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直到80年代初，是復旦大學歷史系鼎盛時期，名家濟濟，成果累累。這些學者之中，就有享譽中外學術界，被公認為一代史學大家的楊寬先生。從1953年開始在復旦擔任兼職教授，到“文革”期間正式調入，最后在1984年前往美國，直至2005年9月在美國療養勝地邁阿密平靜地走完輝煌生涯，楊寬先生和復旦關系，親密而疏離。他傾注心血完成的一系列論著，已經成為珍貴的史學遺產，隨著時代的推移，愈發凸顯出其在當代學術界的地位和價值。

早慧而多產的學術生涯

楊寬先生出生在青浦白鶴江鎮一個醫師家庭，五歲進入鶴溪小學讀書，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時，也受到嚴格的舊學訓練，打下非常扎實的古文基礎。1926年考入蘇州中學后，他開始邁進學術殿堂。當時這所江蘇名校正處于黃金時期，校長汪懋祖是留美歸來的著名教育家，擔任過北平師范大學校長，具有先進的辦學理念。校內許多任教老師都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和教學能力，絲毫不遜于大學教授，其中后來成為學術界翹楚者就有歷史學家錢穆、楊人鞭，詞曲名家吳梅，語言學家呂叔湘等等。學校還經常聘請著名學者如章太炎、胡適、顧頡剛等人來校演講。在這樣濃厚的學術氛圍、出色的師資條件和自由寬松的學習環境中，發奮用功的楊寬先生眼界大開，學業上得到了飛躍的進步。他已經不滿足于一般知識的獲取，課外開始大量閱讀古書和學術著作，將“深、精、專”作為奮斗的目標。初中階段，受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和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響，他對墨子產生濃厚興趣。孫詒讓的《墨子間詁》，成為他全部通讀的第一部古書。他最早的學術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階段用三年的時間對《墨子》和《墨經》進行重點攻讀和系統鉆研，并寫成第一篇學術論文《墨經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學術刊物《燕京學報》，得到主編容庚先生的贊許。這時他年僅16歲，已經是一個學業初成的早慧學者了。多年以后，他回首早年這段蘇州求學生涯，自認為這是他學術人生的一個黃金時期。他深情地說：“我探討學問的基礎是那時打好的，鉆研學問的方向是那時決定的，探索學問的門徑是那時開辟的，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是從那時開始寫作的，可以說，都是出于教師們教導和栽培的結果。”（《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58頁）

1932年，楊寬先生考入上海光華大學文學系，師從呂思勉、蔣維喬等著名學者，呂先生樸實嚴謹的治學態度和系統綜合的研究方法給予他很大影響。憑借中學時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學，名師指點，他很快在學術界初露頭角。他在大學求學期間所進行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成果：一是繼續對墨家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寫成《墨經哲學》一書，后來交由正中書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階段就開始起草的《中國歷代尺度考》，193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55又重加修訂再版，該書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國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部重要參考書。三是在老師蔣維喬的指導下，和同窗沈延國等人一起合作進行《呂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釋工作，編成《呂氏春秋匯校》。后來在此書的基礎上，楊先生和沈延國合作，完成了百余萬言的《呂氏春秋集釋》。這部書稿，由于時局變動一直不得出版，最后在1989年才交中華書局準備付印，這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事情了，可惜這部重要的書稿又拖了近三十年，至今還未面世。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戰亂頻仍，內憂外患，同時又是新思潮激蕩、不同學派迭興、充滿生機的一個學術轉型時期。這期間學術界發生的三次古史大辯論：古史傳說的真偽、井田制度有無、中國古代社會性質，深深吸引著楊寬先生，他的學術興趣，也開始轉入到中國上古史領域，并作為后起的青年翹楚，積極加入到古史傳說的討論。從1933年起，他開始分別以中國上古傳說中的人物為中心，對其神話來源及其分合演變進行整理，陸陸續續寫成系列論文，最后匯集成《中國上古史導論》一書，收入《古史辨》第七冊。而中國社會史論戰對楊先生帶來的深刻啟發，便是促使他認識到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大變遷，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后的一大界限，是中國古史領域必須首先解決的關鍵問題。他和友人童書業相約，分別致力春秋和戰國史的研究，通過這樣的分工合作齊頭并進，逐一解決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在1941年日寇鐵蹄踐踏上海的艱難時局中，楊先生舉家隱居青浦家鄉，開始了為時兩年多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工作。在這樣非常扎實的史料整理的基礎上，楊先生在50年代初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戰國史》。

