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1日開始，網友將會在中國軍網看到一系列嶄新的文章——“軍事解密”。與其他軍事歷史類文章不同，“軍事解密” 不僅將為讀者揭開軍事歷史的謎團，更將著眼于挖掘隱匿于軍事歷史之中跌宕起伏的人物故事和生命軌跡。除卻解密性、知識性、趣味性、人文情懷將是“軍事解密”不同于其他軍事報道的特色。

依靠中國軍網獨有的資源優勢，編輯擬從傳奇人物、武器裝備、經典戰役等諸多角度，為您呈現別具一格的軍事歷史報道。

作為本系列的開篇，本期軍事檔案將為您還原歷史中一個特殊的群體。為了共同的信仰，他們不惜背負“漢奸”“賣國賊”的罵名隱匿于敵人內部，他們置生死于度外與敵人斡旋，他們用智慧與勇氣演出了一部部驚心動魄的情報大戲。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紅色特工”。

袁殊——絕無僅有的“五重特工”，將日公館變為我黨情報據點

在特工歷史上，雙重乃至三重特工都并不鮮見，但“五重特工”卻可謂獨一無二。在我黨特工史上，一位叫做袁殊的“紅色特工”除為我黨情報系統工作之外，同時兼有中統、軍統、侵華日軍以及青紅幫成員等多重身份。是我黨歷史上唯一的“五重特工”。

那么，如此具有神奇色彩的身份又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1929年，原本是國民黨成員的袁殊開始專攻新聞學并接觸進步思想。不久后，他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我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潘漢年的領導下從事情報工作，晉升為 “紅色特工”。

在 “新聲通訊社”工作期間，憑借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和強大的人際關系網，袁殊認識了日本駐滬領事館的副領事，成功打入日方情報機構，這也使他獲取的的涉日消息又快又準。為了開拓情報來源，袁殊還加入了青紅幫，成為可以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兄弟。抗戰爆發后，由于與日本領事館關系密切，袁殊得到了國民黨特務頭目的重視并獲得了軍統身份，后來他還出面組織了“興亞建國同盟”，儼然成為了一個“小漢奸頭目”。至此，袁殊湊齊了共產黨、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和青紅幫的五方背景。

當然，這些身份都得到了我地下黨負責人的批準。

利用遍布各個派系的情報線索，從“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直至1946年，袁殊在我地下黨負責人的導演下，演出了一場場出色的情報戰。

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袁殊置生死于度外，深入日軍陣地偵察，把軍事情報毫無保留地提供給我地下黨組織。袁殊打著“巖井公館”的招牌，利用巖井英一的錢為我黨組織設立電臺、提供活動經費。彼時，“巖井公館”幾乎成為我黨的情報工作據點。

此后，袁殊又擔任了一系列偽職，如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江蘇省教育廳長等。在此期間，袁殊交給日本人的情報均為精心挑選，并無特別價值的信息，但他從日本人那里獲得的情報卻彌足珍貴，其中包括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戰略動向的變化、日偽內部的人事更迭、蘇南日軍的兵力部署和清鄉行動具體時間……

根據這些情報，黨組織建立了通往根據地的秘密交通路線，救援出大量被俘的我方人士，其中還包括袁殊親自救出的魯迅夫人許廣平；掩護潘漢年、范長江、鄒韜奮等人進入根據地。由于情報及時，栗裕部隊成功跳出了日偽合圍的“籬笆墻”。

背著“漢奸”“叛徒”“賣國賊”的罵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五重特工”袁殊在隱蔽的戰線上為抗戰事業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鮑君甫—— 我黨“雙面特工”，曾助周恩來脫險，后被叛徒出賣

中國共產黨早期“情報四杰”之一鮑君甫是我黨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里發展的第一位情報員，也是我黨的首位“雙面特工”。 彼時身居國民黨特務機關要職的他，是如何與我黨接上關系的呢？ “情報四杰”中的錢壯飛、胡底、李克農三人的故事廣為人知，而鮑君甫的經歷卻幾乎被塵封于歷史之中，這其中又有什么樣的隱情？

時光倒流到1928年，被編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以下簡稱中央特科)的陳養山巧遇鮑君甫。了解到鮑君甫的情況后，陳養山希望將他發展為我方情報人員。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鮑君甫正式被吸收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成員。其實，再在數年之前，陳養山就認識鮑君甫，那時陳養山常去上海郵局領取廣州農講所學生郵寄來的一些進步刊物，鮑君甫有時也去幫忙，還幫陳養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處安全的地方收信，兩人從此結下了情義。也是在那段時間，鮑君甫受到了當時我黨進步思想的影響。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過街上設立了“楊登瀛（鮑君甫當時的的化名）辦事處”。為配合鮑君甫扮演好“雙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還故意透露已轉移的活動據點，讓鮑君甫帶人“破案”立功。鮑君甫逐漸取得了特務頭子的信任。

