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訪梅小璈先生，他在微信中說：“你住在哪里，我過來吧。”

約在北京崇文門地鐵口，我等錯了一個出口，他電話說：“沒事，我馬上走過來。”

其實，64歲的梅小璈這段時間非常忙。因為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70周年，各方紀念活動不斷。

70年前的3月20日，他的父親梅汝璈從上海啟程，搭乘美軍飛機前往東京，代表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他原來以為只要幾個月時間，沒想到審判歷時兩年半。

那段歲月，梅汝璈法官經歷座次分歧、量刑爭議等諸多波折。當年，他有一句話流傳甚廣：“如果這些日本戰犯不能被判處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謝國人。”悲壯之情溢于言表。

最終，11名法官以6：5的微弱多數裁定，判處東條英機、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

正因如此，后人稱梅汝璈為“中國第一大法官”。“東京審判”成了他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他的故事也被反復講述。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梅汝璈從東京歸來之后，這位頂尖法學家的后半生是如何度過的？

歸國：“我們全家住進北京一處平房，據說是杜月笙當年買給孟小冬的。”

高淵：“東京審判”到1948年11月底結束，梅汝璈先生回國后去了哪里？

梅小璈：先到香港躲了一段。那個時候，國民黨政府準備任命他做司法部長，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話，是一定要去臺灣的，因為當時蔣政權在大陸敗局已定。

我父親沒有接受，躲到香港去了。當時在中共這邊，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他的工作，后來到香港住了一段時間，就有中共方面的人員來聯系，準備安排他北上。

高淵：當時有一大批文人都在香港，后來他們分批北上。

梅小璈：對的，還有很多民主黨派人士也在香港。我父親沒有他們那么出名，在國內的政治活動里不是那么活躍的，但也有安排。

據說，我父親在中共人員的安排下化裝成商人，坐一條運煤的船北上。半路到舟山附近，還被國民黨的軍艦截住，要檢查證件。護送我父親的人拿出錢來賄賂軍官，結果軍官把錢拿走了，沒有認真搜查，而且海軍的軍官也不認識梅法官，要認出來的話，也許就抓走了。

高淵：到北京是什么時候？

梅小璈：1949年底吧。

高淵：到了北京以后，擔任什么職務？

梅小璈：當了外交部顧問，后來還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他的工作關系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在那兒上班，沒有什么實質性職務，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點翻譯。

外條法司有個專家室，負責人是國際法的泰斗周鯁生，當過武漢大學校長。后來，“東京審判”中擔任中方顧問組組長的倪征燠先生也從上海調來這里，那時候倪先生所在的東吳大學已經被合并掉了。

高淵：你們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里，是外交部的房子嗎？

梅小璈：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我父親是一個人先回來，在北京安頓下來之后，再去香港把我母親和姐姐接回來。

我們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反正房租交給房管局，就在現在的長安大戲院后面。據說我們住的那個平房，是杜月笙給孟小冬買的房子，后來他們都到香港去了。到了“文革”前，我們搬到建國門外的外交部宿舍，那個時候覺得有暖氣、煤氣，條件真的是挺好的。搬走之后，那個平房空下來，后來變成大雜院了，據說到80年代，杜月笙的后人還來找過這個房子。

高淵：那個平房是個小的四合院嗎？

梅小璈：不是規整的四合院，有西房和北房，東南沒有房間，但上面也是青磚瓦的，中間有一個小庭院，不只我們一家住。

高淵：住的條件在當時還算可以嗎？

梅小璈：我覺得在平房里算可以的。我們一家四口住四五間房，房間不是很規整，但面積不算小，有時候老家來親戚住一下，也不覺得擁擠。

房子里還有西式的衛生間，有一個抽水馬桶。這在50年代很少見，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里面都沒有這個東西。我們邊上院子里的衛生間，還是那種需要淘糞工人來清理的。我記得那時候同學來玩，都對抽水馬桶的水箱很好奇，這個東西怎么會有水下來，特新鮮。

審判：“我父親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不以‘密蘇里號’簽字順序排，就以法官的體重排。”

高淵：你們祖上有什么背景嗎？

梅小璈：完全沒有。我父親是1904年生在江西南昌縣，祖父稍微有點文化，當時新式小學剛剛出現，祖父沒把父親送私塾，而是送進了城里的小學。

我父親12歲的時候，就考到北京的清華學堂，就是美國人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建的。那時候，清華學堂是八年制，也沒特別分專業，英語的訓練比較強。大部分學生畢業后都到美國去留學，我父親是1924年去的。