早在大學期間，楊先生就開始參加上海博物館的籌辦工作（1937年）。以后除了在廣西勷勤大學和上海光華大學擔任過短期的副教授職務之外，他一直任職于上海博物館，1948年開始擔任館長，直到1960年離任擔任上海歷史所副所長。前后長達二十來年的文博界生涯，對楊先生學術的一個重要影響，便是注重歷史文獻和文物考古相結合，這成為他治學的一大特色。

楊寬先生與復旦大學的結緣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初。1953年到1958年，他受聘擔任復旦大學兼職教授，講授春秋戰國史和先秦史料學。“文革”期間（1970年），他借調到復旦大學擔任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先秦歷史地圖的工作，此后他一直在復旦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上世紀80年代他在復旦工作的主要學術成果，是主編《戰國會要》，撰寫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和都城制度兩部著作，修改《戰國史》。1984年應邀遠赴美國講學，從此和夫人卜居邁阿密海濱，謝絕外界邀請應酬，潛心整理舊作，完成最后重要著作《西周史》一書和《歷史激流——楊寬自傳》。晚年他皈依羅馬天主教，在平和的心境中，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站。

重要的學術著作簡介

楊寬先生在7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為后人留下了300多篇論文和10多部學術著作，研究范圍包括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史、古史分期、古代農民戰爭、重要歷史人物、歷史地理、文物考古、學術文化、陵寢都城制度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如下幾種：

一、古史辨派最后的輝煌——《中國上古史導論》

這是楊先生24歲時發表的成名作，由此他被顧頡剛、童書業等人看作是古史辨派最后階段的生力軍和“集‘疑古’古史學大成的人”（《古史辨》第七冊童序）。該書的主要觀點，是認為夏以前的古史傳說全部出自殷商時代的神話，這些神話按其來源可以分為東（殷人－東夷）西（周人－西戎）兩大系統，這兩系民族神話經過各自長期的分化演變，最后逐漸混合重組，在商周時代形成了上自黃帝下至夏代的古史傳說系統。許多上古的圣帝賢王人臣，其原型不過是上天下土的鳥獸神物，因此推斷三皇五帝時期和夏代的歷史是不存在的。楊寬先生曾期望在將古史傳說還原為神話之后，能夠進一步由原始神話而深考其歷史背景，“以恢復其史料上原有之價值”。可惜這部擬作中的《中國古神話研究》續書，最后并沒有完成。在楊寬先生晚年的論著中，他仍舊堅持早期的基本觀點，就是反對古史界把神話傳說看作是夏商以前的史料，不贊同利用這些傳說來重建原始社會歷史和族群分布及其相互斗爭、融合的過程。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注意從神話傳說中捕捉其中蘊含的原始社會的歷史訊息。在《西周史》有關后稷傳說的章節中，他就認為后稷該是商代周族人的祖先，有關后稷的種種神話傳說，反映了周族經由母系社會轉變到父系社會、重視農業生產的真實社會狀況。類似的觀點方法，還見于晚年所寫的神話學論文中，從中可以看出先生學術思想的嬗變軌跡。

古史辨派的學術傾向，前期是顧頡剛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后期是楊寬先生為代表的“神話分化演變說”。他們這種將歷史傳說還原于神話的探索，和徐旭生等人將神話傳說歷史化的努力，正好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視角，在三四十年代都擁有相當的學術影響。解放以后，由于政治等原因，古史辨派一蹶不振，他們的研究成果，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反而在海外漢學界擁有眾多知音。矯枉過正的一個后果，便是近年來國內古史界信古過頭的傾向，開始有蔓延的趨勢。然而近年來地下出土文獻研究表明，在古史傳說的研究中，必須很好地繼承古史辨派的成果（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8頁）。這其中就包括作為該學派代表人物楊先生的研究成果。

