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科學如此發達卻為何在近代落后？現代科學為何沒在中國誕生？ 社會科學為何叫科學？人文科學是科學嗎？科學的雙刃劍在今天意味著什么？在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吳國盛看來，現在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特別感興趣，尤其后三個非常深刻的理論問題，中國人甚至比西方人更關注。“但同時中國人對‘什么是科學’往往也存在很多概念上的誤解。甚至連學界也沒有真正搞清楚這一根本問題。”

在吳國盛看來，弄清楚“什么是科學”這一問題意義重大。于過去，可以解答中國古代的科學是何種意義上的科學；于現實，我們對“什么是科學”的認識直接影響到一國科技發展政策的制定：對科學研究進行工匠式管理還是承認科學同藝術一樣是創作性勞動？應該注重基礎科學還是一味強調經世致用？

在自己的新書《什么是科學》中，吳國盛試圖結合關于科學的熱門話題，對“科學”本身進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他指出中國古代沒有西方本源意義上的科學，這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命運，沒什么好抱怨的；同時中國古代對科學文明并不是沒有貢獻，雖然我們沒有產生哥白尼和牛頓式的數理科學，但可以從科學的另一分支“博物學”來考量中國古代科學。更重要的，中國現已完全卷入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如何真正反思和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不是如環保主義者空洞認為人的貪婪造成環境污染一般，也有賴于反省現代科學的由來。

從一篇名為《科學與人文》的兩萬字文章起，再到以“什么是科學”為題在大學、中央機關、企業和社會公益活動中作了很多講演后，此間十年時間，吳國盛深感“什么是科學”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因此最終把自己的思考研究匯集成《什么是科學》一書。他自己說到，雖然探討的都是熱門話題，但還是在用學術的語言在論述，而他最大的希望是該書能夠引起學界的重視，激發更多的學者來探討和科學相關的根本性問題。

近日，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吳國盛進行了專訪，訪談內容如下。

澎湃新聞：您為什么寫作《什么是科學》一書？

吳國盛：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撰寫了一篇名為《科學與人文》的文章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該文指出，科學從來不是純粹科學問題，它本質上是人文問題。在中國，科學和人文的分裂是人為造成的，受制于特殊的歷史社會條件導致理科和文科無法溝通。縱使時而溝通也不過作為一些修飾，例如理科生可以欣賞唐詩、音樂，但文科生怎么學科學呢？由此造成了一種單向的局面，理科生自以為優秀，高高在上，卻仍然是比較膚淺的認識。對于做科學哲學的人來說會了解得更多一些，科學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

社會科學為何叫科學？人文科學是科學嗎？科學的雙刃劍在今天意味著什么？古希臘式科學與現代科學的區別和聯系是什么？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理論問題，中國人甚至比西方人更關注。西方人主要關注現代科學的負面影響，如生態破壞、環境問題——這正是哲學家和詩人一再強調的失樂園——那家園的丟失。盡管種種負面效應的展現晚于西方，但中國人對它們的關注嚴重不夠。我們更關注一個落后民族如何在今天自立的問題。科學通常被認為是確定文明高低的根本要素。

中國人贊賞祖先的成就時，往往順理成章地認為中國科學古已有之。李約瑟在中國最困難的時候高呼中華文明，從中國文化本位的角度看，他當然是我們偉大的朋友，但他從學理上攪亂了這個問題：第一、他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區分開來。第二、他沒有明確地說清楚中國式的科學是什么（一種有機論的自然觀？），也沒有意識到西方科學是自成一體的東西。現代科學不是普遍現象，是西方自身邏輯的內在演繹。當然，古希臘科學也是特殊現象——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的古文明中都沒有出現像古希臘科學一樣的東西，這是為什么？李約瑟不是科班出身的科學史家，以前是著名的生物化學家，但是后來愛上了中國姑娘魯桂珍，愛屋及烏地愛上了中國。他37歲后改行學漢語，開始系統研究中國文化。由于沒有受過科班的歷史訓練，西方歷史學家早期對其不以為然，當然也與對中國的傲慢和無知有關，這種天生的傲慢也阻礙了同情的評價。但隨后意識到他開辟了一個新領域，借由李約瑟勤勞又扎實的工作讓西方人大開眼界，明確了中國科學文明的特殊性。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李約瑟是完全正確的。他的綱領仍然是有缺陷的，仍是本能地以西方眼光看待中國，以致中國人再重讀其作品時總感到哪個地方有問題。我們學理科的人來看就會覺得中國的科學太碎片了，中國人是發明了指南針，可是離磁學相去甚遠。李約瑟總是認為西方人的種種偉大科技思想都來自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誤解。

