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生讀博時期的指導老師梅谷（Franz Henry Michael，1907-1992）教授，有時也被張先生稱作梅福士或邁克爾，但學界一般用“梅谷”作為他固定的漢名。梅谷是一位德裔猶太人，在當時的國際近代中國歷史學界算是有些名氣的學者，1933年起曾在杭州的浙江大學任職，教授德語，1938年來到美國，從事中國研究。張先生在美期間，與梅谷有長達十二年的從學、共事經歷，可以說梅谷是了解張先生在美經歷的關鍵人物。

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張先生中國紳士研究這一主題即是在梅谷指導下選定的。當時遠東所制定了抱負宏大的研究計劃，像19世紀中國鄉村問題就派給了蕭公權。對19世紀上層階級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進行考察也是研究內容之一。據張先生說，《中國紳士》出版前，梅谷花了很大力氣來幫他修改，以至于當時遠東所的所長暗示張先生是否應將此書與導師聯署出版。張先生對此很不以為然，以后間或會抱怨美國人常有利用中國學者之事，甚至中國學者作出的研究成果被美國教授據為己有，吃了悶虧。張先生是留美學生中的佼佼者，然而寄人籬下，總難逃這樣那樣的困擾。

張先生提到的那位所長是戴德華（George Taylor），其實梅谷與戴德華的關系并不算密切，后來二人鬧矛盾，梅谷遂移席喬治華盛頓大學。好在梅谷對張先生始終十分友善，贊同出版張先生署名的兩部著作，在自己主編的《太平天國文獻集》（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的封面上也不忘標注合作者張仲禮的大名，這本書的前言中，梅谷感謝的第一個人就是張先生，說他全面的學識和對資料悉心鑒別、翻譯與注釋，為這項工作做出了寶貴的貢獻。除文字工作以外，張先生還為華大太平天國研究項目的團隊建設進過心力，是梅谷的好幫手。在向費正清推薦馬若孟之前，他還曾試圖介紹馬若孟加盟遠東所?？偟膩砜矗饭扰c張先生師生二人應當相處融洽，張先生晚年對梅谷還有深情的回憶。

何炳棣的批評

梅谷還有一次代張先生“受過”的經歷，這與另一位史家何炳棣有關。事情是圍繞張先生的中國紳士研究而起的。1956年，費正清舉辦了一場為期一周的小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討會，時間是8月30日至9月5日，地點在新罕布什爾州拉科尼亞（Laconia）的一個度假村。參會者達二十人次，華人有何廉、楊聯陞、何炳棣、房兆楹、劉廣京、王念祖、周舜萃等人，西人也有十余位。許多人都與費正清的項目有關。梅谷出席了這次會議，張先生提交了論文但沒有與會。

費正清對張仲禮“無法參會”來信的回復

這是場“頗為熱鬧”的討論會，連楊聯陞都認為“有相當收獲”，可是一貫直言的何炳棣指出，其中只有兩篇論文水平夠格。會議共收到了八篇論文。按照會議議程要求，文章由指定評論員闡述要點，并提出批評意見，然后再由作者答辯，并進一步和其他與會者交換意見。張先生提交的是題為《傳統中國的收入分配和投資（儲蓄）模式》（“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the Savings-Investment Pattern in Traditional China”）的短篇論文，應該是對《中國紳士的收入》相關論點的提煉。由于他的缺席，梅谷便代替他進行作者答辯。

何炳棣在這次會上根本否定了張先生有關紳士的定義以及其基本數據的推算，他憑借自己調查中國人口數量的經驗，認為張先生這項研究并不成立，于是發難抨擊：“基本數據既如此殘缺，紳士的定義又如此欠通，怎能嚴肅地進行紳士收入的研究？”

