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經的援非大戶

8月27-28日，第六屆東京“為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VI）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閉幕時發表了《內羅畢宣言》，表示日本和非洲將致力于“基于規則的海洋秩序”，并“攜手推動安理會改革”。

參加會議者總人數號稱六千，日本有多達一百五十個以上公司、單位派代表出席，會議期間有二十二家日本企業、機構和二十六個非洲國家、次區域組織共簽署了多達七十三項諒解備忘錄。在會議期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今后三年內日本政府和民間將共計向非洲投資三百億美元，并實施一千萬人次的人才培養計劃。

對此一些中國國內分析家稱，日本此次“大手筆援助非洲”的目的有三：覬覦非洲廣闊市場和豐富資源；爭取非洲支持日本“入常”；和中國在非洲展開競爭。

這樣的分析并非全然沒有道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日本原本就是對非援助大戶。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日本就致力于對非援助，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達到高潮，當時日本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直接援助占比高達近百分之五十，換言之，占據了“黑非洲”所獲國際直接援助的半壁江山。當時冷戰剛剛結束，美俄均大幅度減少在非洲的“賭本”，中國則因自身戰略的轉型，在那一時期同樣減少了對非援助、尤其無需返還的大宗直接援助，日本援助起到了填補空白、滿足急需的作用，在當時獲得相當可觀的正面反響。

但自那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對非援助在長達二十多年時間里一路下滑，近年來雖有反彈，但和其他洲外大國橫向比較則相形見絀，日援占對非直援比重也下滑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且大多系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和日本國際合作署（ACCI）牽頭、私人企業出資，既缺乏熱心，也不愿向長線、高風險項目注資，這在日方而言固然無可厚非，但對非洲各國而言則是不可接受的，正如一位西非國家中央銀行（BCEAO）尼日利亞籍高管此次內羅畢會議前所坦言，長線、高風險項目主要是和基礎設施建設及工業化發展有關的項目，這恰是非洲所最急需、對非洲可持續增長最為關鍵的項目，日方在這些方面“避重就輕”，令不少非洲國家感到失望，甚至不滿。

日本人許諾的三百億美元能兌現嗎？

去年底，非洲聯盟提出“2063議程”，強調在發展基礎設施和工業化、城市化的基礎上推動非洲可持續發展，但以非洲自身實力并不足以擔負起如此“宏大敘事”，因此近來它們一直假各種平臺向洲外伙伴提出呼吁，希望加大對基礎設施、工業化等項目的投資和幫扶力度，對日本也并不例外。原本日方計劃將所謂“安倍倡議”當作此次內羅畢會議的重點，所謂“安倍倡議”，即通過在非洲加強教育和勞動力培訓，以及向非洲青年提供留學機會，增進非洲對日本的了解和感情，促進非洲和日本企業、尤其私人企業間的關系。但“安倍倡議”被多數非洲與會國認為“換湯不換藥”，反應冷淡，最終迫使安倍作出妥協，轉而把“三年三百億美元”當作重頭戲來渲染。

但這“三年三百億美元”在許多明眼人看來，也是中看不中吃的“樣子貨”，而安倍的這番姿態，也不免“朝三暮四”的狙公伎倆之嫌：“三年三百億”固然喊了出來，但那個“政府和民間”的定語卻不應被忽視，安倍并未詳細解說其中多少歸政府出，多少歸民間出，倘仍沿用JICA/ACCI的老套路，政府搭臺，商業私人資本出資，則其效果、力度等于沒有變化，非洲各國所期待的長線、基礎項目、高風險項目投資依然不知何在。一些分析家指出，安倍近年來在推動國際合作、援助時囿于日本國力、財力的今非昔比，一直采取這種看上去“多快好省”的借力打力之法，也因此吃到許多苦頭，曾被人認為十拿九穩的澳大利亞潛艇合約就是因為政府一頭熱、企業一頭冷，最后功虧一簣。

“人才協力”既是上屆東京“為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V）的主題詞之一，也是“安倍倡議”的核心內容，此次會議上安倍承諾也著眼于此，在這方面非洲對日本有所期待，但也并非沒有擔心，一位塞內加爾外交官就指出，TicadV就提出“人才培訓戰略”，但第一批受益前往日本進行三年培訓的塞內加爾學生才十二人，第二批不過十六人且至今都沒能成行，究其所以，同樣是因為“許愿的是政府，還愿的是企業”，后者對此缺乏熱情，且同樣看不到實際利益。十六人尚且如此，遑論一千萬？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日本雖然經濟長期低迷，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綜合國力和財力仍然雄厚，但日本經濟已經歷轉型，“制造業王國”時代對大宗產品的需求和胃口早已是明日黃花，日本出口企業雖仍然注重非洲市場，但相對于其他市場而言，其重要性至少并不居前列，在這種情況下，商業資本對向非洲大手筆“輸血”的熱情遠不及更多考慮非經濟因素的安倍，也就不足為奇了。

安倍的醉翁之意

安倍致力于“開拓非洲”的一大目標、甚至可說是最大目標，是想“經援換票”，通過提供經濟援助換取非洲國家支持日本“入常”，但這恰是最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自2009年非盟蘇爾特峰會以來，非盟各成員國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已達成所謂“泛非共識”，即暫不內部推舉非洲自己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候選國，而是先集中精力爭取安理會改革的利益最大化，高級目標是兩個常任理事國、五個非常任理事國，低級目標是至少一個常任理事國席位，此外還呼吁“提高聯合國秘書處效率和增加非洲代表性”，尤其重要的是“堅持獲得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和“堅持非盟用一個聲音說話，反對非盟成員國自行其是”，而日本等G4國家（另三個是德國、印度和巴西）卻一直試圖游說非洲國家放棄否決權要求，以便減少安理會改革的阻力，“保送”自己“入常”，更屢屢繞過非盟直接游說尼日利亞、肯尼亞、南非等其心目中的“目標國”，這些在非洲各國而言都犯下了大忌。一位貝寧外交官曾指出，“否決權是否放棄”會成為非洲和G4結盟的最大障礙，盡管G4努力說服具體的非洲候選國家放棄否決權要求，和自己保持一致，但那些被游說的非洲國家不可能這樣去做，“那樣非洲其他國家就會不支持改革方案了”。安倍是G4國家中做上述努力最多、最積極熱心的，也自然成了犯大忌最多的，事倍功半自在情理中。此次《內羅畢宣言》最終只泛泛提到“攜手推動安理會改革”，照《達喀爾太陽報》等一些非洲媒體的看法“等于什么也沒說”。

自TICAD機制1993年設立以來，前五屆都在日本東京舉行，令會議得了個“東京論壇”的非正式名稱，但此次會議前非洲各國態度堅決地將主場爭取到非洲本土，一些非盟人士稱，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各國不滿日本在此平臺上一味強勢、掌握話題設定權”所致，非盟更私下將之視作“重大外交勝利”。此次會議期間，非洲各國一次又一次迫使日本方面讓步，“海洋安全”這個日方原本打算“有所寄托”的話題最終變成了無具體指向的泛泛而談，“安倍倡議”這個“重頭戲”甚至連名頭都沒怎么被提及，正如“馬里網”上一位前藍盔兵指揮官所言，盡管內羅畢會議看似達成了許多“共識”，但“其實除了共識這個詞以外就根本就沒什么共識”。

非洲有自己的利益、戰略和考量，日本也好，其他洲外國家也好，在根據自身利益、戰略制訂和推動其非洲政策時，切勿忘記這點，錯把自己當成了非洲話題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