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生于1897年11月29日，先后畢業于清華學校、密蘇里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分別師從喬治·薩拜因和弗蘭克·梯利，1926年取得博士學位，后回國任教，1949年再度赴美，執教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直至去世。蕭公權一生著述頗豐，有《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鄉村》《翁同龢與戊戌維新》《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等，橫跨政治學、思想史、歷史學等學科，以及回憶錄《問學諫往錄》、文集《憲政與民主》《跡園文錄》和詩集《小桐陰館詩詞》，身后由其弟子汪榮祖主編《蕭公權文集》九卷，收錄了他絕大多數作品。1981年11月4日，蕭公權在西雅圖家中去世，享年83歲。

蕭公權的憲政觀

——《憲政與民主》評述

文 | 羽戈

一、“是亦為政”

好象是伯特蘭·羅素說過，一個人，如果在青年時節就能知曉他的一生事業之所寄，那將是十分幸福的事情。1920年前后的蕭公權，無疑正為這束源自命運之神的幸福陽光所照耀。那時他剛剛二十出頭，還在清華大學讀本科，便深切意識到古訓“學而優則仕”的涵義，以及如何擺正亂世之中個人與政治的復雜關系。所謂“仕”，投放于現代性的知識視野，不必狹義解釋為“投身政治”，而應當廣義解釋為“服務社會”。因此，盡管他畢生都在從事政治學的精湛研究，卻未嘗從政實踐一日。他采用學院教育的靜寂方式，即馬克斯·韋伯定義的“以學術為志業”，重新詮釋并且拓寬了“仕”的邊界。與此同時，他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用他自己的表達，叫“匹夫”。他還繼承了中國古典士大夫的議政風氣。

據蕭公權先生回憶，在他壯年時期，曾遭遇過從政與入黨的良好契機，最終卻被他毅然推卻。1939年，國民政府決議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以便應付非常時期的重大問題。當時此項事務的主持者張群先生力圖延攬若干專業學者入會，以充實人事與門面。蕭的舊友，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浦逖生與王化成都應邀出任參事，他也在被邀之列。后來經吳國禎等人的轉達，他又到重慶親見張群，表示愿專心求學，謹守教育崗位，因而只得辭謝美任。至1943年，蕭公權出席憲政實施協進會的時候，與蔣介石的高參陳布雷會面。陳問他，是否有意加入國民黨，并可請適當的人介紹，言下之意是，他愿作保。蕭氏婉拒。

蕭氏不愿過深地涉入政治之河，并不能簡單歸結為行政能力不足，在我看來，更多的原因在于他祈望堅守“學術獨立”的底限。打破這一脆弱的底限，比起舍棄那些通往榮華富貴的政治機遇，對蕭氏而言則遠為致命。

鑒于以上種種思慮，蕭公權的“是亦為政”，主要指針砭時事，寫作政論，諫言人民與政府。既堅持“學術獨立”的原則，又恪守公民的基本職責。這一段議政的歷史，從1932年執教清華起始，亙越至1949年遠赴美國為終，長達17載之久。而在此望穿秋水的17年，正是近現代中國歷史轉型的湍急時期。國家一統、政府建制、憲法修訂、地方自治、民智開發等，構筑一個前民主國家憲政建設的幾乎每一項元素，都成為迫在眉睫的必需品；而任何一者的貧血或缺席，都可能誤導蘇醒未久的老大帝國走入險峻的岔道。如此危急存亡之秋，以胡適、張君勱、蕭公權為代表的第二代憲政人如何應對政治難題的挑戰，其意義不僅及于彼時，更及于未來。這正構成我們今日考察蕭公權之憲政觀的重要原由。因為他們既是歷史的見證者，同時也是歷史的書寫者。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憲政史書寫之標本，即蕭氏的17年政論集《憲政與民主》，雖然沒有促成中國走向“世界上民主重鎮之一”，卻在這塊苦難深重的土地播撒下“憲政與民主的種籽”（汪榮祖語）。

