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胡志明市人口超過800萬，是越南和前法屬印度支那地區(qū)最大的都會區(qū)。鮮為人知的是，這個越南的第一大城市和經濟中心（GDP占越南全國20%以上），曾被譽為“東方巴黎”的西貢，追根溯源，是華人開拓與建設的……

華人開拓東浦

胡志明市所在的湄公河三角洲為主體的湄公河下游沖積平原，面積約有六萬多平方公里，地勢平坦開闊，土地肥沃。十七世紀以前，這里被稱為“下柬埔寨”或“水真臘”，曾是古國扶南的基本領土。

中南半島北部的京人（越南人）對這塊得天獨厚的寶地覬覦已久。早在十七世紀初，當時占據(jù)越南中南部的阮主（中國和日本稱為廣南國）就開始朝下柬埔寨移民。1623年，阮主阮福源嫁公主給柬埔寨國王吉·哲塔二世為王后，誘使柬埔寨承認越南移民的合法地位和繼續(xù)移居的權利。吉·哲塔二世接受了越南的要求，同意阮主首次在西貢設立征稅所——這是西貢地方開發(fā)的歷史轉折點。

越南人在柬埔寨土地上的擴張，大體上采取了和他們侵占占城一樣的形式：被放逐和逃亡的分子及其他流浪者滲透到這個國家里去。到一定時候，他們的數(shù)量就多到足夠組成殖民點，這是進行兼并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序曲。十七世紀后期東亞大陸的亂局，使得這個過程進一步加快了。

1679年夏天，據(jù)越南史籍記載，“大明國廣東省鎮(zhèn)守龍門水陸等處地方總兵官楊彥迪、副將黃進，鎮(zhèn)守高、雷、廉等處地方總兵官陳勝才（陳上川）、副將陳安平等率領兵弁門眷三千余人，戰(zhàn)船五十余艘”，進入距離阮氏政權統(tǒng)治中心順化不遠的沱瀼港（?à Nang，即峴港），表示“明祚告終，不肯臣事大清，南來投誠，愿為臣仆”。當時正是大陸的“三藩之亂”時期，吳三桂已建號為“周”，因此這支反清武裝實際來自仍沿用南明永歷年號的臺灣鄭氏政權。鄭經曾借“三藩之亂”的時機“反攻大陸”取得閩粵沿海七府之地，卻在清軍南下進攻時旋得旋失，這支“禮武鎮(zhèn)”的部隊在1678年秋天被清朝游擊劉世貴等擊敗，只得亡命海外。

明鄭殘部不期而至，引起阮主當局的一陣慌亂，對于他們的安排也是煞費苦心。如果接受投誠，勢必與清政府造成對立（康熙帝平臺后還諭令：“務盡根除，勿得仍留余黨，致滋蔓延。”）；這批移民從遙遠的中國而來，對其底細不太清楚，不敢輕易接收；況且他們風俗語言不通，怕難以驅使。但這支軍隊是勢窮來投，屬于忠義之士，如從道義上加以拒絕，勢必惹人恥笑。恰逢“沃野千里”的下柬埔寨（東浦）早已讓阮氏政權垂涎，此時正好因彼之力，“委之辟地，拓土效力”，把這批華人安排于此，充當拓殖侵略先鋒。

雖然這里肥田沃土，但當這支華人部隊相率而踏上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時，這里仍屬于“地雖廣，人未眾”，多數(shù)為“多數(shù)澤林莽”的荒蠻之地。而“其出力墾者，惟唐人為勤”，正是華人移民把湄公河三角洲變成了在當時的生產水平下稻谷單產最高的地方，單位面積產量（一個單位的稻種可以獲得的稻谷量）可達100到300倍。這是前近代時期的最高紀錄。華人農民還因地制宜地根據(jù)地勢高低創(chuàng)造了分層種植法，底下一層是水田，種水稻、養(yǎng)魚；上面一層種旱稻和木薯；第三層種甘蔗芒果、第四層種椰子，最上面一層種檳榔。此外，華人商販還把當?shù)禺a品銷往第三國。法國傳教士普瓦弗爾曾提到：“中國人在當?shù)亟浬蹋麄冊卩徑０兜膷u上捕魚、掏燕窩、撈海參。曬咸魚，并把它們銷往中國和暹羅。”