二、當代斷代史權威之作《戰國史》與《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從上世紀40年代起，楊寬先生開始進行戰國史的研究。當時他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現存的戰國史料，殘缺分散紊亂，《史記》與《資治通鑒》中的戰國部分記載，既有不少錯亂和失誤，又有夾雜虛構偽托的作品，因此研究的第一步工作，便是對所有戰國史料，包括戰國秦漢著作，重要地理文獻和新出簡牘帛書、銅器銘文與石刻等等資料，全方位加以收集和考訂，做出系統的編年。這是一項難度極高的基礎工作，從40年代初開始整理、完成戰國180多年的編年初稿，到90年代末最后殺青，編寫這部《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前后經歷了半個世紀，這是他所有著述中歷時最久、最費功夫的一部，也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上接《春秋》《左傳》（公元前468年），下迄秦王政統一中國（公元前221年），共248年的戰國史料編年，首次在戰國年代學方面，將原來分散混亂，年代訛誤，真偽混雜的史料，梳理得有條不紊，真偽分明。每段史料之后還附有作者疏證，考辯前人考訂之得失，明辨史實之真相，闡明史料之價值。其中很多考證，都解決了戰國年代學中很重要的問題。可以這么說，當代中國斷代史，迄今還沒有一部專著，在史料的鑒別和史實的考證方面下這么大的工夫，這也足以說明，建立在如此厚實材料基礎上的《戰國史》，為什么會馳譽史林的真正原因了。

楊寬先生的《戰國史》一書，總共有過三個版本：1955年初版，1980年再版，1997年又隨著考古工作的巨大進展，新資料層出不窮而重加修訂、補充和改寫。每次再版，都增加很多內容，篇幅從初版的20多萬字，擴到二版的近43萬字，三版更增加到56萬字，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不斷充實和提高，內容大為翔實和豐富，觀點愈見顯豁精審。作者以如椽的史筆，展現出戰國時期這一“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社會激蕩，政體革新，群雄并起，百家爭鳴的紛異多彩的歷史長卷，以全新的面貌，成為國內外學術界極為注目的斷代史權威著作。有學者這樣評價：“這部斷代史研究的經典，不僅可以看作上一世紀古史研究高水準成果的一個紀念，又為學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標范意義的學術樣板。”（王子今《評新版楊寬<戰國史>》，中國秦漢史研究會信息網，2003年12月）。

三、馳譽史壇的《古史新探》

在初版《戰國史》問世之后，楊寬先生開始了《西周史稿》的前期準備工作。當時的古史領域正圍繞著歷史分期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楊寬先生將西周春秋的社會結構和周代各種政治制度，如井田、鄉遂、宗法、學校以及各種禮制作為研究重點，同時還著重探討了周代農業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狀況，試圖通過這樣的具體討論，進而深入解剖周代社會結構，辨明重要制度的作用，以便更準確地認識古代社會性質。圍繞這一中心，楊先生先后撰寫了14篇論文，匯成《古史新探》一書，這成為他后來《西周史》的基本骨架。此書出版于1965年，當時正處于“文革”前夕，學術界風雨欲來，一片蕭颯景象。該書雖然印數只有3000冊，但問世后很快受到學術界的重視，40多年來一直成為上古史研究必備的參考書，堪稱學術經典，被日本史學泰斗貝冢茂樹譽為“二戰后第一流作品”。此書也是楊寬先生的得意之作，他對《新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十分自信。這本書最具特色，也是最受學術界推崇的部分，便是跳出傳統禮學，從歷史學等角度，對中國上古禮制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四、中國最早的冶鐵科技史專著－－《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等書