憲政與民主/蕭公權文集

蕭公權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2014-6

二、憲政觀初探

既然以憲政為題就先來概述一下蕭公權的憲政觀念。“憲政”一詞的現代起源，與“憲法”、“自由”、“民主”等時髦的政治概念一樣，都來自日本的轉舶。中與西、古與今之間無法抹銷的歧異，難免造成語詞本原涵義的斷裂。如嚴復考證，將“憲法”譯Constitution，就“于辭為贅”，因為在中國古義，“憲”即是法。但蕭氏卻依此詮釋憲政：“憲，法也；政，治也；憲政者，法治也。國民治立大法以定制，政府依據此法以行權。全國上下咸守此法而莫有或違，則憲政之基礎大定。”就在這篇名為“憲政卑論”的文章，他指出“憲政思想至少包含三義”：“一曰國家當有至尊無上之基本大法以規定政府之職權。二曰人民之權利當受此大法之保障，不容任何人士或法令之侵削。三曰國家治權當以法律為最高之形式。”——要而言之，法治是憲政的根本形式，是憲政區別于專制等其他政體最顯著的標志。如果對《憲政與民主》做一次統計，那么“法治”必定是使用最為廣泛的詞語之一，盡管蕭氏對其的理解還停留于相當樸素的層面。

除剛才談到的法治以外，《憲政與民主》所熱切關注的因素，主要是民主與分權。他曾提出“民治為體，憲政為用”的說法，認為兩者的結合正構成現代民主國家的實質。但以今人的眼光看來，這種表達——將民治與憲政截然斷開——卻有些粗糙，我們或許能稍作篡改，以復原蕭氏的本意：民治為體，法治為用。因為民治并非與憲政相對，相反，它是憲政的根基，正如法治是憲政的外形。

比照前兩者，蕭氏的分權理論深受特殊的時代環境之刺激波動，恐怕很難為習慣了和平氛圍的我們全面認同。我所理解的分權，大致可分為縱、橫兩面：縱向指地方與中央適度的權力分治，地方自治與中央集權相互制衡；橫向指西方經典政治學說劃定的三權分立，各司其職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相互制衡。但蕭氏針對他所處的語境——外有日本入侵，準備鯨吞中華，內有軍閥割據的痼疾糾纏，中央空有統一的表象，實則國民政府的政令行不出十省——如果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的聯邦理論，則亡國與亡家的厄運都近若咫尺。所以他贊成以雜糅的“均權”（在單一制與聯邦制之間，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產生一種合宜的“中央地方權責劃分綱領”）替代聯邦主義的“分權”，既要充足國家的整體實力，又要防止中央集權的專政。而作為一種成熟的妥協，他特意預設了兩個前提：推行地方自治，消除地方專制；地方政府必須軍民分治，軍令必須統一于中央。這樣就可保證憲政的列車多走兩百里的冤枉路，卻不至猛然脫軌。

蕭氏在分權一途的不夠徹底，更多的屬于時代病。轉型時期的中國，自身四分五裂，再加上外敵虎視眈眈，注定需要一個強力型的中央政府，攘外而安內，平亂而止爭。否則，國家化為歷史的灰燼，還談什么憲政大廈的建設呢？所以蕭氏若過分講求分權，便繞開了時代拋過來的棘手難題，而走入理念的蒼白迷宮。當然，此一時彼一時，今日的我們理應注意到蕭氏的視野局限與思想困境。

關于憲政的四大要素（法治、民主、分權、自由），《憲政與民主》惟獨缺少對自由的評論。只有一篇樸實無華的“說言論自由”，滯留于冷寂的角落。此書于1948年出版。是年六月，蕭氏應邀到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以自由為題，前后三論：“自由的歷史基礎”、“自由的誤解與真解”、“自由秩序與道德”，后來結集為《自由的理論與實際》，由商務印書館推出。于此，蕭氏創制出“遂生達意”的自由觀。這一命名卻無什么出奇的地方，我推測蕭氏的意圖，就在于與中國的儒道傳統自然牽系起來，證實（“遂生達意”的）自由并非如時人認為的那樣，是中國歷史的稀缺之物。

