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期間，建筑考古專業委員會展開了為期一天半的學術研討。共有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南京大學、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的14名學者通過線下和線上參會相結合的方式作了學術報告，并參與了交流和討論。報告議題涉及新石器時代至明清時期的建筑考古研究、建筑考古學方法論及建筑遺產保護利用等方面。

10月18日下午為專委會報告和討論第一場，以新石器時代至南北朝時期建筑考古為主題，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徐怡濤教授主持。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馬曉以龍山時代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為例，對其中半窯洞性質房址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她先從建筑結構的角度闡釋了窯洞與地窨子的差異，根據遺址面貌，對照國內外的民族志資料，對地窨子的選址、建造方式、居住文化等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提出了判斷該地區窯洞和地窨子遺址的依據，對遺址中一些房址進行了重新判斷——可能屬于地窨子類型的建筑遺址。這為更好地認識新石器時期的建筑遺址，為判斷建筑遺址類型和進一步復原研究提供了思路，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何樂君代周學鷹教授作報告，探討了漢代墓葬（陰宅）與地面住宅建筑(陽宅)之間的內在聯系。報告利用豐富的考古實物材料，從史前時期的居址和墓葬談起，認為地下墓葬自誕生之日起，就應是對地面住宅的表征，是地下的居住場所。漢代以后，墓葬由抽象模擬地面建筑向比較具象模擬地面建筑轉化，并從平面布局到空間立體造型都逐漸“第宅化”。因此，他認為要重視研究漢代墓葬建筑本身、出土的明器、畫像磚石及其關系密切的地面祠堂、闕觀等考古材料。這對研究漢代建筑史、建筑考古等具有重要的價值。

九原崗壁畫墓發掘現場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彭明浩博士對忻州九原崗壁畫墓墓門上的建筑圖像進行了再探討。他認為墓葬建筑圖像不應獨立考察，而需首先將其置于墓葬空間中分析。他結合九原崗壁畫墓中的繪畫表現形式，辨析其所表現的建筑形象，指出墓門上的建筑圖像所表現的建筑布局和結構都非完全寫實，而是為了適應墓葬空間形式和表達意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重構。他認為，該建筑圖像所反映的建筑是典型的五開間門殿式建筑，而非門樓。其結構并不超前，當時尚不存在“雙柱”和“斜栱”等特殊作法。此外，他通過對建筑構件細節的分析對比，判定該墓葬年代位于北朝偏晚的北齊時期，豐富了我們對當時建筑的認識，也讓我們重新思考墓葬建筑壁畫的解讀方式。

其后，與會學者對史前房址的性質確定和復原、以及九原崗壁畫墓中的建筑圖象進行了熱烈地討論，對于九原崗壁畫墓中的建筑圖像是門樓還是門殿，是廡殿還是歇山，是否是斜栱，以及門的性質意義都發表了意見，并對建筑平面和建筑結構及復原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研討現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考古系碩士研究生王贠赟利用ArcGIS軟件建立起戰國秦漢云紋瓦當考古分布的地理信息系統，對收集的云紋瓦當材料進行信息數字化處理和系統整理后，她討論了云紋類型、時代分期以及流變關系。她細化和校正了一些先前瓦當研究中的年代分期，并對云紋的源流進行了探討。這一研究可加深我們對云紋瓦當的認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錢國祥對漢魏洛陽城遺址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介紹和研究。他從宮城格局出發，依次介紹了以太極殿院落為中心的南部朝殿區和北部顯陽殿及西游園寢殿區的考古收獲。接著他對遺址中門址、殿址等建筑的遺跡現象和疊壓打破的層位關系進行了細致分析，對各門樓的位置、形制和結構及太極殿的開間演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是北魏洛陽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對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布局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漢魏洛陽城宮城“神虎門”門址及闕間廣場  河南考古微信公號 圖