1954年春，為了答復博物館觀眾對于中國古代鋼鐵兵器如何制造的疑問，他開始了冶鐵技術史這個學術處女地的開墾，在短短兩年的時間中，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和《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的發明和發展》（1956年）這本冶鐵史領域第一部專著。該書的出版，比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運動早了一年多。后來有人批評這部書是配合時局的跟風之作，并不確切。由于楊寬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十分重視古代科學技術對提高社會生產力，促使生產關系變革的重要作用，他對古代冶鐵技術的系統考察一直沒有中斷。1982年，他在兩部舊著（上書和《中國土法冶鐵煉鋼技術發展簡史》）基礎上，重新改寫為25萬字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他這幾部冶鐵史的著作，廣泛收集農書、方志等文獻資料和生產實物資料，注重中外技術的比較和生產工具對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在研究途徑和方法上別開生面。對楊先生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貢獻，國內科技史學界和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五、研究領域的新開辟——《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與《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這兩部分別發表于1983、84年的著作，可以說是關系密切的姊妹篇。因為歷代君王實行“事死如事生”的禮制，陵園中陵寢的布局和規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來設計的，因此兩者必須聯系起來加以探討。二書的共同特點，是根據豐富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兩千年來陵寢和都城制度的起源和演變，時代劃分與特點分別進行了深入的系統研究，其中很多見解都是發前人所未發，例如商周別都制度，周代都城的布局和特點等等。書中最精彩的地方，是密切聯系古代禮制，對考古現象做了合理的解釋。例如，為什么都城會有大小城制度，為什么大城在東宮城在西，這就與古代都城的功能和“以西為貴”的禮俗有關。類似的見解，實際反映了一個歷史學者嚴肅的治學原則，就是對考古遺跡做出的分析判斷，必須密切結合古文獻特別是《三禮》資料，必須充分汲取漢唐經學家和清代考據學的成果，必須注意古今民族社會禮俗的比較，否則就容易“以古律今”，主觀臆斷。因此，楊先生這兩部專著，不僅僅是有可觀的研究成果，它的治學方法和途徑，也很值得考古文物界同仁借鑒。

六、晚年封筆之作——《西周史》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楊先生在數十年研究的基礎上，開始了《西周史》的撰著。由于年代久遠，史籍佚缺，導致西周年代錯亂，人物事件制度湮滅不詳。這部專著綜貫西周可靠文獻，結合數百篇金文和考古發現，參考儒家傳世禮書，重新構建西周近300年失落的歷史。由于史料的限制，該書選擇西周史的若干歷史側面進行重點敘述，如西周開國、武王克商、東都營建等章節，都有十分細致、精彩的分析考證。這部專著，和《戰國史》一樣，對制度史方面給予特別的關注，這也是二書最有學術價值的部分。它的問世，無疑是西周史研究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西周史》是在楊先生移居美國以后，八十幾歲高齡時完成的。由于他深居簡出，國內學術訊息不暢，加之精力漸衰，研究條件有限，這部專著，尚不及一再修訂的《戰國史》那么成熟。如果不是由于先生遽歸道山，相信以他認真嚴謹的治學態度，書中不足之處是會在重版時得到訂正的。

以上只是簡略介紹楊寬先生學術成就的主要方面。他還是《中國歷史地圖集》先秦分冊、《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簡明歷史詞典》、《戰國會要》和《宋史》標點的主編。他多產的學術生涯，一直延續到生命的終點。

治學的方法與特點

一、重視各種相關門類史料的充分占有和嚴格甄別

楊寬先生治學，素以嚴謹扎實而聞名。他每研究一個課題，務必廣搜材料，博及群書，不發空泛之言。他在撰寫《戰國史》時，曾編輯數十萬字的《戰國史料編年》。為了完成《西周史》一書，他對有關文獻、文物考古和古文字材料進行了全面的爬梳、歸類與考證，作了大量帶有研究性質的筆記和表格。楊寬先生對史料真偽的甄別特別嚴格，他對《尚書》《逸周書》各篇的成書年代和性質，還有《周禮》等先秦文獻資料的取舍，都用現代辨偽學眼光和手段加以審視，去偽存真，絕不隨意引用，在他《西周史》等書中，完全沒有將偽古文尚書這樣材料當做研究素材的，而對于曾被人懷疑的所謂偽書晚書，他深思熟慮后認為可信的，也毫不猶豫加以使用。早在青年時代，他雖然為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就發表文章為劉歆辯護，認定《左傳》不偽；在對待《逸周書》問題上，他對各篇章的年代和價值做了仔細評估，不是籠統的肯定或否定。楊寬先生重視并擅長考據，但都是為了解決其系統研究中的某些疑難問題，亳無饾饤瑣屑、支離破碎之弊。