“什么是科學”的問題關系到很多現實的問題，比如國家科技政策制定時怎么照顧基礎學科。照顧基礎學科意味著對科學的一種理解。西方也有爭論：萬尼瓦爾·布什（注：Vannevar Bush系二戰時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后受命提交報告《科技，永無止盡的前沿》，成為美國科技政策制定的標志性文本），一位美國的科技政策專家制定的方案，影響了美國二戰后的整個科技政策——重視基礎教育，結果使美國科技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科學哲學有一派主張科學是自由的科學，是科學家對真理的單純追求；另一派認為科學是服務于國家追求，要求實用。在中國經常是壓倒性地支持后者。一切對真理的熱愛應該服務于國家戰略。這是有偏頗的，會導致短視和缺乏遠見，最終喪失原創性，后繼乏力。

從科研管理來看，現在流行的SCI量化考核方法，也基于對科學的一種理解，這就是認為，科學不外乎是生產，可以如普通工人一樣量化管理。殊不知科學本身是一種創造性勞動，和藝術有點像。縱使科學有一部分的確可以如同工匠般量化，但肯定還有一部分無法標準化、無法量化。如果全部按照工匠管理，那么注定出不來偉大的成果。“什么是科學”表面是理論，實際上現實。

簡言之，這本書關注這樣三大話題。

第一、正本清源，探尋科學的本來意思為何。科學不是土特產，是從外面引入的，而對舶來品的理解往往帶有我們民族自身的偏見。追溯科學的歷史由來大抵有二，古希臘和近代。古希臘的理性和自由才是科學精神的真正故鄉。別人說我言必稱古希臘，那是中國人對古希臘太不熟悉了。只要理解了古希臘科學，就知道中國古代為何沒有科學。

第二、對現代科學的評價問題。雖然我們與古希臘文化有隔膜，但由于落后挨打而自強，我們熟悉現代科學。但是，我們在發展現代科學的同時也應注意種種現代性問題，能源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問題，這些由現代性造成的問題。我在二十年前是一個環保主義者，曾編纂過一套《綠色經典文庫》，最后發現環境問題還是要受制于現實政治，搞環保不是我的強項，就沒有繼續做下去。從理論上說，現代性究竟是窮途末路還是仍然有遠大前景？這個問題還不明朗。偉大事業的可能性取決于開端處，開端處格局小就走不了多久。反省現代科學的由來，有無比深刻的理論意義，可是我們中國人對此知之甚少。盲目的樂觀基于無知，不知現代科學如何產生，甚至受李約瑟影響，認為它是受社會發展影響自然而然出現的結果。殊不知，現代科學獨獨出現在歐洲，和基督教有很密切的關系。中國人草率地將科學和宗教敵對，然而兩者的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背景是科學欲求獨立，而放大了宗教和科學的敵對，包括布魯諾的敘事等等同樣是此一邏輯，卻不知道早期基督教恰恰是近代科學的必要條件。例如機械自然觀的形成，為何只有在基督教中出現，中國卻沒有，因為其前提是世界被另外的超越者創造出來，中國的有機自然觀則強調萬物自我生長，像大樹的種子、天公地母，趨向于認同一種生殖模式。只有基督教，假定有東西造就了它，此物卻不在世界中。古希臘思想在暫時中斷后能夠被文藝復興再發現，這都是基督教的貢獻。我著重提出中世紀晚期唯名論造就的歐洲思想危機帶來了科學的出現。唯獨追求環境污染和現代性危機的根源才可能將其克服。現代的環保主義者一味地說人類太貪婪，總顯空洞乏力，不能簡單從道德上進行指責。這一追問是為了明確科學的起源及其限度，因為中國已經完全卷入了現代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時代需要自我反省。