何炳棣覺得顧問何廉贊同了他的意見，不過他的主張顯然沒有獲得爭論對手的認可，張先生的相關研究一直持續到1958年11月底，梅谷在幾年后張先生離開美國的情況下堅持將《中國紳士的收入》仍放在華大“亞洲叢刊”中發行。這導致何炳棣晚出的專著《明清社會史論》對張先生的觀點有多處批評。在那本書里，何炳棣起先只是隱諱地提到“某位現代作者”，然后終于忍不住點了名，所批評的還是定義的準確性與數據的有效性這兩點。何炳棣雖然承認張先生“研究這個課題遠比前人廣泛”，卻認為其結論“是相當令人懷疑的”（用徐泓教授譯文）。至于張先生對紳士財產的估算，何炳棣根本不予采納。

何炳棣的這一系列批評，張先生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中國紳士的收入》中梅谷的前言與著者自序均對數據準確性問題作了辯解。但由于原始會議資料迄未公布，故而學界似乎并不知曉張先生本人是否曾對此作出系統的正面回應。同樣對張先生（有關國民收入）的數據有批評性意見的是匈牙利學者亞歷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他是那次會議的主席，剛剛加入費正清團隊不久。張先生在《中國紳士的收入》序言中感謝過他，可見他們后續有所交流。張先生沒有提及何炳棣。何炳棣認為自己的評論使得這次會議“原計劃要出版的論文集無聲無息地終于流產了”，而費正清給出了一個解釋是：會議涉及的問題過于寬泛，因此沒有專門的論文集問世。不過，張先生與會務組的通信似乎顯示原來確實是想要編輯論文集的。本文開頭提到1958年張先生給費正清的那封信，仍在討論論文集的具體事宜。

在另一封給?？怂固沟男胖?，張先生感謝了他直言不諱的批評，并說會遵照他作為一名編者的判斷來修改自己的論文形式。張先生承認，對18、19世紀中國國民經濟數據作出統計是困難的，不過他在論文修訂本中增加了一些例證以彌補這一缺憾。另一方面，他又條列了從順治十八年（1661）至光緒十三年（1887）幾個年份的耕地面積數據，并認為官書中的記錄是可信的。這種觀點，對于將還原“丁”、“畝”兩個概念的真正涵義為賦稅單位的學術創見視作畢生重要成就之一的何炳棣來說，顯然是無法接受的，而張先生持之甚堅。

如何評騭何張之爭的優劣勝負，茲事體大；并且張先生提交給會議的僅是論文核心觀點的摘要，不一定全面反映他的整體觀點，我甚至懷疑《中國紳士的收入》正式出版時曾有局部修正以照顧何炳棣的看法，這些都絕非本篇短文力所能及。還是讓我們回到上述費正清召開的會議。

梅谷作為與何炳棣辯論的主角，可能招架不住何炳棣猛烈的“炮火”，費正清甚至為了避免過度爭執，不得不決定由梅谷與何炳棣分別向會議顧問進行陳述。顧問之一的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 Kuznets），后來獲得了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據說他對王念祖的論文給予了“有力的辯護”；而對于中國紳士的收入問題，他從前是支持張先生進行此項研究的，可惜我們不太清楚他在這次討論會上作何表示。多年以后，何炳棣仍然對沒能當面駁斥論戰對手耿耿于懷，在回憶錄中寫了一筆：“這時張尚未回上海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中的要職，不知何以將論文由實際主持華大遠東中心教研的麥寇教授代為宣讀?！?/p>

張先生是1956年7月初才收到費正清有關這次會議的正式邀請的，并被要求在8月1日前提交論文，時間安排非常緊湊。7月11日張先生接受了邀請，隨后提交了論文。但在8月2日，他即告知費正清和?？怂固梗约和耆捎谒饺嗽驘o法參會。至于是何種私人原因，外人無從知曉。 何炳棣當然也不知道。他的回憶錄除了又給梅谷冠以一個新的漢名，同時也流露出他因為對某些事情太過在意，而另外一些事太不在意，遂不經意犯了一個時代倒置的小錯誤：張先生并非一到上海就獲擢拔至高位的。