二、致力歷史規律的總體把握，重視史學理論的指導作用

楊先生雖是考據名家，但學術研究遠沒有停留在材料整理階段，而是著重在理論指導下的綜合研究和融會貫通。他在青年時代進行的上古神話傳說的研究，已經借鑒了西方神話學的理論和方法，建國后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與當時社會文化精英一樣，異常熱烈地擁抱馬列新學說，并試圖根據自身的理解，運用唯物史觀來指導和從事古史分期的研究與討論。他對馬列經典的重視和探究，使得他擁有那個時代宏觀的學術視野和良好的理論素養，以及在理論指導下結合古典文獻與出土資料來探討古代社會發展規律的出色能力。以《古史新探》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楊寬先生深受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和恩格斯《家庭國家和私有制起源》乃至當時蘇聯史學理論影響，例如他關于中國古代宗族組織和宗法制度的特征的論述，就明顯帶有恩格斯《起源》和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印痕；在討論中國古代農村公社問題時，也可以看到他對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重視。上世紀80年代他招收上古史研究生，給我們所開的一門討論課就是馬列經典作品，重點討論的問題便是紛紛擾擾爭論不休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明在他出國定居之前，仍舊重視在馬克思史觀指導下從事中國史學習與研究。

楊寬先生對古史分期的看法有數次變化。1957年之后，楊寬先生所持觀點從“西周封建領主制說”，轉變為“戰國封建論”，并一直堅持到八十年代。他認為西周是奴隸制時代，春秋開始社會變革，到了戰國進入封建時代。持這種觀點的還有郭沫若等一大批史學家，后來成為古史分期的主流。楊寬先生之所以成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不僅是他比較嫻熟、相對準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充分借鑒人類學民族學的理論方法和成果，運用豐富扎實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對古史分期所涉及到的許多方面，如周代生產工具和土地制度、社會結構、政經制度、文化禮俗等，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專題研究，在這樣具體而細致的研究基礎上所得出的對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和特點的認識，在深度廣度上走在當時史學最前沿。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有學者對五種社會形態說提出了質疑，80年代后，史學界主流開始對過去古史分期研究的理論方法進行反思，并提出了新的分期法。思想的解放和視野的開闊，無疑也促使已經出國定居的楊寬先生重新思索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問題。晚年他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變化，不再承認中國古代有過所謂奴隸制社會階段，最終放棄了“五種社會形態說”。他認為，西周春秋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農村公社農民（庶人），他們根本不是君主占有的私有財產；戰國以后社會的主要生產者，是國家控制下的個體小農。他們也都不是奴隸。結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根本不同于歐洲歷史，既沒有經歷希臘羅馬那樣的典型奴隸制，也沒有經歷歐洲中世紀那樣領主的封建制（《歷史的激流——楊寬自傳》第384頁）。楊先生并不否認西周春秋乃至戰國奴隸階層的存在，只不過奴隸制不占據整個社會支配地位。他在《西周史》和新版《戰國史》中，刪除了諸如“奴隸制”、“封建”種種帶有社會分期色彩的字樣。不過，楊先生并沒有對周代社會性質定以某種名稱，有時候，他使用了“貴族社會”的術語。這種觀點的變化，反映了楊先生晚年已經擺脫了馬列經典作家的理論束縛，試圖以更加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中國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這也是他總結了70多年的古史研究后，對歷史發展的一個總體認識。可惜他沒有專文更加詳細地論述這個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

三、利用三禮資料研究古代社會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禮儀之邦”。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禮文和禮典的編纂，也不遲于周代。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浩繁的周代禮制，部分保留在《周禮》《儀禮》和《禮記》之中，但這些文獻已經過戰國兩漢儒家按照其政治倫理觀念重新加以整理編訂，很多方面并非周代的原貌。漢唐學者如鄭玄孔穎達等人對三禮做了很詳細的注疏，三禮研究從此成為儒家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與之有關的學術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直到19世紀20世紀初，傳統禮學的研究重點還是放在三禮的注疏闡釋、成書時代、真偽辨析以及禮儀典章的分類匯編上，不離文字音韻訓詁與名物制度疏證，雖然成就可觀，但研究方法日漸僵化陳舊，考證論述枯燥乏味，尤其在五四運動之后，西學興起，國學衰微，禮儀和禮學被當做“吃人的孔教”成為沖擊和打倒的對象，傳統式研究逐漸衰落，學術界開始引入近代人文科學研究的方法，結合考古發現和新出土文獻資料，同時沿用漢學的考據手段去研究三禮，取得有限的成果。可惜建國后一度將禮學視作封建學術余孽加以批判，為數不多的治禮專家不得不轉變學術研究方向。在古史研究領域，幾乎很少舊時代過來的學者再結合禮學探索古代社會，更遑論舊學底子薄弱的新人了。