高淵：直接考進了斯坦福大學？

梅小璈：對，他在斯坦福讀了兩年，讀文科基礎。然后1926年到芝加哥大學，讀了兩年就拿到了英美法學博士學位。這個速度應該說是很快的。

高淵：梅先生回來后就一直在大學任教？

梅小璈：他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后，到歐洲游歷了一番，1929年回國，先后在山西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還長期擔任立法委員，參與過很多法律的制定。抗日戰爭勝利后，要追究日本戰犯的責任，他被任命為中國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

高淵：這里有個懸案，到底是誰推薦梅先生去擔任這個職務的？

梅小璈：確實有好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王世杰推薦的。他當過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教育部長，而且也是清華出身，后來留英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薦的。向先生比我父親大十來歲，他也是從清華出去的，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法學博士。據說當時中國政府選派向哲浚出任“東京審判”中方法官。但向先生考慮到起訴懲治戰爭罪犯，檢察官的責任可能更為重大，加上年齡等因素，推薦清華學弟我父親出任法官，他自己擔任檢察官一職。

高淵：接到這個任命，你父親覺得意外嗎？

梅小璈：當時我還沒有出生，不是很清楚。其實他就是一個書生，沒在政界做過什么大官，也沒當過哪個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優勢大概就是對英美法律程序比較熟悉，還有就是語言過關吧。但其實當時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有很多留學回來的。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蔣介石是怎么想的。他是真的重視呢，真的選拔一個人才去，還是走走形式，反正勝敗已分，派個教授去就行了，很難說。

高淵：還有一個爭議，就是庭審法官的座次問題，10年前拍的電影《東京審判》就突出渲染了這一細節。大多數人都說，梅先生對此據理力爭，體現了偉大的愛國情懷。但也有人說他是小題大做，甚至以退出為要挾，是為民族立場而犧牲法律立場，這個過程究竟是怎樣的？

梅小璈：我父親自己專門寫過這個過程。一開始，各國法官對座次沒太當回事，我父親認為就是按“密蘇里號”上受降時簽字的次序來，是：美中英蘇澳……多數法官都贊同。

但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讓跟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手，他提議以聯合國安理會五國來排，就是美英蘇中法。但馬上有人提出，五國應該按英文字母排，中國應該在第一個。

接下來的討論就亂了。有人說應該按法官資歷排，有人說可以完全按英文字母排。我父親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不以“密蘇里號”簽字順序排，就以法官的體重排，我們中國可以換一個比我胖的法官來。

第二天開庭預演，庭長自行宣布座次為：美英中蘇法加……并說已征得盟軍最高統帥同意。我父親憤然離席，回到他的辦公室脫下法袍。同時，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議。庭長來跟我父親說，今天預演先這樣，明天正式開庭再說。我父親當即表示他將辭職，讓政府另派法官。

如果這樣的話，第二天的首次正式開庭勢必延期，必然造成世界影響，這是誰都負不了責的。這樣，庭長終于表示，就按多數意見，按照受降簽字次序來排座位。

高淵：你怎么看你父親的座次之爭？

梅小璈：當時的狀況是，國際輿論都說中國是“假強”，實力非常有限。像美蘇英等強國，內心深處是不太看得起中國人的。正是因為處于這樣的地位，我父親就會特別敏感，稍微覺得自己國家的權益受到了損害，就會有比較激烈的反應。

但是，他們這11位法官都受過高等教育，而且都做法務工作，都有一套詞令，見面很客氣。我父親在日記里也寫了，說中國鬧饑荒、打內戰啊，他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因為當時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在恢復經濟建設，為醫治戰爭創傷而努力。

他說，人家表面上客客氣氣，教養都很好，私下還不知道要如何議論我的祖國。所以他會這么敏感，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高淵：還有一個疑問是，最后的判決是如何達成的？據說，澳大利亞庭長主張仿效當年處置拿破侖的辦法，把日本戰犯流放無人海島。而印度法官帕爾主張無罪釋放，由于這個動議，帕爾成為現在日本靖國神社中唯一供奉的外國人。

梅小璈：我父親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關于“東京審判”的日記，現在保存下來的就是他初到東京的50多天，他后面還有一行字叫“以下轉入另冊”，但這個另冊哪兒去了誰也不知道。

其中最可惜的，就是關于定罪量刑那一部分沒有了。因為這個程序中，檢察官是不能參加的，就是法官們的秘密會議。從現在的資料看，庭審記錄很詳細，但法官會議的記錄沒有，那時候好像也不錄音。當時，除了庭長和十個法官參加，另外有一個翻譯，因為蘇聯法官柴揚諾夫不懂英文，他必須帶個翻譯，所以一共12個人參加。

我父親是堅決要求判處戰犯死刑的，因為中國人受到的迫害太深了。在他的堅持下，最終法庭判處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但除了第一批受審的之外，其他在押的戰犯后來都被稀里糊涂放掉了。