借助強大的關系網，鮑君甫時常能夠獲取價值不菲的情報信息，并屢建奇功，其中救助周恩來脫離險情的故事至今為人銘記。

1930年4月，黃第洪(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從前蘇聯回國，黨組織安排他去江西蘇區，由周恩來代表中共與他聯絡。誰知黃第洪對革命悲觀失望，竟密函蔣介石，準備透露他與周恩來的見面地址，蔣介石指令特務頭子徐恩曾負責此事。鮑君甫獲悉后迅速將黃第洪叛變的情報傳遞給中央，使一場危局化險為夷。

除了幫助周恩來脫險的經歷之外，鮑君甫還曾營救過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等在內的我黨多位重要領導人，并鏟除了蟄伏于我黨之中的叛徒白鑫，可謂戰功累累。

1931年，由于叛徒出賣，鮑君甫被秘密拘留，并且因“失職”而被關押，與中央特科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系。1932年，鮑君甫被其老上司保釋出獄，此后完全脫離特工系統，十幾年來一直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

1969年，鮑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來獲悉后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1976年，周恩來于重病之中還曾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鮑君甫，周總理囑咐“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

熊向暉——“胡宗南親信”，毛澤東稱他一人可頂幾個師

熊向暉出身于官宦世家，就讀于高等學府清華大學；他心思縝密，才華橫溢，得到了國民黨高官胡宗南的賞識，仕途一片光明，但卻為何甘心冒著生命危險“深入虎穴”，為我黨提供了價值不菲的軍事情報，并幫助粉碎了“閃擊延安”的特大陰謀？他到底有何雄才大略，為什么毛澤東都稱贊他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1939年，熊向暉被調到胡宗南身邊，一路從侍從副官升任到機要秘書。盡管得到胡宗南等國民黨高級領導的賞識，但是事實上，早在兩年前，熊向暉就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清華大學期間，熊匯荃（澎湃注：原文如此，系熊向暉原名）接觸了進步思想，成為了學生抗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骨干。在先鋒隊中，熊向暉學習并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逐漸完成了從“富家子弟”到進步青年的轉變。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熊向暉到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服務”，并逐漸成為胡宗南的親信。在此期間，熊向暉冒著生命危險為我黨提供了多份價值不菲的情報。其中的一份情報更是粉碎了胡宗南部隊“閃擊延安”的陰謀。正因這一壯舉，毛澤東稱他“一人可頂幾個師”。

隨著抗日形勢逐漸明朗，國民黨對我黨的敵對情緒日漸高漲。1943年，蔣介石密電胡宗南——“借共產國際解散良機，閃擊延安，行動絕對保密。”胡宗南完成布置后，正式確定了進攻邊區的時間：7月9日。然而，令胡宗南和幾乎所有國民黨高層震驚的是，7月4日，胡宗南收到朱德的明電：“當此抗日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則陷國家民族于危難之境。”原來，國民黨的作戰計劃很早就由熊向暉傳出。黨中央及時擬定了這個類似“空城計”的作戰方案，一方面揭露國民黨挑起內戰的罪行；另一方面從其他地區抽調兵力，保衛延安。

因為有了情報工作的保障，雖力量相差懸殊，但我黨時常能夠給敵人以沉重打擊。胡宗南的部隊陷入一團泥沼之中，非但沒能“給共軍以毀滅性打擊”，反而損失慘重。正應了毛澤東留給胡宗南的一首詩：“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1949年，熊向暉接到周恩來的邀請，來到中南海。張治中等原國民黨高級官員親切地問:“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隨即解釋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

從1939年到胡宗南身邊工作到1949年正式回歸，間隔的是11年的漫長歲月。11年，對人的一生來講可以做很多事情，而熊向暉卻一直壓抑著個人愿望，為黨默默工作，用那個時代的詞匯來表述，就是“面向黑暗，懷揣光明” 。

事實上，與文中所述的熊向暉、袁殊、鮑君甫等人相同，在黑暗之中堅守信仰，在隱蔽戰線上孤軍作戰的“紅色特工”不勝枚舉。

筆者曾在對“紅色特工”的采訪中看到這樣一段對話：

問：與魔鬼共舞，同死神戰斗，您有沒有害怕過？

答：在敵人身邊，恨不得晚上睡覺都睜著眼，但是心里裝著黨就覺得踏實。

問：抗戰中背負“漢奸”頭銜，差點被群眾“鋤奸”，后來又蒙受不白之冤，有沒有感覺過委屈？

答：選擇了黨，選擇了人民，就要忠誠于自己的信仰，就要經得起考驗。

或許，這就是 “紅色特工”共同的心聲。

在這里，讓我們向所有為了信仰，奮戰在隱蔽戰線上的“特殊勇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