回到祖國

其實，張先生此時雖然沒有回國，但很可能已經有了這方面的打算。還是1956年，在中斷聯系多年以后，張先生又一次收到了父親的來信，家事而外，他還知曉了新政權的一系列變化，甚至也知道了年初中共中央《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中發出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本來，新中國成立后，張先生也在華大圖書館中偶爾見到的《華僑日報》等刊物中零星搜集著大陸的消息，他一開始出國留學，就沒有想過要長久滯留下去，總盼著學有所成后擇機報效祖國。1957年，在已經履行完上一學期的教學任務之后，張先生正式向華盛頓大學提出辭職的申請，準備回到祖國。以往對其這一關鍵階段情況的了解，主要是依靠張先生簡略的自述，很難有進一步的切實認識。最近本院馬軍研究員從郭廷以日記中摘錄出部分活動記錄，使我們對張先生回國前的經歷能夠有更多的了解。

當時的“中研院”近史所尚有如嬰孩初啼，郭廷以1957年11月11日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頗有為近史所打開局面的意味在內。由于華大遠東所的整體風氣是偏向國民黨的，故而西雅圖便成為郭廷以主要的落腳點。根據《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他在到達后第二天就見到了張先生。在美期間，他不但與張先生就太平天國文獻研究等學術問題和華盛頓大學遠東所內情等人事問題交換過意見，還曾嘗試共同制訂合作計劃，過從不密亦不疏。

郭廷以赴美的目的本就包含招攬人才在內，他跟蕭公權說過：“中美文化合作事，財在其次，人為第一?！比绻a生為國民黨延聘張先生赴臺的念頭，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況且張先生不是北大系統出身，郭廷以若能把他招入麾下，會少很多顧慮。當然，二人在交往中是否正面談及這一議題，我們不得而知。照那時的國際形勢看，恐怕不容得張先生把內心的判斷向交情未深的人透露；郭廷以恐怕也不會貿然提出請張先生到偏安一隅的臺北政權去服務的要求，而且他也許聽說過張先生1948年4月念完碩士以后曾經短期回到國民黨治下的舊中國，但卻報國無門的往事。

總之，郭廷以大概一開始并不知道張先生想要投奔新中國的想法，但隨著交流漸深，即對張先生的動向有所耳聞。1958年1月4日，他和張先生夫婦觀影閑談，郭氏記：“張氏夫婦準備回大陸，據云為張夫人之意，就談話情形觀察，大致近真?！边@一可貴的記錄縱然僅為郭廷以的推測之辭，尚有待證實，但可以看出郭氏對張先生的行止確實非常關心。31日，郭氏又記與梅谷見面，說梅谷請他“轉勸張仲禮先生取消回中國大陸之議”，但并未提到他自己如何應付。及至8月11日即將回臺的前夕，郭廷以又會晤了包括張先生在內的華盛頓大學友人，張先生約他喝茶，據他揣摩，張先生“一時似不致即返大陸”。毫無疑問，作為一位胸懷壯志的學術領導者，郭廷以一直在觀察著這名青年學人。

離美之后的郭廷以仍在密切關注著張先生的動向。11月18日，他接到鄭憲函告，“知張仲禮君決返大陸”。郭廷以若有希望張先生到南港發展的心愿，至此也已然落空了。12月6日，身在臺北的郭廷以強忍著重感冒帶來的不適，組織近史所的青年人重新布置了所圖書室，將會議室改為閱覽室。他不知道，恰好是在這一天，張先生帶著妻兒第一次踏上了新中國的土地。張先生在深圳看到了五星紅旗，也望見了牌樓上19個醒目的紅色大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新中國成立伊始，就決定將爭取海外學子回國服務列為一項重要方針。據保守估計，1950年前后在國外學習未歸的中國留學生總數應當在5000人以上。這對于篳路藍縷、百廢待興的人民共和國來說，不啻是一座亟待挖掘的人才寶庫。開國大典之后不久，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就召開了聯席會議，決定成立直屬該會的“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體現出高層對海外人才問題的重視。

