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抹茶道。

體驗過日本抹茶道的人都知道，賓客在喝上一碗主人親手打制的抹茶之前，要經歷一個何其繁瑣的過程。而點出的那一碗綠綠的抹茶湯，喝到嘴里，還有濃濃的青草味，和中國茶飲追求的色香味形俱全的品鑒理想相去甚遠，還難免有點小沮喪。

也正是因為這套考驗耐心的“儀式感”，讓我經常聽到這些說法：“日本的那套就是中國古代的喝茶方法”、“他們對我們的飲茶傳統保留得很完整”、“抹茶已經是我們拋棄的飲茶方法了”……聯想起前段時間被蔡瀾先生批評的花架子式當代中國“茶藝”，無論哪種說法，都可以看出，日本抹茶道被國人賦予了一種更“傳統”的中華茶文化“遺留物”形象。而這種想象源于我們自身傳統的悠久及其在當代的丟失。

早期的日本茶道曾是浮華名利場的工具

日本的《類聚名物考》中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本朝高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說法。

在此之前的鐮倉時代，榮西法師把宋代的禪宗和飲茶習俗帶入日本。 那時的飲茶方式，正是現代“抹茶”的雛形：將干燥的茶葉磨成極細的粉，加入熱水，以茶筅快速攪動起泡沫。不過這種茶，在宋代被稱為“末茶”。

說來有趣，最早使末茶在日本風靡的原因倒不是品茶本身，而是宋代的“斗茶”游戲。斗茶是宋代風靡的一種游戲，是以競賽的形式品評茶質優劣的一種風俗，以茶面湯花的色澤和均勻度、盞的內沿與湯花相接處有沒有水痕來衡量效果。色、香、味三者俱佳者，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不同于宋代斗茶品鑒茶品質的優劣，日本的“斗茶”是通過飲茶猜出茶的產地是否正宗來評判勝負。當時所說的正宗茶，都是京都的（木母）尾茶，這是榮西法師贈送給他的友人明惠上人種植的。在（木母）尾茶最盛行的時代，這個產地的茶才能被稱為“本茶”。今日的抹茶圣地宇治一直到日本戰國時代（1467—1615年）才得到認可，在當時只能被稱為“非茶”。

開慶元年（1259年）南浦紹明入宋，歸國時將一套徑山茶臺子（制作末茶的茶磨和茶磨盤）與茶道具，以及七部中國茶典一并帶回了日本，在寺內推廣徑山的禪茶。后來南浦昭明的弟子宗峰妙超開創建了京都的大德寺，茶道器具和禪茶儀式也隨宗峰妙超到了大德寺。日后對日本茶道的創立有很大貢獻的一休宗純和村田珠光都出自大德寺。

茶道初傳入日本，并沒有立刻形成自己的風格，甚至并沒有“茶道”這個詞，而是以“茶之湯”為之表述。

早期的茶道并不像今日看到的這般清冷風格，相反，因為當時受到唐宋文化影響太深，要想成為茶道名人，必須擁有唐物（指從中國傳來的藝術品和陶器等），茶道用具都是以使用昂貴華麗的唐物為榮，當時茶室的建筑風格與后來的茶室比較起來簡直浮夸，多為夸張的中國式、兩層建筑的茶亭，或者唐代書院式高大的建筑。茶會的主人和客人的打扮也都十分夸張，“主客雙方都要裝扮成具有相當地位的和尚，身穿緞子衣，外罩金線織花錦緞的袈裟，地上鋪著豹子皮，身體還要靠著憑肘”。（《茶道的歷史》）甚至，在那個時代做茶師，有時是拿生命在工作——如果跟織田信長或豐臣秀吉面對面做臺子點茶，稍有不慎，就要被砍掉腦袋。

