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理念對全球化、和平、環境都在起作用。中國已經做出積極的姿態，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正在積極倡導國際秩序中的集體領導。G20就是最大的體現。”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位華裔主任李成教授日前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說，中國對世界的積極作用是 “明顯的”。

“任何機制都將經歷不斷修正與改進的過程。（但）G20本身是一個好的、建設性的機制，它已然成為國際秩序集體領導范本。” 李成說。

中國理念對全球化、和平、環境都在起作用

澎湃新聞：現在全球發展最大的挑戰有哪些？

李成：目前，全球范圍內尤其是大國關系和其他區域型政治地域關系中出現了三個最大挑戰。

首先應該看到的是全球化的逆流。英國脫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在今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也都不主張更多參與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這種趨勢還有上升的可能。全球化在發展中國家同樣受到批評，認為全球化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拉大。

其次，戰爭、恐怖襲擊也越發嚴重。國際秩序也面臨再度調整，國際政治經濟版圖的重新劃分將使得國家之間的矛盾激化。在應對這些問題時，怎樣使和平聲音而不是戰爭聲音占上風，怎樣共同應對恐怖主題挑戰是擺在全世界面前的課題。

第三，我們還應注意到全球經濟迅速發展對于環境的沖擊。城市化、工業化、人口廣泛移動都會造成生態上的不平衡。這些挑戰還都發生在互聯網大發展的時代，這也是一大特征。

澎湃新聞：以G20召開為背景的當前國際機制框架下，中國給世界帶來了什么？

李成：中國的作用是明顯的，中國的理念對全球化、和平、環境都在起作用。中國已經做出積極的姿態，用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正在積極倡導國際秩序中的集體領導。G20就是最大的體現。

過去幾年G7的影響正在下降，南北差距正在減小，金磚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作用正在上升。未來的世界不再是一個強國或者是個別強國左右世界，最終會走向國際秩序的集體領導。在這個框架下，中國在幾個具體領域內作用明顯。

首先是基礎設施建設，你去問一位村官，他會告訴你是因為先修了路才富裕起來，而并不是先富裕才修路。中國在基礎建設方面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楷模，中國正在推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也是要將這種基礎建設的優勢走出去。

其次是脫貧，改革開放30年，中國已經讓6.6億人脫貧，這是壯舉，這對全球發展意義重大。中國也正在向世界分享改革中的經驗與教訓，當前建設不能以犧牲未來為代價。中國在氣候變化、節能減排方面的承諾要多于美國。未來中國也會更積極的履行巴黎和會的決議。

此外，中國在互聯網和電商領域的作用也很明顯。烏鎮已經召開了兩次全球互聯網會議，今年11月還有第三屆。每次習主席都會親臨現場，他對互聯網以及電商發展的推動超過任何國家領導人。

中國的“答案”必須聯系全球化

澎湃新聞：您覺得G20機制是否面臨必要的轉型升級？

李成：我認為任何機制都在不斷修正與轉型之中，這沒有問題。（但）G20機制本身是好的，是有建設性的。

中美關系也對全球發展有建設性作用。現在中美有90多個領域的對話，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強調過，正是因為有這些機制，才使得存在分歧的中美兩國可以維持合作的趨勢，而不是走向沖突。

世界是多變的，而G20已經成為國際秩序中集體領導的范本。各成員國必然共同合作。G20中反復出現的一次詞是“治理”，治理不是統治，治理更強調一個機制性。我很慶幸這個詞匯得到了大家的廣泛接受，進而促生一種有效的、制度化的、反對極端與腐敗的全球治理方式。

澎湃新聞：有觀點認為，中國在設置此次G20議題的時候結合了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您對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有何判斷？

李成：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原因是中國經濟正在進行結構性的變化。由出口拉動變為內需拉動，投資驅動變為消費驅動，從高環境成本的經濟轉變為創新驅動經濟。不巧的是，中國經濟的放緩還遭遇了全球經濟的放緩，這無疑加重了中國的壓力。目前，尚不能對未來金融穩定下肯定判斷，上一次金融危機并沒有完全結束。

而G20正是針對金融危機而舉辦的，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把國內經濟問題與世界經濟問題相結合是必然的。很多國家都在尋找經濟發展的答案，這也是他們參加G20的原因。

中國的答案是對的，必須聯系全球化，提高全球化的介入質量。中國缺乏資源、中產階級也正在不斷富裕，從大量的境外旅游就可以看出，這就更需要內外結合，參與到G20之中。

中國所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和亞洲基礎建設銀行都更多是改善而不是取代現有國際秩序。下一步，中國在這些計劃上主動出擊，定會使中國獲益，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濟紐帶。

澎湃新聞：我們知道奧巴馬總統任期即將結束，如何評價他任內重返亞太政策的成果？下屆總統是否會延續當前的美國亞太政策？

李成：我直接點說，特朗普如果上臺從某種程度來說會是美國的災難。美國是在全球化中獲益最多的國家。如果固步自封，反對全球化，錯誤的藥方反而會讓美國進一步衰弱。

如果你帶著零和游戲的思維看待中美關系，認為美國的不好就會是中國的好處，認為美國實行孤立主義就會減少中國在亞太事務的壓力，這都是靠不住的判斷。美國經濟出現了更多的保護主義，中國會首先遭到傷害。巨額的中美雙邊貿易就說明了這點。

再就是特朗普如果上臺的話將會沖擊現有國際秩序，套用中國的流行語，他是“不按常規出牌的人”。他一旦認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降低，可能會做出一些缺乏政治理性的行為。這也就為什么在美國有外交經驗的人甚少支持他的原因。而如果現有國際秩序被搞亂，中國必然受損。

對于亞太政策，我的判斷是特朗普可能會選擇暫時性撤出，但美國的利益集團會迫使他繼續回到亞洲。再次歸來的美國則會帶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導致中美在一些問題上的沖突。

中美存在基本戰略思考的誤解

澎湃新聞：近來美國高官就“薩德”問題不斷訪華，但是中美雙方仍然難以達成共識，有人說薩德問題就是中美戰略決心的較量，雙方都難以妥協，那您認為如何從中尋找平衡？

李成：中美雙方在“薩德”問題上遇到的困難應該是暫時的，還存在調整的空間。

不過，中美雙方對對方基本戰略思考存在誤解，缺乏換位思考。

這個問題根源上離不開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這種重返亞太不是軍事上的，而是全方位的重返亞太。結束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后，奧巴馬希望重新部署軍力，基本原則是大大減少軍備，而不是擴大。這在他的第二任期表現明顯。亞太是全球經濟的引擎，美國重返亞太的初衷并不是遏制中國，把中國視為威脅，美國最擔心的是朝鮮。美國人、韓國人對核威懾的恐懼是中國人無法想象的。中國對美國亞太政策的判斷有一定道理，但遏制中國確實不是美國設計亞洲政策的指導思想。

相應地，中國擴建南海島礁、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是針對日本和保護主權領土完整的行為。而美國卻認為中國在咄咄逼人，是為將美國趕出亞太，這也不正確。

就是這一連串的誤判，導致了現在的“薩德”問題。

總的來說，奧巴馬的亞太政策，從美國的利益來說是得分的，但展望未來，中美當前的一些協調機制是否會因為下屆總統尤其是特朗普上臺而不復存在，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