自由的理論與實際

蕭公權 / 商務印書館 / 1948

我們必須同意，捍衛個體的權利，即自由，是憲政的終極目標。縱觀蕭氏對自由的評論，他雖然沒有高喊“個體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口號，卻不否認它的重要地位。他所偏重論述的是自由與權威、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劇烈沖突。這些政治學上曠日持久的爭論，依我淺薄的判斷，其實只是一個“度”的問題。我可以從蕭氏對自由度的把握，窺見他的憲政思想之趨向。蕭氏看重自由的程度，遠不如同時代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甚至還不如那些轉向追求平等之維的新政自由主義者。盡管寬泛而言，蕭氏可以被納入自由主義的雄壯行列。但在憲政的四大要素當中，他無疑更為青睞民主與法治。《憲政與民主》一書對民主的高舉，以及蕭氏在1947年發表的《二十世紀的歷史任務》一文對“自由社會主義”的精彩闡發，使他看上去近似一個溫和寬容的左派，或許可以說，他是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者。同時，他對中國傳統的淳淳戀情，又使他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而流傳后世。

三、制憲、行憲與修憲

下面我們將以關鍵詞的形式，剖解蕭氏憲政觀的深層次內涵。首要討論的是他在憲法、修憲與行憲等方面的具體論述。在《制憲與行憲》一文，蕭公權指明制憲的意義：

制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這是今日頗為流行的一句話。這句話可能包含兩個不同的意思。（一）離開了法治不能有真民治，除卻憲法的保障不能有真民權。所以憲法是民主政治的永久根基，（二）憲法是一切法制的本源。所以憲法良好，則一切法制才能夠良好。前一義指出立憲之必要，后一義說明制憲之須精。……有精美的憲法當然比有不精美的憲法好一些。有不精美的憲法又比根本沒有憲法要好些。因為一個國家沒有憲法，她就連民主政治的起碼條件都沒有了。在沒有憲法的時候高談完善的憲法，其可笑有點像對沒飯吃的人說：何不食肉糜？中國是憲政未立的國家。我們的急需是“百年大計”的奠基，不是百年大計的落成。

制憲之后是行憲，是對憲法精神的落實，而不是將其架空為一紙具文。“民國憲法鏡中天”，我一再引用吳佩孚的這句詩歌說明民國肇興之后凄慘的司法狀況。蕭氏有同等傷感的慨嘆。所以當時人爭論1946年民國政府修訂的憲法是不是“偽憲”的時候，蕭氏卻苦心孤詣地告誡：

憲法之是否成為今后的萬法源頭，其關鍵在于多數的中國人是否能實行憲法，而使它發生可親的效果。我們不必在這時候斷斷于憲法真偽的爭辯，我們只有從實行的效果來作最后的判決——能行的就是真憲，無效的就是偽憲。這不是玩弄邏輯的詭辯。這是劃分中國民主政治成敗的真理。

國史館 中華民國憲法正本

蕭氏說這番話，是在1947年。兩年以后，他帶著對民國政治的深重失望遠赴美國。所謂“萬里寄蹤”。直到6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得直面“知易行難”的踐履憲法權利的難題。

制憲與行憲以外，還有修憲的問題。蕭氏對修憲的態度不置可否，理由卻逾越時代的局限而極具普世性：“憲政的成立，有賴于守法習慣的培養。在缺乏守法習慣的中國，嚴守憲法的習慣遠比條文亮美的憲典為重要。如憲法可以輕易修改，任何人都可以借口條文有缺點，企圖以修改憲法為名，遂其便利私意之實。現行憲法縱不完善，似乎還不至惡劣到開始行憲，即需要修憲的程度。”