所以，初期的的茶會可謂浮華的名利場，茶道是名利場上的工具。

16到17世紀，“茶之湯”大體是作為一個包含藏茶、吃茶的規范和精神理念的詞來使用的。直到17世紀中后期，作為有著內涵吃茶作法的規范和精神理念的詞語的“茶道”一詞才初見文獻。而對于“茶道”到底是什么，日本學者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釋，但歸納起來，可以理解為一種以服用抹茶為契機而創造出來的綜合性的文化體系。

日本茶道為何會從物質炫耀轉向平凡之美？

日本的抹茶道真正興起是在中世（鐮倉、室町時代）的亂世。日本茶文化研究學者桑田忠親感慨地說，那個時代，無論是茶道鼻祖田村珠光、中興名人武野紹鷗還是最后的集大成者千利休，他們的理想都是以茶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作為基礎，來建立絕對和平的、充滿人間之愛的殿堂。

到了珠光時期，因為他擁有跟隨大德高僧一休和尚參禪的經歷，所以把“佛法在茶湯中”的理念帶入了茶道，從外在和內在改變了日本茶道的氣質。

田村珠光首先改革了浮夸的書院式茶室，創造了“數寄屋”式茶室，這種草庵茶室更接近日本農村的建筑形式。珠光說過“草屋拴名駒，陋室配名器”，意思是，寒酸破舊的茅屋（茶室）外拴著名貴的馬（將軍階層），簡陋的茶室里有名貴的茶器，這就是差異的搭配，而這其中就蘊藏著“茶味”。珠光通過改革茶室構造，倡導“人人平等”的理念，來參加茶會的人，無論貴族與否，都要從“窩身門”進入，用“蹲踞”式的洗手臺和“下腹雪隱”的廁所。換言之，以大家都成下人的方式實現了人人平等，這就是日本茶道的核心精神——侘。因為人人平等，所以珠光提倡主客在茶會中應該相互關照，彼此真心相待，這就是我們熟悉的“一期一會”的思想。

茶書《南方錄》中說：“小草庵的茶之湯，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為根本。追求豪華住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舉。屋，能遮雨；食，能解饑，足矣，此乃佛之教誨，茶之湯之本意也。”所以從珠光的草庵開始，日本茶道的根基在于，它是以佛教為引導的，基于對人的欲望、對作為人的最低需求進行深刻反省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文化。而從珠光開始，日本的茶道由之前的物質炫耀上升為精神本位的茶。對茶本身的生物性要求降低，對吃茶的社會性要求提升。

武野紹鷗時代，茶道更加日本化。紹鷗最大的貢獻在于，他能夠從凡人認為平常普通的事物中發現驚人的美，這就是所謂的“目明”。雖然作為一個富有的皮革商人他擁有60件唐物，但正是他的“目明”，使得日本茶道用具走上了拋棄唐物自我發展道路。他完全打破了凡物不能入茶道的原則，善于在日常中發現有“侘寂”之美的物件：比如“天目茶碗”是來自中國的唐物茶碗，“耀變天目”和“油滴天目”是十分鮮艷的，但“紹鷗天目”是用信樂的民間陶器生產的無釉陶，只是外觀上模仿了天目盞，并不漂亮。著名的茶具“阿彌陀堂釜”原本是放在有馬溫泉的阿彌陀堂走廊下的燒水鍋，被發現后變成了茶釜。

以前茶室中掛在壁龕中的字畫也都是來自唐代的繪畫，以山水、花鳥或人物畫為主。但紹鷗首次把日本的和歌掛在了茶室壁龕中，打破規矩，創造了新傳統。

正是由推崇華麗奢侈的唐物到能發現本土“平凡之美”的轉變，讓日本茶道的美學載體實現了轉變，形成了以真誠、謙遜、不奢華為核心的“侘”茶精神。這些看起來“侘”的茶器，并非真的簡單寒酸，而是在制作和發現過程中包含著謙遜的“侘”之心，這些器物體現出來的，也就是茶會主人的謙遜之心。