明鄉(xiāng)人經營越南嘉定

經過華人近二十年胼手胝足，披荊斬棘，東浦已從荒蠻之地成為了富庶之區(qū)。1698年，阮氏政權悍然奪去了華人的建設成果，命阮有鏡為“真臘地經略”，“斥地千里，得戶逾4萬”，設立嘉定府，將東浦正式納入越南的版圖。明朝遺民的開發(fā)導致“阮主領屬湄公河前江及后江全部沃土，并奠定了今日西貢堤及南圻各埠商業(yè)繁榮之基礎，于南越華僑史上實占不朽地位”。尤其是經過華人經年累月投入人力物力，自18世紀末開始，地處嘉定府城以南十二里的柴棍（Sài Gòn，源自高棉語Prey Kor意為“王國的森林”）鋪已是“商旅輻輳”，“清人及西洋、日本等國商船云集”，“貨品百貨都集中在此”。

公元1802年，阮氏政權的后裔阮福映平定西山起義，統(tǒng)一全國，建立了越南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阮朝。阮朝的國土從北方的中越邊界以至延伸到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狹長。為了控制這塊狹長的領土，阮朝只好把全國分成3個地區(qū)：以河內中心的“北城”；以首都順化為主的中部和以嘉定城為行政中心的南圻。其中，由華人開發(fā)和經營的嘉定仍是重鎮(zhèn)，“其地山川險要，兵糧精足，以舟楫為長技。奴隸氐蠻，控制暹臘，諸國聚會。”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明末清初移居至此的華人（“唐人”）已歷數(shù)代，生息繁衍，落地生根。早在1698年，阮氏政權就下令將這里的華人“居藩鎮(zhèn)者立為明香社，悉入編戶”，隨著時光流逝，這些移民經過數(shù)代變遷，與越南婦女不斷通婚，逐漸成為一個土生華人族群。到了1826年，越南當局又改“明香社”為“明鄉(xiāng)社”，這些明末南遷的華人后裔被正式稱為“明鄉(xiāng)人”（意即 “明人同鄉(xiāng)”或“明人鄉(xiāng)村”）。“未婚的中國男移民進入印度支那后，常常是娶當?shù)貗D女為妻……安南人與柬埔寨人也極愿與中國人結婚。因為中國人具有穩(wěn)重、儉樸、勤勞的聲譽，同時在當?shù)厝酥校麄円脖徽J為是無可爭辯的較聰明的人”。

在明鄉(xiāng)人的經營下，嘉定成為“皇越南藩之大雄鎮(zhèn)”，以至京城順化有黯然失色之感。這對效法明清中央集權的阮朝統(tǒng)治者反而成了威脅。阮朝第二代皇帝明命帝認為嘉定人口眾多，在此因離京都遙遠所以四處叛匪易于起亂，經常搗亂破壞社會安寧，使得朝廷費心處理；故以“重農抑商”政策來限制其發(fā)展，對外通商的口岸轉移到了靠近順化的會安等地，嘉定商港逐漸變得冷清。

另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舉動則是重建嘉定城墻。嘉定原本的城墻規(guī)模比順化大，明命帝認為，墻高壕深的這座城不是防御外侵而是為了防御朝廷軍力而建立的。因此命令破除該城另建其城， 總面積為 429 丈（相當 1960m）、墻高 10 尺 3 寸（相當 4.7m）、壕 11 丈 4 尺高（相當 52.7m）、7 尺深（相當 3.19m），共有 4 門。因為怕城池太堅固太雄壯，比順化京都城雄偉，因此嘉定城墻只有3米高。