蕭氏論修憲，最看重妥協的精義。他認為民主精神（借用民盟二中全會政治報告里面的定義來說）“第一是容忍，第二是互讓，第三是妥協”。所以我審查蕭氏的憲政現，最大的收獲之一，就是發掘出他對妥協精神的闡釋，正如我閱讀美國制憲會議史而嘆服于漢密爾頓們高明的妥協手法——蕭氏也承認：美國憲法的制定就曾遭受過艱難微妙的妥協歷程。

四、民主與訓政

或許是那一代憲政人特定的政治情結在鼓蕩心氣，讀民國后期的時評與政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時人對民主的追求熱情要遠遠超過其他政治理念（前期表現為共和至上）。蕭公權的《憲政與民主》概莫能外。盡管只有兩篇文章的標題直接談民主，但可以斷言，該書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少不了民主與其他近義詞（如民治、民權等）龍騰虎躍的蹤影。蕭氏更是冀望歷經波折的中國能成為屹立于世界先進政制之林的“民主重鎮”。推想起來，民主必定是那一時代至為稀缺的政治物種，因為饑渴太久，期盼就尤為狂熱，乃至有“民主萬能論”的幻影閃現。這之于中國憲政建設的益損算計，恐怕難以定于一尊，但我們必須明確：民主在憲政有機體的內部可以奔騰萬里，卻有其馳騁的界限。當然，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對于蕭公權所處的時代更是如此。

在《說民主》一文，蕭氏將面目模糊的民主劃分為兩面，一種是政治民主，一種是經濟民主：前者注重個人自由，后者注重人類平等；前者注重人性的解放，后者注重物質的滿足；前者的擁躉多半為自由主義者，后者的擁躉多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前者的政治理想偏于自治，后者則接近獨裁。其實這一區分尚且有些武斷。兩種民主之間，并沒有一條明晰的分割線。自由主義者照樣可以追求經濟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高揚政治民主的旗幟。如蕭氏所言，兩者的區別僅在于對“民”的看法不同。就兩者的目標而論，卻有調和的可能，途徑就是民治與民享、自由與平等的兼顧并重。

在蕭氏生活的時代，孫中山的政治學說屬于主流的意識形態。他對孫中山的批評或修正，主要表現為質疑“訓政”理論包含的民主色彩，及其轉向“憲政”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眾所周知，孫中山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一是鑒于民國以后極端惡劣的國際與國內政治環境，二是鑒于“民智未開”，剛剛從帝制傳統的陰影之下走出的國人，政治意識相當低落，還不配享受先進的民主待遇。這一說法不斷遭到學者們的批評，要么從內部否定（如批評孫氏低估了民智），要么從外部攻破（如認為中國根本不需要憲政，更別提軍政或訓政）。蕭氏近于前者。1937年，張佛泉與胡適在《獨立評論》雜志發表論憲政的文章，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訓政論。張認為：憲政應該是一個活的過程，絕不是死的概念，憲政隨時隨地都可以起始，實在用不著訓政來承接。戰積極響應，重申數年前的觀點：憲政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政治制度，最適合訓練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蕭公權無疑會認同他們的立場。

同時，蕭氏承認，民智需要提升。于此他極為用力，不但并出訓練理智的具體措施，還特意區分獨裁國家與憲政國家教育民眾的相異手段：前者“以培養信仰、激發感情為國策中之要圖”，后者“既非徑在傳授知識，更非培養信仰，而在養成各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評判力，俾其學成之后，不獨于事理之是否得失能有獨立之見解與判斷，而又能根據真理無止境之認識，對于一切異己之主張，持寬容之商榷態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強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

