很次，但自2010年以來，手機里的芯片變得越來越強大，這就使我們進入了一個用算法和軟件來捕捉光數據的時代。今天，算法和軟件成為了攝影、攝像技術的驅動力，從監控攝像、車載攝像到未來的虛擬現實技術，無不如此。

蘋果手機的銷量保證了它在芯片上的巨大投資。相比之下，由于傳統數碼相機銷量的江河日下，相機公司已無力在核心技術上繼續耕耘和創新。當蘋果公司軟件、硬件兩手都硬了，相機工業注定在劫難逃。

朝鮮的非理性

上周，朝鮮成功進行了核試驗，這是朝鮮自2006年以來進行的第五次核試驗。9月10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分析文章（North Korea, Far from Crazy, Is All Too Rational）。我們僅作參考。

文章認為，朝鮮的行為遠非瘋狂，而是太“合理”（rational）了。

在政治學里，稱一個國家的行為是符合理性的，并不是說其領導者總是做出最好的或最道德的選擇，而是說，這個國家會根據其所感知到的自我利益來行動，而所謂的自我利益，首先就是自我保存。如果一個國家是非理性的，那么它就不會遵循其自我利益：要么領導者過于瘋狂，從而無法判斷其利益，要么這個國家的國內因素使其按照某種反生產的方式行動。事實上，非理性的國家是無法長期生存的，因為我們的國際體系太具競爭性了，而國家自我保存的驅力也總是太過強大了。

朝鮮用“先軍政策”來應對其軍事、政治難題。因此，它的許多行為雖然從外部看是瘋狂的，但在內部，其非理性的“聲譽”恰恰成為了一種資產：領導者通過營造的形象來迫使敵對方謹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