然而，三禮記載的不僅僅是些沒有實用性的繁文縟節，其中更有豐富珍貴的歷史和文化資料。因為周代禮制既是整個貴族社會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更是涵蓋了各種典章制度，滲透到社會肌體的各個方面，如同楊寬先生所言，“要對古代制度作比較深入的探索，就無可避免地要進入這個‘禮’的領域，做好各方面的開荒工作，對各種古禮必須作好新的探索”（《歷史激流——楊寬自傳》243頁），為此，在《古史新探》一書中，楊寬先生先后考察了籍禮、冠禮、大蒐禮、鄉飲酒禮、射禮、贄見禮等六種代表性的古禮，以及屬于禮制范疇的宗族宗廟學校職官諸制度，探源疏流，詳細分析了各種古禮的特點，意圖與作用，為深化了解西周歷史提供了極大助益。

楊先生禮學研究具有如下特色：

首先，他充分吸收從兩漢到清代的經學家有關《三禮》的注釋和考證成果，注意收集和閱讀前人有關禮和名物制度的著作和資料匯編，但他對經學家的說法，或擇善而從，或正訛匡謬，絕不盲從迷信。正因為他的禮學研究全面綜合了前人考證成果，因此他對禮書所蘊含的經義禮意的闡釋就比較精確，對禮節的鋪陳條理清晰，善于用通曉暢達的語言，描寫深奧晦澀的禮典內容，展現出深厚的經學功底和文字表達能力。禮學讀物的學術性與通俗化，在他論文中達到很好的統一。

其次，他突破了傳統禮學專重注疏考證的路子，開始結合多種學科如民族學、民俗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乃至歷史學，將現代先進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運用于禮學研究上。他民族學的材料主要來自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恩格斯的《家庭國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還有建國后西南與東北少數民族的社會調查報告。他經常將包括禮制在內很多中國早期歷史現象和摩爾根、恩格斯著作進行比較，試圖找出人類普遍的發展規律，揭示中國上古制度的起源。他重視對民主改革之前還處于“奴隸制階段或氏族制階段”的少數民族實地調查成果，也是因為其社會生活更接近我國中原地區古代的社會情況，更適合用于歷史比較。

楊寬先生之所以要借鑒和運用多種學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最主要原因是他將古代禮制當做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需要考辯其源流、性質和功用。因為禮制具有保守的特性，變化相對緩慢，因而能夠結合古文獻古文字和民族學資料，由下而上追蹤，找出源頭，再溯流而下，觀察變化。通過這樣多種學科研究手段的交叉運用和不同材料的相互比勘，在楊寬先生的筆下，許多古禮的原始來源被一一揭橥，例如大蒐禮和射禮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狩獵活動，籍禮來源于遠古的農耕儀式，贄見禮源自于狩獵采集時代的禮物交換……楊寬先生在找出古禮之源后，還進一步對其性質的歷史變化做了追蹤考察。他認為西周禮俗時尚雖然很多都有遠古的來源，但已經變質，被貴族階級利用改造和發展，成為維護統治的有力手段。因此他研究的重心，就放在對禮制的性質作用的闡述上。這樣，他已經跳出了傳統禮學的藩籬，打破經學界限，與歷史學融合為一體，形成楊寬禮制研究的一大特色。后來他從事陵寢制度和都城制度史的研究，也用深厚的禮學素養，結合歷史和考古，對很多歷史現象做了生動合理的闡釋。

四、宏觀的綜合研究和微觀的史料考辯相得益彰，多學科手段有機結合

楊寬先生特別重視綜合系統的史學研究，這方面，可以看到老師呂思勉先生治學的影響。他贊賞友人陳夢家先生的《青銅器斷代》，也正是其研究已經跳出古文字學的窠臼。楊寬先生的斷代史、制度史等專題研究，無不自成體系，視野廣闊，同時對歷史的觀察和描繪也更為仔細和精致。由于方法系統，資料詳實，觀點鮮明，結論公允，使得他的一批論著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值得深味的是，這些著作涉及艱深晦澀的上古文獻和非常專門的學術課題，它們卻都是學術暢銷書。他的著作如此廣受讀者歡迎，除了作者知名度、學術質量原因之外，還和講究寫作技法大有關系。楊先生早年受過嚴格舊學訓練，寫得一手漂亮的古文。后來他完全用白話文寫作，文字表述樸實通暢，文章結構清晰緊湊，思路富有條理，善于對復雜的學術問題作簡明通俗的表述，著筆層層推進，狀如剝筍，很是暢快。