其后，與會學者對瓦當云紋的來源及與雷紋的關系，以及北魏洛陽宮中軸線問題、太極殿開間問題以及建筑基礎等細部作法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10月19日上午，為專委會報告和討論第二場，以隋唐兩宋時期建筑考古為主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錢國祥主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歷史與遺產保護研究所教授林源和博士研究生張淙洲通過在線直播發言。林源教授首先介紹了該校建筑考古方面的人才培養和課程設置，已完成了多項考古遺址的復原研究工作。接著以唐東都洛陽上陽宮園林遺址復原研究為例，介紹了她對建筑遺址復原研究方法及建筑考古學的思考，她認為，遺址考古信息、歷史文獻和建筑史知識與理論缺一不可。接著張淙洲詳細介紹了洛陽九洲池遺址的復原研究，他運用建筑史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考古發掘成果和歷史文獻為依據，推測四號基址應為瑤光殿遺址，在九洲池的總體布局中處于統率地位，兼具賞景與交通兩個主要功能。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對瑤光殿遺址進行形制復原：根據遺址數據推算其營造尺，進而確定其建筑性質及建筑等級，根據賞景的功能確定其層數為二層的殿閣，根據交通的功能確定其交通組織方式，根據考古基址柱礎與臺基殘面的關系推測其平座做法為永定柱造，并根據唐代建筑實例和法式做法推測其上部結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館員王書林以唐宋時期建筑遺址中出土的磚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唐武成殿-宋文明殿遺址的用磚情況和歷代用磚制度，認為從隋至宋已形成較為穩定的用磚邏輯，用磚尺寸與建筑重要性密切相關，即重要建筑用大磚、厚磚，次要建筑用小磚、薄磚，其中墁地方磚較條磚具有更強的等級象征意義。她通過比較唐代重要建筑遺址用磚數據，指出磚的邊長數據偏小，但厚度數據呈正態分布，從而認為磚的厚度比邊長更能反映用磚差異。在此基礎上結合《營造法式》，推斷磚瓦尺寸可能與材分制度存在比例關聯。這一判斷對建筑材料的研究及遺址的復原有著積極的意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易立梳理了唐宋時期成都城內街道的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情況，闡明了不同時期成都城內街道路面由早及晚發生了兩大主要變化，一是路面寬度不斷縮減，由唐五代時期的10-20米不等，大幅收窄至南宋至元代的2-3米，應與人口的聚集、商業的繁盛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所帶來的“侵街”現象直接相關；二是南宋初年用磚砌筑路面，替代了原來的夯土或瓦礫路面，并且無論鋪砌方式和用磚形制上，都是南宋時期行在和地方重要州府磚砌道路的官方做法，當系仿效江浙的結果，同時也與南宋成都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相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暉達系統介紹了紹興南宋皇陵建筑基址的發掘與研究工作，他首先從文獻入手梳理了南宋皇陵攢宮制度的營建理念和風水思想，接著詳細介紹了包括帝陵上宮享殿建筑夯土臺基和攢宮石藏、一號和二號陵園遺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復原工作。這些建筑遺址規模宏大、平面清晰，為認識南宋皇陵攢宮制度、南宋官式建筑制度以及皇家陵園制度和變遷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研究基礎。

10月19日下午，為專委會報告和討論第三場，以宋元至明清時期建筑考古、建筑考古學方法論及建筑遺產保護利用為主題，先后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和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袁東山主持。

