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租個女友回家”只是網絡小說里的新鮮橋段，而如今，“租人”卻真的實現了。

近期出現在APP市場的一批新型社交軟件——租人APP，讓你可以將自己租出去，或者租一個人回來。租客花錢，被租者提供陪吃飯、陪跑步、陪聊天、陪打游戲……當水泥森林里的人的需求越來越多樣化，開始有社交軟件嘗試“為孤獨買單”。

租人平臺如雨后春筍涌現，裹著共享經濟這件嶄新的大衣，內里卻夾雜著“泛黃”的暗流：前不久，一些媒體調查發現，許多租人APP都帶著濃郁的曖昧色彩。在香艷的照片文字和有意無意“放水”的審核機制背后，是罪惡滋生的溫床。

在理想化的概念設計里，租人，租的是職業技能和空閑時間；在現實世界的光怪陸離中，卻演化成了荷爾蒙沖動和徘徊在法律邊緣的欲望之橋。

一些人以出租時間為幌子提供性服務，租人平臺“睜只眼閉只眼”為性交易大開方便之門，扭曲了共享經濟的底線。

平臺從業者們堅稱，這并不是一門排遣孤獨、紓解欲望的生意，而是行業初創期的不規范經營。當用戶達到一定量級后，只要對出租者和租客的技能、需求進行劃分，更強調特殊專業技能，就能打造一個“全民出租的共享經濟平臺”。

問題來了：在社交網絡與非法服務之間“走鋼絲”的APP，一旦滑入了荷爾蒙深淵，還能再攀上“共享經濟”彼岸嗎？

幾乎所有相關從業者都知道，共享經濟是互聯網+的新風口，低門檻、高收入的特點讓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此，盼迎風而上分一杯羹。在浩蕩的行業東風下，各種細分類別紛紛生長：滴滴出行、e袋洗、PP租車、螞蟻短租，甚至上門美甲、浴足……

而與上述所有類別都不同的是，在“租人”這一模式下，所謂“共享經濟”，共享的是空閑時間。那么，是不是只要出售了時間，其余內容只需租客與出租者自愿協商？

這個問題的背后，正是租人APP的核心爭議所在。與提供實物資源、專業服務的針對性相比，“出售時間”是一個泛化、卻又顯得尺度頗大的概念。換言之，在被出售的時間段內，共享經濟的邊界在哪里？

一個現實的回答是：正是由于邊界不清，又有著類似O2O的隱私屬性，故而才出現了利用“租人”進行性交易的一幕。即使暫將道德議題擱置不談，僅法律層面的厘清與監管層面的操作，也存在著不少難點——

其一，共享經濟低門檻的特性，使得無論是應用市場還是監管部門，都對入駐者缺乏嚴格的審查。多數租人APP并不要求實名注冊，往往只需手機號驗證，照片等信息皆可捏造，卻仍在應用平臺大行其道；而監管部門也很難因新生軟件而專門立法規范。

其二，野蠻生長的軟件倉促上線，在初創期往往看重市場占有率，而忽視服務質量本身。更有甚者，巴不得以搏出位、試探底線甚至突破底線的方式來吸引更多用戶，產生更大流量，進而獲得投資市場的青睞。

其三，線上社交、線下服務的行業模式，天然帶有風險屬性。有限的員工面對巨大的市場，很難發現客戶在實際見面時會發生什么。隱私屬性不僅為非法交易穿上了隱形衣，甚至還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隱患。

當然，在移動互聯網大行其道的時代，在共享經濟的新風口下，如果就此扼殺“共享時間”的互聯網+模式，無疑是逆勢而行。那么，怎樣才能讓租人APP回歸正軌？

上海大學危機與問題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孫繼偉教授認為，共享經濟包括人力資源、信息知識資源兩方面，租人涉及的主要是前者。第三產業正在不斷細分，而共享經濟作為其中的主力軍，應加以引導，而非“一刀切”式的限制。

沒有租人APP，涉黃等違法犯罪依然會尋求其他途徑和平臺。而大多租人APP具有信息記載功能，執法部門可利用其了解和追溯相關違法犯罪。孫繼偉說，相關部門應該要求租人APP用戶實名制，并對已經實施多年的手機實名制進一步核實、提高準確性，以此作為監管基礎，保持科學監管，依法查處。

著有《零邊際成本社會》的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說，共享經濟是一種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新型經濟體系，“協同共享”的新經濟模式未來將不斷壯大，很多領域都將被卷入其中。

究竟何為共享經濟，學界與業界尚無準確定義。然而，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它將以怎樣浩蕩的形式來襲，在以租人APP為載體的這方小領域里，只有荷爾蒙“下架”，共享的價值才能真正“上線”。

（本文原題為《租人APP來襲：租的是人，還是荷爾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