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證人”：從尹貞玉到金學順

戰后日軍“慰安婦”問題受到世人的關注，其實不過是近20年以來的事情。雖然早在1973年，日本人千田夏光的《從軍慰安婦》就已問世，而且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韓國的小說、電影、研究著作中也有零星提及這一問題，但是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戰后韓國社會長期處于軍事獨裁政權之下，社會也沒有開放到可以公然談“性”的階段。就這樣，這一問題幾乎沉默了30年之久。

不過，沉默不一定就意味著遺忘。在這30年里，有一個人一直對此心懷疑問，無法釋懷。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學的尹貞玉教授。尹貞玉出生于殖民地時期。1943年，她就讀于梨花女子專門學校（梨花女子大學前身，以下簡稱“梨花女專”）家庭學系。那年，她十七歲。當時正值朝鮮的未婚女性以“勤勞挺身隊”的名義被日本帝國主義大量動員到軍需工廠、前線的時期。11月的一天，一群日本人來到梨花女專，發給每個學生一張表格，不加任何解釋，就讓她們在上面簽字。學校老師也按照指示慫恿學生照做。幸虧尹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內情，第二天立即讓她退學，才使得她逃過此劫。尹貞玉雖然幸免于難，但她心里卻始終割舍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伙伴們。解放后，她到處打聽那些以“挺身隊”名義被動員去的同學們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們很多都回來了，女孩子們卻不知去向。當時，尹貞玉花了一周時間，每天跑到首爾火車站，逢人就問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隊隊員的下落。在她的死纏爛打之下，才漸漸追問出女孩子們是被送去當慰安婦、客死他鄉了。所謂的“勤勞挺身隊”，雖然名義上宣稱是“勤勞奉公”、為國勞動，但是當時很多朝鮮少女就是以這一名義被拐騙過去，最后落入充當日軍“慰安婦”的火坑。尹貞玉得知真相后，在后怕之余，更多的是對那些被日軍蹂躪的女同胞們的愧疚。成為梨花女大的教授后，尹貞玉將這一份愧疚化為責任感，不斷搜集資料，等待時機為那些不幸的小伙伴們沉冤昭雪。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民主化進程，韓國的女權運動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性買賣、性暴力、兩性平權等成為女權運動集中關注的話題。尤其是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強烈批判自樸正熙政府時期開始推行的“賣春觀光”（性旅游），并戲稱主要以日本男性游客為主的“賣春觀光”堪稱現代版的“慰安婦”制度。針對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基地村”、針對日本男性的“賣春觀光”等以男性為中心的國家利益之名而任意操控女性的戰后這一現實，也賦予了“慰安婦”問題以新的時代意義。1987年，尹貞玉教授和韓國教會女性聯合會走到了一起。她們一方面開始尋訪原“慰安婦”的蹤跡，一方面開始聯絡國內各界女性團體，并于1990年11月，發起成立了團結韓國各大女性團體力量的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以下簡稱“挺對協”）。自那以來，“挺對協”一直是韓國最大且最具權威的旨在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民間公益性運動團體。在此之外，尹貞玉教授還牽頭成立了專業的研究機構——“挺身隊研究會”（現“韓國挺身隊研究所”），從研究領域支持“挺對協”的活動。

日本政府為了掩人耳目，于戰敗之際下令銷毀了大量關于“慰安婦”的檔案資料。因此，為了跟日方交涉，原“慰安婦”證人的存在就顯得很有必要。雖然尹貞玉教授于80年代就曾到沖神等地尋訪過原“慰安婦”，但是要讓傷痕累累的老人親口說出這一段往事談何容易。就在“挺對協”苦苦等待之際，1991年7月，終于出現了一位名叫“金學順”的老人。她主動找到相關負責人，并說明了自己來訪的意圖：

“我叫金學順（當時67歲）。最近看新聞，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原“慰安婦”）尚且忍辱吞聲，那幫神人共憤的壞蛋們卻在說謊，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我沒有丈夫，也沒有孩子，就我獨自一人，因此也沒有什么好顧慮的。上帝讓我活到現在，好像為的就是今天，那我就把該說的都說出去吧。”