57年：“好像家里電話機沒有了，其他的物質生活我沒感覺到特別的差別。”

高淵：1957年的時候，梅先生為什么會被打成“右派”？

梅小璈：和當時很多人一樣，他也是因為開座談會的時候提了點意見。一開始是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但后來風向變了。當時好像有人跟他打過招呼，說你自己出來做點檢查，或許可以不劃“右派”，多少對我父親有點保護的意思。

但我父親的性格比較倔強，他認為是響應號召提意見，而且也不認為他的觀點有什么錯，這樣就互相下不來臺。那時候外事口的領導閻寶航還為我父親說話，他們是好朋友，結果閻寶航也受了批評，被說是“溫情主義”。

高淵：你父親在座談會上主要提了什么意見？

梅小璈：他主要說了三點吧。一是對待蘇聯專家的問題。他說有的地方把奉蘇聯專家為神明，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種表現。

二是關于一些具體制度的缺陷。他說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貪污案，這兩人的職務不是很高，但貪污的數量卻很大，那就是在財務審批制度上本身有缺陷，而不能簡單地說是個人品質問題。

三是有些宣傳不實。他說經濟建設的宣傳中不實的成分很多，很多是打腫臉充胖子，有的是做戲、表演，這種情況應該警惕和制止。

高淵：當時你才5歲吧，父親被劃為“右派”后，感覺家里有什么變化嗎？

梅小璈：我很小，看不太出來，好像家里電話機沒有了，其他的物質生活我沒感覺到特別的差別。

我父親工資級別降了一點，原來是8級，每月大概200多塊，當時算很高了。但1957年以后，好像降到11級，后來又提了1級，那以后一直是10級干部。解放后，我母親沒有出去工作，全家就靠我父親的收入，當時我也不知道父親的工資降了。

那時候，因為受周恩來和陳毅的影響，外交部的小氛圍還不錯，像我父親那樣的老專家還能研究和翻譯點東西，周恩來一直禮遇尊重這些舊社會過來的老專家 。

高淵：當時你家里生活得怎么樣？

梅小璈：我感受最深的是，到了1959年我上小學了，開學不久，同學們很愛上的體育課就取消了。本來早上8點鐘上課，也被推遲到9點以后了，下午有的時候干脆放假。街道上根據醫院證明能領幾勺豆漿，鄰居們的生活顯得很拮據。

我家生活也挺困難的，因為副食品供應都要靠供貨證，糧食的質量也明顯下降，大米里面沙子很多，在煮飯前要仔細挑。但出現這種情況的，絕對不是我一家，處境不如我們家的太多了。

高淵：劃為“右派”以后，你父親還繼續上班嗎？

梅小璈：他還在原來的條法司，并沒有下放。后來“文革”快開始了，外交部里面也鬧得很厲害，不少老干部、老專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挾持利用，我父親反倒沒人管了。

新居：“那次搬家非常及時，如果不搬走的話，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高淵：1966年之后，梅先生的狀況怎么樣？

梅小璈：有件事挺幸運的。那是1965年，就是“文革”爆發的前一年，我們搬了個家。從原來那個平房搬到了建國門外的外交部宿舍。后來發現，這次搬家非常及時。如果我們還住在胡同里面的話，居委會、派出所都知道哪家成分不好，紅衛兵肯定會來沖擊。

搬到外交部宿舍以后，那里也會有抄家，但都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來抄，沖擊的烈度比胡同里要輕得多了。如果不搬走的話，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現在開玩笑說，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抄家還算文明，因為沒有破壞生活用品，就是拿走了父親的手稿。當時，關于“東京審判”的回憶錄，他只寫了一半。除了手稿，還有一些資料、照片、便條、筆記什么的，都被拿走了。

高淵：這些東西后來還要得回來嗎？

梅小璈：后來我父親想了個辦法，他自己去部里說，需要拿回一些材料，他能更深刻地自我批判。這樣就拿回了一部分，都堆在家里。他去世以后，我們整理時發現一個紙包，是用紙繩子捆著的，很整齊的一包，打開一看都是那種400格的稿紙，抄得整整齊齊，就是這部回憶錄的前半部。

那時候我媽媽還在世，她一看就說這個東西找到了，下半部本來你爸還想接著寫下去，但“文革”開始就沒有寫成。后來法律出版社不知道怎么聽說了，說就算只有半部我們也要出版。我就拿給倪征燠先生看，請倪先生寫了序，后來找到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請他也寫了一個序。