但是由于當時的冷戰氛圍，特別是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的盛行，華人教授和留學生的自由流動受到很多限制。1951年，美國移民局頒布法令，禁止中國留學生出境，違者將罰款5000美元或判處5年以上監禁。受這種境況影響，張先生幾乎得不到國內任何可靠的消息。正好他這時取得博士學位拿到教職，也便呆了下來。中國留學生的窘況持續到中美關系有所松動之后才得到改善，在1954年日內瓦中美第五次大使級會談上，中美雙方就兩國平民回國問題達成協議，美國不得阻止想回國的中國人員歸國。于是，在1954年底至1957年底又掀起了一股歸國的小熱潮，總共有400人左右回往北京。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召開。張先生收到家信，就是在這個時期。盡管如此，像很多準備投奔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在從提交申請到真正離開美國的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張先生一家過得也不十分平順，比如遇到住房和教育問題，便惹過些麻煩，或者說是迫害。但無論如何，張先生總算是遲鴻晚來了。當時絕大多數返國的海外學子都要先到北京報到后才會分配工作。1958年全年有46名留學生回到大陸，按張先生的抵達時間推測，他說不定是那一年最后一名去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報到的留學歸國人員。

《中國紳士的收入》一書的著者自序末署1958年12月，很可能是在月初那幾天寫就的。1959年元旦以后，張先生抵達上海。約在同時，梅谷為該書撰寫了前言。新的研究使命在向張先生招手，他也許很難在第一時間讀到梅谷的前言定稿。

正式成立只有4個月的上海社會科學院，還是一個年輕的機構，可職工已有千人左右。就在年初，上海社會科學院才應上海市委的要求，從教學機關轉變為研究機關，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作為此后的總方向和工作任務。剛剛回國，張先生對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建立還不知情，因為想要回到上海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于是上海市委便順理成章將他派到了這里，成為一名正式員工。

那時候的上海社會科學院設立在圣約翰大學的舊址上（今天的萬航渡路1575號），張先生等于是回到了自己母校校園里的新單位，開始新工作。這年2月，他到社科院的經濟研究所報到了。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建院與張先生的回國，時間上相后先，所以張先生晚年不止一次說過，他仿佛就是為了上海社會科學院才回來似的。

實際上，張先生之歸國，承擔了很多個人損失。除卻通常提到的終身教職與優渥的收入之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背景，就是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據此法案，美國許多基金會開始大力贊助對中國的全方位調查研究，以培養為其服務的“中國通”。這其中尤以福特基金會出錢最多，華盛頓大學遠東所正是在其資助下獲得了大跨越式的發展。張先生決意回國，自然和這一波學術潮流無緣了。但是，成為為人作嫁的“中國通”，絕不是那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普遍理想。

張先生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之初，就由經濟所黃逸峰所長安排進行無錫榮氏家族企業史料的研究，后來又開始著手英美煙草公司在華企業檔案的整理，一干就是四五年，直到1965年被調去參加“四清運動”。張先生沒趕上“反右”，其實在準備回國的時候，梅谷就曾用費孝通被打為“右派”的例子警告過張先生，但張先生不為所動，他覺得張仲禮不是費孝通，經濟學也不是社會學?？上?966年“文革”一起，10月，張先生未能逃過沖擊；他在美國時與梅谷等人合作編成的《太平天國文獻集》恰好在這一年出版，包括孔飛力在內的幾位學者隨即撰寫書評給予認真評介。遺憾的是，這位孔飛力筆下的“19世紀社會史領域的著名專家”，要捱到1971年7月方始調回上海，然后從事了七年翻譯工作。打這以后，張先生的生活與工作才算是穩定了下來。遭受的所有這些，都沒有消磨他為國服務的赤誠之心。1978年10月，上海社會科學院復建，張先生又回到院內工作。他1980年1月任經濟研究所情報資料研究室主任，9月任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84年1月，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1987年6月，升任院長。到了這時候，張先生才真正獲得了何炳棣印象中的“上海社會科學院中的要職”，他的人生又揭開了新的華章。

（本文原題為《張仲禮在1958》，原載于2016年9月2日《文匯學人》，現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