就這樣，1991年8月14日，金學順老人以親身經歷為證詞，成為第一個站出來揭露日軍強征“慰安婦”暴行的活證人。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社會的女性貞操觀念依舊很強，金學順老人此舉無異于響徹隆冬的春雷。繼她之后，其他的“慰安婦”受害者也受到了鼓舞，開始陸續出來作證。“挺對協”方面旋即于1991年9月開通“挺身隊舉報電話”，鼓勵受害者揭露事實、捍衛正義。同時，“挺對協”極為重視這些活證人的證言，系統地聽取、整理她們的口述資料，前后出版了7卷原“慰安婦”口述資料集。不僅如此，“挺對協”還于1991年1月8日開始組織每周一次在日本大使館門口舉行的“周三集會”，敦促日本政府正視歷史，早日解決“慰安婦”問題。20余年來風雨無阻的“周三集會”，現已舉行1200余次，儼然成為韓國“慰安婦”運動的一大象征性活動。

“慰安婦”受害者老人至今飽受身心折磨，解放后回國無依無靠的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挺對協”從一開始就十分關注對她們的物質性幫助，并向政府施壓，于1993年6月推動國會制定了相關法律，從醫療、住宅、生活補助等方面給老人們帶去切實性的關懷。韓國的佛教界也出資建立了“分享之家”，為部分原“慰安婦”老人提供生活場所。不過，雖然“挺對協”和政府都鼓勵受害者申報受害事實，但是截至目前，向政府申請登記的受害者只有238名。換言之，數萬名的受害者或早已殞命于慰安所和戰場，或礙于社會壓力而依然被禁閉在沉默與傷痛之中。

“慰安婦”問題的國際化：民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頡頏

正如二戰時期日軍強征“慰安婦”的行為是在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性犯罪一樣，“慰安婦”問題的解決從一開始也注定是要走國際化路線的。尤其是日本政府屢次否認日本的國家責任，韓國方面向日本提起的“慰安婦”相關訴訟總是被否決或敗訴，因此，韓方很早就有意識地推進這一問題的國際化。“挺對協”成立不久后就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國際勞工組織（ILO）等國際機構控訴日本強征“慰安婦”的罪行，并與各國的相應組織開展廣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慰安婦”問題上，“挺對協”與北朝鮮的“從軍‘慰安婦’和太平洋戰爭被害者賠償對策委員會”也進行了積極聯手合作。同時，韓國方面靈活運用北美、歐洲等地的僑胞力量，加深歐美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認識。21世紀初期，歐美多個國家的議會都通過了關于敦促日本政府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決議。這可以說是“慰安婦”問題國際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慰問婦”的產生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所致，但是戰后70余年“慰安婦”問題的懸而未決，牽涉的卻是更多的主體。其中，1951年在美國主導下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可以說很難擺脫干系。韓國因為在二戰時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戰后并未被列入戰勝國之列，而且因為南北分裂的問題，在《舊金山和約》簽訂時，與中國一樣被排除在簽字國之外。《舊金山和約》沒有解決朝韓兩國和日本之間的求償權和財產問題，而是讓這些國家之間另外再行協商。正因為這樣，才有了1951～1965年長達14年的韓日間的7次協商和1965年最終簽訂的《韓日協定》。并且，目前韓國學界認為該條約的很大一個問題還在于沒有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本身進行懲罰，這也是導致韓國“慰安婦”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的關鍵因素之一。美國等列強本身就是殖民活動的老手，這些國家當然不會在意殖民行為本身。

殖民地的經歷，使得以“挺對協”為中心所開展的韓國的“慰安婦”運動帶上了很強的民族主義色彩。中日韓三國都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國，但是各國的情況卻不盡相同。首先，日本的“慰安婦”中很多是妓女，這與貧窮的花季少女被騙去當“慰安婦”的韓國的情況有很大差別。其次，中國當時是占領地，相比上述的兩種情況，更多的其實是被強奸的女性。在中國以刀槍等武力硬逼女性屈從的“廣義的強制”，和殖民地依托行政權力、通過就業欺詐的形式進行征集的“狹義的強制”是不同的。此外，三國的“慰安婦”之間的確存在等級劃分，當時“慰安所”的接客收費標準就規定：日本女人最高，朝鮮女人其次，中國女人最低。因此，韓方認為，韓國的“慰安婦”問題是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民族差別、貧困、父權家長制、階級等問題交織的產物。而為了凸顯韓國“慰安婦”的特征，以及爭取韓國社會內部更多的支持，韓國的“慰安婦”運動界塑造的是“純潔的民族之女”、“被拐走的花季少女”等形象。她們被奪去的青春和貞操，被意化為近代韓國的主權被日本蹂躪的象征。