這委實不失為開發民智、孕育公民精神的好路徑。但我們必須注意到相關的現實難題，即訓政的自我矛盾：訓政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態教誨蕓蕓眾生，在此過程當中，他們天生的權力欲必然得到激發，他們緊握在手頭的權柄必然得到鞏固，而訓練民智，就是培養權力的敵人，因為民眾成熟起來，將要分他們的權。憲政的基礎是自治，但作為過渡階段的訓政是“領導人民去自治”，實際上還是“他治”，是訓政者的統治。沒有理由保證訓政不淪為“獨裁的變相”，而蕭氏依舊心存幻想：訓政盡可以做民主的先驅，“關鍵在乎主持者是否出之以誠，行之得當”。但古往今來，好的“主持者”，“好人的政治”出現過幾次？蕭氏不愿以不可救藥的樂觀遮蔽慘淡的現實，最后他針對那些整天將“民主”“自由”等口號掛在優雅的嘴角，背后卻施行獨裁專制之罪惡的“假民主”者，提出通往民主憲政的訓政之路：

真民主的人不需要人罵，真不民主的人卻不怕挨罵。我們何必說許多動肝火、乏理性、無效用的廢話呢？讀者也許要問：假民主的人（這與真不民主的人有別）應當怎樣對付呢？筆者個人的建議是：用真民主的言行去使得他弄假成真。能投票，就投票；能主張，就主張。凡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都認真合法運用而不輕于放棄。假裝民主者的罪惡畢竟比阻撓民主者要小一些。因為假裝民主者還給人民以弄假成真的機會。阻撓民主者甚至把這個機會都要加以剝奪，這才是民主最大的敵人。

蕭氏樸實的民主觀以及對訓政論的批評，均為本人所贊成，但是仍有兩點異議需要補充聲明。其一。張灝先生論中國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曾經分辨出“高調的民主觀”（民主是為實現一種道德理想而產生的制度）與“低調的民主觀”（民主是針對人性的有限而構想的一種制度），并指出中國知識分子多半傾向于接受前者的洗禮。他們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去認識民主，從傳統道德的社群取向去認識民主，從集體主義、全民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去認識民主，惟獨沒有從幽暗意識、從人性不可避免之惡的角度去認識民主。中國文化傳統一直潛伏著樂觀主義的認識論，向往人性至善的大同夢。因此不難想象，在轉型時期，國人對高調的民主觀致以熱烈的掌聲，而對低調的民主觀棄若敝履。這種激進思潮所導致的災難，在今天仍未止息。

蕭公權的憲政觀相對低調，但考量他的民主思想，尤其是比較他的同時代人，他固然不算高調，卻對張灝定義的“低調的民主觀”缺失足夠的洞察。蕭氏倡言以教育培養民智：“有了民主的習慣，一切政治問題的解決和憲政實行的完成，便可同時實現。”——類似的樂觀論斷并不寡見于他的文本。而我們從來尋覓不到他對幽暗意識的議論。套用張灝的話，蕭氏可能不乏中國式的“憂患意識”，而其底色卻是樂觀主義的。這便決定著他的民主觀的趨向。難怪他會對“自由社會主義”情有獨鐘。

本文另一點疑問，牽涉到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無論蕭公權，還是胡適等憲政人，他們紛紛從內部批評孫中山的訓政論，自己卻落入被批評者預設的窠臼，如同政治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指責卡爾·施米特，他如此猛烈地批判自由主義，實則未能沖破自由主義的羅網，仍然屬于內部批判。這里的理念窠臼，我以為就是精英主義思想。訓政者總認為民眾的智力不足，他們卻嚴重剩余，因此才有訓政之必要。實際上，中國的老百姓是否真正“民智未開”呢？這就意味著話語權與歷史書寫權的爭奪：誰來定性民智？標準是什么？如果讓民眾自己衡量，則是另一番良辰美景。

五、一個古典憲政主義者

對蕭公權先生的憲政觀的評述中止于1949年。此后他寄蹤美國華盛頓大學，議政的舊業便再也沒有重操過。這是否暗示著他以慧劍悍然斬斷與現實政治的情絲呢？很難說。限于我接觸的文字資料，我傾向于認為，蕭氏只是轉換了關懷政治的方式，歷史評論替代了時政評論，厚重的專著替代了精短的投槍。未曾改變的是那顆“是亦為政”的恒心。蕭氏在后半生寫作《中國鄉村》《翁同龢與戊戌維新》《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等煌煌巨著，其中并不乏對他所親見的政治思潮的評析。這些間接的文獻，正有助于我們將蕭氏的憲政行旅緩慢延宕開來：他的政治生命，不是銘刻于1949年的破折號，甚至不是銘刻于1981年（蕭的亡期）的句號，而是指向無邊際的未來的省略號。