法國殖民者的經營

這樣做的后果不久就顯示出來了。當法軍 1859 年 2 月 17 日攻打嘉定城 20 天后，只用32發(fā)炮彈就轟炸破毀全部城墻。到1862年，法國侵略者終于迫使順化朝廷簽訂“和平友誼條約”，越南將南圻東部三省（嘉定、邊和、定祥）割讓給了法國。法國人決定成立“Sai Gon”市，中文再據(jù)此譯為大名鼎鼎的“西貢”，包括人口最多的西貢區(qū)和華人居住的堤岸區(qū)。到1887年，印度支那聯(lián)邦成立（包括北圻、中圻、南圻、老撾、柬埔寨），法國總督是聯(lián)邦的最高統(tǒng)治者。在聯(lián)邦五個地區(qū)中，只有南圻沒有與法國殖民機構并行的“土著”政權（阮朝皇帝及柬埔寨國王），因此，南圻的中心西貢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聯(lián)邦首府和殖民地總督府的所在地。

法國侵略者認為“如果在越南建立了商業(yè)據(jù)點，它會成為歐洲與東方交往的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有助于不僅是法國，而且整個歐洲商業(yè)界都將從這步棋中獲得很多好處”。西貢正是這樣一個據(jù)點，這個港口雖然整年迎接海洋大風但離海 89 公里所以對船舶停留問題毫無損害，后來可以往西貢河下游擴大，與其地的停泊位、避風處結合起來作為軍事、商貿國際港口。法國人占領嘉定后，1860年2月簽訂了開放西貢的協(xié)定，法國與其他國家的商船可以自由出入港口。這一年來到西貢的商船：歐洲111艘，中國140艘。在法國殖民占領期間，西貢港逐漸發(fā)展為整個法屬印度支那的主要港口。1928年，整個印度支那的外貿總額（出入口）為54億法郎，其中西貢港出入口總額獨占40.21億法郎。

法國當局對于西貢港的地位，早在1879年就已有了明確地認定：“西貢的重要作用是全面的，它不僅關系到當?shù)鼐用竦陌矊帲谊P系到整個南沂甚至我們的祖國（法國）。它是聯(lián)邦首府的所在地，是政府的心臟地區(qū)。在這里設有陸海軍司令部，在這里集中了各種稅收，在這里設立了法院高級審判機構。不僅南沂的案件在這里處理，還有暹羅、柬埔寨、中國沿海和日本的案件也都在這里處理。西貢港是兵艦和商輪停泊的唯一港口，各種航海和外貿活動都集中在這里。這里的造船廠是法國在歐洲大陸之外的唯一工廠，建立得很牢固……”

到20世紀初，西貢已經發(fā)展成了一個西化的國際商港，足以與新加坡、巴達維亞（Batavia，雅加達的舊稱）相媲美，甚至有了“東方巴黎”的贊譽。它的繁華戲劇性地在硝煙彌漫的越南戰(zhàn)爭時期達到了巔峰。美國對南越的援助讓其經濟成為一種高度依賴外援的畸形經濟主要是為美軍服務的加工業(yè)，如食品、飲料、卷煙、啤酒等行業(yè)發(fā)展迅速；美國不斷的商品援助計劃，更令這個“越南共和國”首都欣欣向榮（“1955年至1960年，美國財政部承擔了西貢政府的經常預算開支的52%”）。這種繁榮當然是虛假的，因為這種繁榮依賴于美援，它的威脅性不在于接受外援，而在于無止境地依賴外援的本性——隨著1973年美軍的撤離，“東方巴黎”隨之黯然失色。

參考文獻：

陳廷遵：《西貢從開發(fā)到繁榮的歷史考察》，廣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屈鳳梅：《17-18世紀華僑華人與越南阮氏政權》，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