但是，韓方所塑造的這一形象，卻遭到了世界其他國家相關組織的質疑和詬病。在國際上，日軍“慰安婦”制度更多的是在戰時性暴力和反人道主義罪行等框架下加以討論，而韓國總是強調殖民地經歷的特殊性，這時常成為引發爭論的導火索。尤其是女權主義者經常批判這是男性本位的民族主義宰制韓國“慰安婦”運動的表現，認為對貞潔少女形象的過于強調，到頭來只不過是在為父權家長制背書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女性學專家山下英愛因為不滿“挺對協”的民族主義傾向，而毅然斷絕了和“挺對協”的合作。不過，面對外界的批判，“挺對協”自身也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挺對協”認為韓國的“慰安婦”運動堅持強調殖民地的特殊經歷是尊重歷史事實的表現，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民族主義的泛濫；同時，外界所批判的“民族主義”策略是出于爭取韓國大眾支持的現實性需要。反思之余，“挺對協”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國際上盡量淡化所謂的民族主義色彩，更多的在維護女權、人權、世界和平的旗幟下積極開展國際合作。

路在何方：2015年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之后

行文至此，讀者不禁要問：在“挺對協”這一民間團體之外，韓國政府都做了些什么？韓國政府雖然響應民間的呼吁，立法保護“慰安婦”受害者，為她們的生活提供保障，但是卻經常在“慰安婦”問題上表現出對日外交的軟弱和無力。韓國政府的這一表現和1965年簽訂的《韓日協定》有很大關系。50年代中期，美國的對韓援助減少，韓國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強調對日合作。1965年《韓日協定》的簽訂，可以說是韓國政府以犧牲個人對日賠償請求的權利而換來了日本大量的援助資金。這給日本留下了口實，使得日本總是可以輕易地以此將“慰安婦”問題的責任轉嫁給韓國政府。2011年8月，韓國政府在“慰安婦”問題上的不作為，被韓國憲法裁判所判定為“違憲”。這一判決，給韓國政府施加了一定壓力。加上樸瑾惠作為女總統，必然要在這一與女性直接相關的議題上有更多的動作。此外，為了從因父親樸正熙是親日派而給她造成的陰影中擺脫出來，樸槿惠也需要在推動“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上為自己贏取更多的支持率。韓日兩國于2014年4月起為推動“慰安婦”問題召開局長級會談。并最終于2015年12月28日達成了關于“慰安婦”問題的外交長官協議（以下簡稱“12.28協議”）。該協議規定：日方出資10億日元，由韓方成立財團，開展對“慰安婦”的補償和治療；而韓國政府則答應拆除于2011年12月在日本大使館門前建立的少女銅像，同時兩國約定今后不再于聯合國等國際性場合就“慰安婦”問題進行爭執。

消息一出，韓國輿論一片嘩然。有人痛罵這是喪權辱國的“乙巳條約”的翻版，有人則認為這只不過是1995年日本所炮制的國民基金的死灰復燃。日本政府的道歉依然只限于道義層面，絕口不提政府的法律責任，而日方出資的10億日元也像當年的國民基金一樣性質不明，在“賠償”和“補償”之間玩弄文字游戲。更令人氣憤的是，政府的決策過程完全排除了受害者當事人和25年來一直處于韓國“慰安婦”運動核心地位的“挺對協”的參與。甚至有很多人感慨，“12.28協議”讓20多年來韓國“慰安婦”運動所積累的成果一夜之間化為了泡影。不過，這更多的是氣話。回過頭來看，別的姑且不說，20余年來“慰安婦”運動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促進了韓國社會本身的成熟。20多年前，韓國人以“慰安婦”為民族的恥辱而緘口不言；20多年后，越來越多的人卻能夠以包容的心態去擁抱這些傷痕累累的老人們。

我們相信，“12.28協議”絕非韓國“慰安婦”運動的終點，而是預示著下一個更為波瀾壯闊的階段的到來。它要沖破虛偽、謊言、權力交易的牢籠，還世人以真相，賜傷者以治愈，饋后人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