隨著當代學術的飛躍發展，歷史學與其他社會學科相互結合、交叉滲透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如前所述，楊寬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既重視運用社會科學理論，繼承前人優秀成果，又充分吸收考古學、民族學、古文字學等相關學科的最新成就，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他特別重視出土文字資料在古史研究上的重要性，尤其在西周史研究上，他認為數百篇金文價值等同甚至超過《詩》《書》，應充分運用。因而他重視吸收古文字學家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專門研究古文字，但憑借雄厚的文獻功底，以歷史學家的眼光寫出的有關青銅器問題的文章，往往受到古文字學家的認可。他從歷史的角度用漢字文化學解釋一些文字，立意新穎，見解深刻，考證角度也與文字學家不同。楊寬先生是中國文博事業的先驅者，20余年的文物工作經歷，使他有能力在論著中大量運用新出土的考古資料，以期解決古史研究中的疑難問題。他不僅從文物考古刊物和發掘報告中搜集資料，更重視實地考察。為了撰寫陵寢史和都城史，他以花甲之年兩次考察山東、河北、河南、陜西等省有關王陵和城址，有系統地結合遺跡和文獻進行學術探討，很多見解，都來自實地考察的收獲。楊寬先生在著書立說時，很注意了解最新學術動態，凡國內外發表的有關文章和著作，他都盡可能地泛覽細讀、吸取他人之長。如他對西周官制的研究，便受到日本學者的啟發，而加以深入地論證和發展。正因為楊寬先生在學術上毫無保守習氣，努力吸收最新成果，更新知識，因而始終站在學術發展的最前沿。

在當代史林中，楊寬先生屬于高產的史學家之一。他主張學者要盡快將研究心得轉化為論著公開發表，通過這樣的拋磚引玉，求得交流、批評與爭鳴，從而推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他的絕大多數專著，每過若干年后都要進行重大修改，不斷充實完善，這其中就包括了對不同學術批評意見的思考和汲收。他不少學術性很強的論文，如西周農業中的“菑新畬”，西六師和殷八師的性質，周代是否存在墓祭等等，就是在學術爭論中撰寫的，對很多歷史問題的認識，也是在相互詰辯中得到升華的。這樣的討論，完全是認真平和的學術交流，并不夾雜個人私怨。

楊寬先生在復旦大學歷史系執教多年，他是粉碎“四人幫”、高校恢復招生以后，歷史系唯一一個為本科生上課的老教授，那時他已經60多歲，身患胃病，到復旦上課要倒兩部公交車，十分辛苦。1982年，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招研究生，我有幸成為門下弟子。印象中的老師，生活簡樸，經常穿的衣服是洗得有點發白的咔嘰中山裝。他不講究飲食，家中常見的“滋補品”，不過是普通的紅棗赤豆湯。1983年四五月間，他帶我們到山東、河北、河南、陜西、湖北考察先秦古代都城，一路風塵仆仆，馬不停蹄，經常和我們共宿一屋招待所，同擠火車硬座廂，從來不要求地方文物部門特別款待。每到一地，他不是考察實地，就是應邀做學術演講，晚上還要看資料，思考問題，非常珍惜時間，異常勤奮。老師做學問向來都是親自動手，身體力行，就連借閱資料也從來不要我們幫忙，希望我們專心學習，迅速成才。1984年老師出國后，我們保持密切的書信來往。他在海外20余載，生活充實安定，可謂一生完滿。

近年來，復旦大學為楊寬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國先秦史十講》和《復旦百年經典楊寬卷》，我有幸承擔兩書的編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更是匯總出版了楊寬先生的主要著作，大大有惠史林。一代史學大家楊寬先生雖然離我們遠去，但他的著作，已經成為不朽的學術經典。

謹以此文紀念敬愛的導師楊寬先生。

（本文原載于2016年9月9日的《文匯學人》，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