第三、中國文化的認同問題。現代中國最大問題不是環境污染，是文化認同。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拋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是個什么人”。某種意義上我們是西方人，除了基因外吃喝住行、思考問題的方式全是西方式的。但是文化斷裂不過一百年，打斷骨頭仍然連著筋，那么不斷出現“國學熱”的合法性在哪里？有一支就是科學話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復興什么，憑什么來引領世界？離開科技是無法進入現代的，中華文明在什么意義上可以引領未來科技，像吳文俊院士就在不斷地大力弘揚中國數學。如果聽聞“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會使得中國人太過沮喪。但西方本源意義上的科學，中國古代的確沒有。中國的“仁愛”精神和西方“自由”精神，不是矛盾而是不相干，在歷史發展中分岔了。如此一來，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就不是失誤，而是命運，命運就沒什么好抱怨的。

那么中國對科學文明有無貢獻？有的，在博物學。就科學的分類來看，哥白尼、牛頓代表了數理科學的精神典范，但還有另外重要的一支——博物學（natural history），其中最負盛名的即是達爾文進化論。達爾文不懂數學、不做實驗，但仍然是最偉大的科學家，實際上是博物學家。達爾文突顯出了西方科學世界的另一根線。這是我自己獨特的工作，通過博物學的線索反觀中國古代很好，可以形成脈絡，而非碎片式的。中國是一個歷史性民族，史學興盛而非哲學，強調感悟而非理性思辨。史學用在自然界上，便形成了自然史或自然志。中國人有一套和外界自然打交道的辦法，若從西方數理科學挖掘顯得很有限，不過面對“中道”和“天人合一”，以博物學的方式打撈中國科技史就會更加自然，講述得更好。這是本書的綱領，向文化認同問題提出的非常粗陋的方案。本書不是科普著作，思考的話題雖然是大眾話題，可都是很大很難的問題，期待在學界中形成連鎖反應。其間論斷可存有很多爭論：如古希臘“自由”精神和東方的“仁愛”精神之區別、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博物學能不能重建中國古代科技遺產的范式等。

澎湃新聞：您講到用“博物學”概念來梳理中國古代科學史，那么是不是仍然在運用西方的概念來考察？

吳國盛：當然中國古代的確有博物事業，這個詞正是從“博聞洽物”中來的，但“博物學”本質上還是一個西方范式。不過這沒有關系，我們現在處在中西文化融合的時代，不可能尋找原汁原味的中國概念，甚至連我們的語言都不是古代漢語，已經過了日本人的改造。關鍵問題是不同范式間哪一個更能融貫地形成解釋體系。對李約瑟范式的不滿意也是由于不融貫。他的著作經常被改編成中國人的“一百個第一”，但這些判斷是可疑的。很多事情孤零零拿出來就成為不可說的。例如科學史上誰先發現了氧氣就是這樣的問題。或許很多人已經發現了它的存在，但科學上氧氣的發現是在建立了氧化還原反應理論之后的事情。所以許多洋洋得意的“第一”大多有問題。過去我們落后自卑，需要這些第一，今天要實行偉大復興的中國人應該更加大氣，應該心平氣和地認真甄別，仔細檢討其局限和潛能。

澎湃新聞：聽說北大哲學系專門要講博物學？感覺現在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美學范式。我們接受的傳統教育中一些和科學對立的東西，如我們稱之為“迷信”的風水學、算命能算在博物學中嗎？

吳國盛：這個主要是我的同事劉華杰教授在做，他本身就是博物學家。我是最早鼓吹的理論家，但本人對花花草草沒什么興趣，不是個實踐家。博物學需要身體力行，面對都市人本來就單調的生活，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至于風水這些中國古代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被歸結為特有的博物類型。既然叫博物學，就跳出了當今數理科學的有效性眼光。既然稱之為迷信，那么首要特征就是無效，如算命的預言往往經不住現實的檢驗。但博物學往往不是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事物好壞，而是看對事物能否鑒賞、能否準確地分類、能否理解各事物的聯系，與預測性是不一樣的。所以博物學能夠看出中國正面性的東西，而不是數理科學視野下的低級蒙昧。所以理科生看待中國古代的東西總是不信，就算個別正確有效的，也感覺不過如此。但換個眼光看，中國古代那種天、地、人共生的“生生”智慧是很寶貴的，可以對今天人與自然的過度緊張有舒緩作用。

