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熱播的高分國產劇《小別離》因聚焦孩子教育、留學的社會熱點而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雖然還是沒能避免家庭情感劇的婆婆媽媽、家長里短，但《小別離》和《蝸居》一樣，精準地戳到了時代的痛點，受眾的痛點：房子和孩子，是城市中產最要害的利益關切，是這一階層構成和身份認同的基礎，同時也是他們焦慮的來源。

作為危險他者的“低素質”體力勞動者

電視劇中三個家庭經濟條件和生活境遇各異，但在對待孩子教育問題上的態(tài)度，卻是近乎一致的。簡而言之，就是集中優(yōu)勢資源重點培養(yǎng)一個孩子的策略，這種策略在城市人口中成為主流的過程，則與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fā)展和政策變遷相伴相生。自上世紀80年代初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實施以來，“控制人口數(shù)量，提高人口素質”的口號作為一種新的生命政治治理術（biopolitical governmentality）被首次提出。伴隨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人口素質，或者人才的培養(yǎng)，逐漸成為了經濟發(fā)展的重要依托。從生命政治的角度講，人本身，首次成為了資本積累的新前沿，而市場經濟也提供了一種新的組織人口方式，即根據(jù)不同人群在市場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和方式，給予他們區(qū)別化的待遇。正如人類學家和中國研究學者Ann Anagnost所指出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人口素質由一種關于落后與發(fā)展的語境中對大眾整體素質的指涉，逐漸轉變?yōu)橐环N關于個體素質和社會區(qū)隔的話語，它建構了逐漸分化的社會階層的邊界，塑造了新興的城市中產主體。換言之，《小別離》中所展現(xiàn)的這種不惜成本的教育投資和“虎媽”式的“殘酷養(yǎng)成計劃”本身就是一種帶有階層屬性的生活方式實踐，它的目標是培養(yǎng)出高素質、高學歷的腦力勞動者。與之相對的，是（部分）農村人口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多生散養(yǎng)”模式，這種模式培養(yǎng)出的所謂“低素質”的體力勞動者被城市中產視為危險的他者，大量所謂農村“低素質”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構成了他們的主要憂慮之一。

奧運期間網絡和社交媒體上關于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及其家人的討論，也可以看作是這兩類人群，兩種生存策略之間沖突的一次爆發(fā)。通過將同樣獲得銅牌的商春松和傅園慧進行比較，一部分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身為城市里的獨生子女的傅園慧從小備受父母的愛與呵護，因此“長了一張沒被欺負過的臉”，而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商春松則被原生家庭“敲骨吸髓”，省吃儉用為殘疾的兄長買房，因此才會在獲得銅牌后流淚，因為贍養(yǎng)家人的壓力讓她“輸不起”。商春松和《歡樂頌》里樊勝美們的故事之所以會讓人們津津樂道，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們代表了這種以多個子女之間的經濟互助為保障的傳統(tǒng)（農業(yè)）家庭模式，無論是基于事實或是意淫，這種模式的缺點都足以讓優(yōu)生精養(yǎng)的城市獨生子女憤怒了。于是在呼吁性別平等的表象下，我們看到了城市中產們對商春松的哥哥這樣來自農村的、無論在先天層面還是后天層面都“低素質”的人口的嫌惡和恐慌——尤其是當他們大量地涌入城市，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在封閉社區(qū)里的群租房里當你的鄰居，在義務教育的小學和初中里當你孩子的同學的時候。同時，這種“多生散養(yǎng)”的模式也有著顯而易見的優(yōu)勢，那就是他們有不止一個孩子，也就有不止一次機會，因此可以不那么害怕失敗和意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觸碰到了城市中產最深的焦慮，在關于商春松家庭的聲討中，我們很容易讀出“憑什么我更成功更有錢卻只能在一個孩子身上孤注一擲”這樣的潛臺詞。

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Ann Anagnost認為，在關于教育和人口素質的探討中，城市里不受歡迎的流動人口其實構成了出身中產的獨生子女的“幽靈般的對應”（ghostly double），他們在影視作品和公共討論中被塑造為中產話語體系下的“他者”。事實上，更有學者指出，關于素質的話語正以一種“責備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方式替代了關于階級的話語，用素質、學歷、能力的差異掩蓋和美化深層的結構不平等，換言之，在對“階級”的負面意涵依然敏感的當代中國，它提供了一種談論社會分化的方式。

教育投資：中產階層的自我企業(yè)化管理

《小別離》中的70后父母出生于物質匱乏卻相對平等的計劃經濟時代，成長和奮斗于改革開放，是經濟發(fā)展紅利最大的受益者，他們與同輩人相同的起點和不同的軌跡使他們相信，平等甚至平均的過去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人們的進取心，而不平等的現(xiàn)狀則可以歸咎為一些人還不夠努力——這是他們信奉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然而當他們的孩子進入初中，社會轉型期的紅利即將消耗殆盡，階層固化的趨勢已難逆轉，這時候他們作為中產階層特有的身份焦慮——即那種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tài)——便體現(xiàn)出來了。以劇中的三個家庭為例，地產商父親可以不在意孩子的成績，只要把孩子送出國鍍金回來接手家族企業(yè)即可；社區(qū)醫(yī)生和出租車司機的家庭只能指望學霸女兒自己奮斗逆襲，實現(xiàn)向上流動，別無他法；而公司高管和眼科醫(yī)生組成的典型中產家庭則處于兩者之間，一方面對女兒實施虎媽式的高壓教育，而當發(fā)現(xiàn)收效甚微還影響女兒的身心健康時，他們也便轉而選擇把女兒送出國，利用他們力所能及的教育資源，幫女兒規(guī)避殘酷的競爭，走一條“捷徑”。正如熊易寒在《中國中產階層的三幅面孔》中指出的，當下一代繼續(xù)向社會上層流動的可能破滅的時候，他們寧愿擱置自己的價值觀，走向一種對出身的本質主義理解，試圖維護并利用這種不平等的現(xiàn)狀，讓孩子“繼承”自己的中產身份。

社會環(huán)境變了，對待教育問題的策略是不是也要跟著改變？70后、80后的父母們面對的，是一個教育資源相對匱乏且嚴重分布不均的現(xiàn)實，生源從初中開始就不斷分流，教育、學歷的斷層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清晰，寒門確實很難再出貴子，無論是買學區(qū)房還是送孩子出國留學，家長的教育投資包括家長掌握的社會資源，對孩子的未來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里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教育投資在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生產（即人才的培養(yǎng)）中所起到的作用：上一代人的經濟積累，會通過一種價值轉碼（value transcoding）的方式，轉化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質和社會地位，這種價值轉碼指向的是教育資源的壟斷、社會上升階梯的封閉以及進一步的階層固化；其次是文化素質（quality）如何被量化（quantify）的問題：要么通過官方認可的考試系統(tǒng)（中考、高考）量化為分數(shù)和學歷，要么通過在市場上參與交換，從而轉化為金錢或者所謂“成功”，無論是哪種量化的方式，都背離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質，扼殺了孩子的創(chuàng)造力和選擇不同生活方式的空間，生產出一個個單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