釣魚城范家堰遺址 圖片來自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

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袁東山介紹了釣魚城范家堰遺址，這是目前釣魚城經系統發掘的規模最大的遺址，出土了豐富的遺跡和遺物。該組建筑群的發現對晚段城址考古、建筑考古等均具有重要意義，但其時代與性質在學術界仍存在一定爭議。通過范家堰遺址出土遺物對比分析和文獻資料梳理研究，推斷范家堰遺址時代為宋末元初，性質為衙署建筑。由此可知范家堰遺址應是宋元（蒙）戰爭時期遷至釣魚城的合州及興元戎司的衙署治所。中國考古學會理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海峰以清宮造辦處舊址的發掘為例，指出紫禁城考古遺存的性質屬重疊型城址類考古，紫禁城考古的理念、方法、手段，概況起來就是“最小干預、微創發掘、見面即停、拼綴復原”。他按照層位關系，從晚至早的詳細介紹了遺址中清代造辦處、明中晚期磚鋪面、明早期大型建筑基址磉墩以及元代堆積層四個主要時期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了解清代造辦處建筑遺址布局、形制及功能，明代早期大型宮殿建筑的格局、性質，正確認識和理解明早期紫禁城營建歷史，探析元大內宮城與明清紫禁城因襲演變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也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紫禁城考古的理念與方法。

工作人員介紹故宮首次發現的明代宮殿遺跡。 視覺中國 圖

故宮博物院工程師吳偉介紹了大高玄殿研究型修繕保護案例。作者作為項目負責人，首次將建筑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該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對建筑本體上的信息按照營建次序、修繕更替以及疊壓打破的關系和規律進行全面、細致和系統的提取、記錄和分析，他重點講述了大高玄殿屋面、木作和彩畫油飾不同時期疊壓打破的歷史信息發現與信息記錄和考古學研究過程，獲取了以往未曾發現的不同時期的建筑技藝信息和“透物見人”的歷史，揭示出古建筑所蘊含的歷史信息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加復雜，不同匠人或地域技藝的差別有時候超越了建筑形制特征的時代差異。最后他呼吁建筑考古也需將更多注意力放在古建筑修繕保護項目的考古研究中來。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徐怡濤指出，中國古代建筑受其文化制約，最重要的特征為等級秩序。它存在于建筑的總體格局、單體形制、構件造型、裝飾紋樣、色彩構圖等直觀可見之處，也存在于建筑的用材、用料、比例、關系等隱含之處。他結合南漢國宮殿建筑遺址為例，從總體格局研究、營造尺及建筑群秩序研究到木作復原步步推進，向我們展示中國傳統建筑常見等級秩序特征運用于建筑遺址考古發掘和研究的方法和規律。

陜州地坑院 （攝影作品：生活 作者：賈玉照 攝  圖片來自中國攝影家協會網）

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學院教授汪芳關注到，鄉村民居等鄉土建筑遺產，作為世代居民生產、生活的組成部分，也在社會變遷中無聲無息地逐漸消失。她以河南省三門峽市陜州區地坑院為研究對象，對其在城鎮化影響下的發展變遷進行長達十余年的跟蹤調查，揭示其作為文化遺產保護面臨的主要挑戰和消失的原因，并探討未來合適的保護利用方式。該研究將為未來傳統村落保護、遺產價值挖掘等方面提供經驗和見解。

報告結束后，與會學者圍繞建筑學與考古學如何更好的融合合作，考古遺址如何更好的提取建筑信息和復原，建筑遺產如何記錄和有效保護等重要議題進行了熱烈討論和交流，對建筑考古發展和未來都充滿信心和期待。

研討會現場

會議最后，由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袁東山做學術總結。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建筑考古專業委員會的報告，反映了學術界對建筑考古學的關注，涉及建筑時代廣、類型多樣，還覆蓋了方法論、建筑材料及文化遺產保護等方面的研究，展現了建筑學與考古學多學科合作的良好態勢和廣闊前景。通過討論，對建筑考古的內涵、意義及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本次學術研討會搭建了很好的學術交流平臺，為推動建筑考古學的研究和發展起到了積極地重要作用。未來，在推進學科交融、推進建筑遺址科學發掘和科學認知等方面，專委會將組織更多的學術活動，發揮更大作用，為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貢獻學術力量。

（本文原標題為《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建筑考古專業委員會會議紀要》，全文原刊于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澎湃新聞轉刊時有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