此外，博物學形成與西方的比較類別。東方博物學下存有天、地、人合一，和諧，鑒賞等類別，也包括了特定的道德含義，如松竹梅“歲寒三友”，中國人有一套萬物與人內在聯系的道德體系。西方人有上帝，因而總有存在之鏈的概念，然后引出了達爾文進化論，由此可以解釋中國人為何沒有進化論。博物學不與數理科學矛盾，而是另外一條道路，更溫和地處理人和自然關系，要求生存共處。數理科學有點拉開與自然的距離，將其當作敵人和目標。可是世界很復雜，對自然貌似的把控又會形成新的問題，所以需要不斷發展智力和外部力量。裝備越多，能力越強。博物學能夠提供新的視角以進行范式轉換，可以創造性地轉移裝備——比如，獵槍改為相機，獵殺改為拍照，英文都是shooting一詞。

澎湃新聞：您剛說到文科生和理科生無法溝通，這一現象在中國何以解決？

吳國盛：文科生和理科生一方面有先天的因素，人群中有些人擅長計算和抽象思維，另一些則擅長具象思維。當然主要是教育問題。中國教育過分追求技能，學數學就是算，不是激發興趣。當然數學的確需要掌握特定的技巧，可作為一個事物也有鑒賞的部分。中國數學就有美感和趣味，如“雞兔同籠”問題或《算經》中的許多記載，中國的數學也應被視作博物學。

澎湃新聞：您提到，如果從博物學的范式來看，中國古代是有科學傳統的，因此從博物學的角度重寫中國科技史可能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為世界提供思想資源的一種可能性。您在書中也寫到，提倡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西方近代科學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現代性危機，博物學傳統也是應對現代性危機的一種可能方案，那么目前西方科學界有沒有出現回歸博物學的思潮？

吳國盛：目前很難說有回歸博物學的思潮，但注重自然界的多樣性、復雜性、非線性、系統性，這與博物學的精神是一致的。另外，今天的大數據，也可以看成是數理傳統與博物學傳統的結合。

澎湃新聞：您說“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科學”是您的一個口號，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基督教對于大學在中世紀的誕生是有很大關系的，中世紀大學的很多特性正是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最根本的東西，而中國大學雖然學習了西方大學的制度架構，但很多精髓沒有學到，能否具體談談？您認為中國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應該從哪些方面改進？

吳國盛：中世紀的大學原本是在城市和市民社會發育過程中成長起來的行會組織，當然不是一般的行會，而是教師和學生行會，因此，大學的第一要義是自治。民國時期稱之為“教授治校”。大學是獨立于教會和國王之外的第三力量，獨立、自治、思想自由是它的內在品質。這些是我們沒有能夠學到的。

澎湃新聞：從科學哲學或科學史的角度去討論什么是科學事實上都是非常復雜的學術體系，而過去中國的公眾對科學的理解往往是實用性的，或者簡單地把科學等同于好的東西，隨著時代的發展，公眾的科學觀應該發生怎樣的改變？有沒有一個比較通俗的科學的定義？

吳國盛：我在書的序言里明確說過，沒有一個簡便通俗的科學定義。任何一個定義都取決于你想干什么。像科學這么復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已經不能用一個簡便通俗的定義來概括了。人們必須認識到它的復雜性，從而端正對待“科學”的態度，既不因為它偶爾犯點錯誤就對它不依不饒，也不把一切好的東西都歸為科學，把一切非科學的東西都歸為“騙術”。在這個職業化時代，多數科學問題都由科學家共同體自己說了算，外人也插不上嘴。有的借科學之名行騙，那是觸犯了法律，與科學不科學沒有什么關系。如果非要說一個簡單的定義，我愿意這樣說：科學從根源上是一種獨獨屬于古希臘人的思維方式，不理解古希臘思想，就不理解科學精神的起源。哈哈，這大概就是我的“言必稱古希臘”。

                                                    宋一帆對本文亦有貢獻，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