到了千利休的時代，他在器物和空間改造上都有成就，被認為是茶道的集大成者。

首先是器物上進一步日本化。創造出了真正的日本抹茶茶碗，就是今燒茶碗，也是后來“樂燒”的開端。除此之外，還發明了吊桶水壺、竹制鍋蓋架等茶具，完全取代了唐物，形成與唐物精致華美相反的，追求樸拙、自然風格的寂寥的“侘”茶道用具體系。千利休幾乎不考慮茶具與茶的顏色搭配，而更側重于茶人修為深淺與道具的協調。如《心之文》說，“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執己見……初學者爭索備前、信樂之物，真可謂荒唐至極。”

在茶室空間設計上，利休建造了只有兩張榻榻米大小的“待庵”茶室，這種小空間的茶室，能更好的拉近主客之間的距離，提升茶道的精神和交往功能、營造出彼此關愛的和諧氛圍。主人的技法成熟，客人必須也得具備同樣的茶道修為，主客間必須做到心心相印。點一碗茶的過程，其實也恰是建立各種人際關系、進行角色轉化的一個訓練過程。在“一期一會”的空間里，“雪下青青草，春意已盎然”（千利休詩）的侘茶精神，就是在嚴肅的稍顯寂寥的點茶喝茶中（雪下青草），賓主通過執行各自的禮儀完成茶會，實現一味同心、異體同心的交流，從而實現情感的最大滿足（春意盎然）。

正所謂：利休之后，再無茶道。

日本茶道的本土化：被想象的“中華傳統”之華麗蛻變

其實，在日本的抹茶道發展過程中，去外來化和建構自身文化認同是不變的主題。茶室建筑形式和茶具器皿都在不斷拋棄唐物及其影響，當外在的“形”完全日本化后，作為其文化內涵的“質”在逐漸融入本土的佛教、神道教、美學、工藝、建筑思想后，形成了“侘”這一文化理想——有中有無，無中生有。它不是悲觀失望的寂寥，而是一種安詳沉穩重獲新生的寂靜。

有趣的是，與中國重視點茶技巧不同，日本茶道并不重視點茶本身的技巧。當有人詢問千利休點茶要訣時，利休的回答是：“夏天辦茶事要使人感到涼爽，冬天辦茶事要使人溫暖，炭火要燒開，茶要合口外，就沒有什么秘訣了。”

利休并未正面回答如何“點”一杯茶。宋代的《北苑別錄·研茶》中說：“過熟則色黃味淡，不熟則色青易沉，而有草木之氣。”追求茶味的中國末茶是不能容忍草的味道的出現的，而色澤鮮綠的日本抹茶恰恰推崇草木之氣。

幾千年來，如何去除茶中的草木之氣、降低茶的苦澀感一直是中國茶人的追求。明清時期，茶類的豐富、散茶瀹泡法的提倡，讓茶飲比之宋代的末茶更講求香氣神韻，更追求口感層次豐富度和視覺審美。但直到今天，日本的茶飲還是以殺青程度較低的蒸青綠茶為主，而這恰恰是唐宋時期最常見的殺青方式，較之中國更普遍的炒青和烘青來說，日本的殺青方式香氣更低。之所以這樣對比，想說明的就是：茶飲傳入日本后，他們對茶最初的關注點發生了變化，日本的茶從一開始就不強調其作為一種飲品的“口感”價值，這也使日本飲茶文化與中國飲茶文化走上了不同的發展方向。

因此，盡管日本今天的抹茶道呈現出好似傳統中國唐宋時期的末茶點茶方式，但它早已不是國人想象中的中華茶文化“遺留物”。

如今，除了抹茶道以外，在茶都宇治，你能品嘗到各種與抹茶相關的食品，抹茶面條、抹茶飯、抹茶甜品，而人見人愛的抹茶冰淇淋更是風靡全球，連外來的“洋果子”也沒有逃過被“抹茶”的命運。這種外來的綠色植物粉末，在一飲一食中，建構了屬于日本的專屬文化符號。如何把外來文化與自身文化完美結合，這對照貓畫虎學習臺灣“茶藝”的大陸“茶藝工作者”們來說，也許是應該好好補上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