高淵：1965年搬進去的外交部宿舍，總體條件怎么樣？

梅小璈：那地方在建國門外，就在長安街的延長線上，是新式五層樓房，我們家住在三樓。有煤氣、暖氣，有衛生設備，我母親覺得真是方便，不用弄煤球爐子了。那時候，北京的管道煤氣很少，我父母挺知足。

高淵：住得還算舒服？

梅小璈：雖然沒有電梯，房子的格局也比較老舊，但建造的質量不錯，外觀很樸素，那時候也不講裝修。

房子沒有廳，就是一個窄窄的過道，有三間房，一間比較大，一間小一點，還有一間特別小，另外就是一個廚房，一個小的衛生間。吃飯就擠在過道里，也能坐得下。

高淵：這套房子你們住到什么時候？

梅小璈：一直住到母親去世，2005年。這個房子還在，出租了，那地方現在是CBD，中央商務區。講拆遷講了十來年了，來過四批開發商，他們都望而生畏，拆遷成本太高了。

謝世：“他和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中始終沒有停止思考和抗爭。”

高淵：最近又再版了梅先生在“東京審判”期間的日記，這是什么時候發現的呢？

梅小璈：這也是后來整理他遺物的時候，偶然發現的。我記得是1969年的冬天，我從內蒙古插隊的地方回來探親，全家準備都去干校。當時，外交部里面抄家的物資也沒人管了，是誰家的東西誰家領走。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東西，再過了好幾年，我父親去世以后，才發現那個日記本的。

高淵：當時發現的時候，就只有這一本日記？

梅小璈：對，據我母親回憶，其實我父親的日記是記全的，很可能抄家的時候被拿走了，然后就遺失了。還有一種可能是，搞運動的時候，他會不會自己銷毀了，這也很難說。

高淵：你父親一直記日記嗎？

梅小璈：他寫是寫的，但后來的日記，沒有像“東京審判”期間寫得那么認真，篇幅也沒那么長。

高淵：梅先生在法律這方面的專長，后來有沒有發揮的余地？

梅小璈：他在50年代初期的時候，有過幾次出國開會，主要是去蘇聯東歐。后來有一年，遇到中國和巴西的貿易摩擦，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巴西方面指責中國外貿人員的理由不成立。另外，還在《世界知識》之類的刊物寫過一些文章，主要都是關于國際法，也做一些翻譯工作。

總的來說，外交部的風氣還是重視業務的，這是周恩來、陳毅打下的基礎。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有一個航空法方面的英文文本，部里也請我父親幫著看一看。應該說，就算是“文革”期間，我父親在業務上還有零星的發揮空間。他就像一名技術專家，這種人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

高淵：你父親的身體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問題的？

梅小璈：“文革”開始后，他的身體就明顯不太行了，經常要跑醫院。那時候心情不太好，總是聽說哪個老朋友被抓起來了，哪個老朋友自殺了。他給周恩來寫過信，對造反派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他認為很不好，很憂慮。

高淵：他主要是什么病？

梅小璈：他是心臟病和高血壓，就是心腦血管的那些病。到了1972年秋天，突然偏癱了，送進醫院就沒能出來，1973年4月就去世了。

在那之前已經住過好幾次醫院，那時候我和我姐姐都在插隊，多半時間不在北京，當中我還回來過一次，就是因為他住院。

高淵：他有什么愛好嗎？

梅小璈：就是聽聽京戲。“東京審判”期間的日記里，他說每天打太極拳，后來我印象中住在平房里的那幾年他還打，但后來處境不好了，似乎就不打了。

高淵：在你印象當中，你父親為人處世的性格是怎么樣的？

梅小璈：他有很倔強的一面，但平時特別溫和。按外交部一位老同事的回憶，說我父親性情溫和，但就是喜歡堅持一點東西，跟你硬到底。

高淵：在你們姐弟倆眼中，他屬于嚴父還是慈父？

梅小璈：他對我們的事干預得不太多，所以說不上嚴，也說不上慈。我們小時候學習不能說特別好，但也沒讓老人操多少心。

另外，他有悲觀的一面，也有樂觀的一面。我們讀到初中，就遇到“文革”停課了，他跟我母親講，兩個孩子雖說都只讀到初中，但到鄉下插隊，認幾個字也夠了，將來還可以邊工作邊學習，遲早國家還會用人的。

高淵：很多人都說梅先生是“中國第一大法官”，在你的心目中，他是個怎樣的人？

梅小璈：他和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中始終沒有停止思考和抗爭。“東京審判”是他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他盡了中國法官應盡的職責。

我父親有句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父親已經離開我們43年了，讓我們欣慰的是，對“東京審判”的研究正在深入開展。也許，這多少能夠彌補我父親寫作中斷、資料丟失的巨大遺憾吧。

（原標題：《問答梅小璈：“東京審判”之后的父親梅汝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