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

【美】蕭公權 / 汪榮祖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2021-9

在我看來，蕭氏晚年轉向對維新巨子康有為的研究，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思想史事件。閱讀《近代中國與新世界》，一再感受到蕭氏在借他人（康有為）之酒澆自我心中郁積的塊壘。張允起先生論蕭氏的康有為研究，認為這兩個人的文明觀——“只有通過普遍化的道路，致力于文化綜合，才是最終解決中西方文化論爭的正確方法。”——比較相似。我以為還可以推進一層：他們的政治觀與憲政觀同樣具相通之處。他們都贊成漸進而非激進，講求過渡時代的妥協而非全盤推翻重建，主張地方自治是民主政府不可或缺的基石等。蕭氏對康有為“君主立憲論”的精彩詮釋隱含著他對民國初年流行的政治思想的批判。而他對20世紀上半期魚龍混雜的民主觀的重審，對照以前的結論，我們可以發覺他的理念反思或轉向。此書中，蕭氏一改二十年前的樂觀，而無法掩飾他對中國民眾政治遲鈍、政治水準落后的失望。

鑒于這種對歷史、對人性的悲觀氣息的彌散，蕭氏在晚年愈加趨向保守。何況他本來就不夠激進。他不像嚴復（第一代憲政人之代表），也不像殷海光（第三代憲政人之代表）。他們早年都是引領時代風潮的“新學家”，或點燃自由火炬的反叛者，都反傳統而親西方，但最終，卻猛然浪子回頭，轉向親近中國的古舊文化。這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議。盡管蕭氏在五四運動的熱風熱潮當中行至成年，他還曾編輯刊物為火燒趙家樓的同伴吶喊助威，但趙家樓廢墟上的激進火光，“打倒孔家店”的徹底口號，卻沒有蠱惑地的年輕心智。

同樣，西方文化對他的沖擊更為巨大。他的幾乎所有著作，都深深扎根于西方的政治學理。他的碩士與博士導師，分別是大名鼎鼎的喬治·薩拜因（《政治學說史》的作者）與弗蘭克·梯利（《西方哲學史》的作者）。他從不否認兩位教授對他的決定性影響。但他亦從未像時人那樣連西方的月亮都要盲目崇拜。

正是這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或者說兼通中西的成熟的思想姿態，才成就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出產及其在專業領域的赫赫地位。

中國政治思想史 : 120年紀念版

蕭公權 / 商務印書館 / 2017-12

依照我的定義，蕭公權先生可謂一個中國特色的古典憲政主義者。在憲政主義內部，古典與現代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對待傳統的態度；對歷史進步論的信仰或批判；憲政建構的路徑依賴。晚年的蕭公權先生，正緩緩走向古典憲政主義的懷抱。無法判斷他是變得悲觀或樂觀，或許兩者兼而有之。通過對康有為思想的重審，他悲觀于幽暗的人性，樂觀于現代中國的建設。汪榮祖眼中的蕭老師“身短而瘦，重儀容，性淡泊，與世無爭，言辭多機智，有遠旨，暮年衰病，雖多故國之思，終未能重履故土”——“久已渴望民主憲政的實現”，想必正是“故國之思”的一個投影。但“未能重履故土”，卻說不上是缺憾還是幸運，因為今日中國的政治影象距離他設想的“大同世界”，可能尚有不小的落差。

（本文原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6期，有刪節，經作者授權后發布。完整版見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3295.html。）

原標題：《一個古典憲政主義者的家國理想｜ 人物 · 蕭公權》

閱讀原文